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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捍卫和尊重何种企业家:兼对企业家精神及其创新活动的性质甄别

更新时间:2019-01-18 17:37:0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在熊彼特看来,科技发明只要还没有付诸应用,它在经济上就不起作用;相反,企业家则把发明付诸实施,把一个无形的创意转变成可操作的、经济上可行的经营活动。显然,从此视角出发,就不仅要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而且需要将企业家和发明家区分开来。当然,企业家也可能是发明家,但企业家作为发明家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同时,作为发明家的品质和作用与企业家根本不同:发明家更多地是源于工作本能或好奇心的冲动。同样,企业家也可能是资本家,但企业家作为资本家也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同时,作为资本家的品质和作用与企业家根本不同:资本家更主要是承担投资冒险的风险。鲍莫尔认为,风险承担是资本家的职能,对风险承担的补偿则是资本家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12]。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风险投资者本质上是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此外,企业家也可能是管理者,但企业家与管理者合一的情形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还没有分开,这主要适用于规模不大的企业,适用于企业组织的等级制(链)不长、从而组织管理相对简单的情形。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市场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三类主体作一界分。

  

   首先,需要将企业家与发明家作一区分。一般地,科技发明家和创新型企业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拥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并且都是在工作本能和好奇心促动下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人。不过,两者的差异在于:发明家的发明和创新活动往往纯粹由好奇心所驱动而不怎么计较利益得失,创新型企业家则致力于将发明与商业结合起来并从财富创造而非财富转移中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的创新“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手段,而只是与众不同地,更适当地,更有利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13],“作为商业组合方面诸般情况的一个例子,可以列举为了某一种生产手段,也许是某一种原料,选取某一种新的和更廉价的供应来源”[14]。同时,科技发明家和创新型企业家的创造活动往往都会为社会带来新的财富,而且,创新性越强,所带来的社会财富也越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大。相应地,科技发明家和创新型企业家的差异在于,两者从其所创造社会财富中获取个人收益的份额是不同的:科技发明家属性越强的人,他对个人收益的份额大小也就越不在意。譬如,图灵(A.Turing)、汤斯(C.Townes)、巴丁(J.Bardeen)、伯纳斯-李(Berners-Lee) 以及高锟等人的科技发明都为人类福祉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本人却没有由此获取高额收益;与此不同,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孙正义、杨致远、拉里.佩奇、贝索斯以及中国的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丁磊等商业天才,他们都是将前人或他人的发明成果运用到商业中并由此获取巨额个人收益。显然,前一类人就是极具创新精神的科技发明家,而后一类人则是具有高度商业头脑的创新型企业家。熊彼特写道:剩余“落入把织机引入到循环流转的那些人手里;而不是落入单纯的发明家,也不是落入单纯的(织机)制造者或使用者手里,那些按订单承造织机的人将会只获得成本价格,那些根据产品说明书来使用织机的人,初时买织机所付代价甚昂,以致几乎得不到什么利润。利润将归属于那些成功把织机引入到产业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制造并使用织机,还是只制造或只使用织机,都无关紧要”[15]。

  

   其次,需要将企业家与资本家作一区分,这需要进一步审视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的主流定义。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基本逻辑是:纯粹企业家通过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来获取利润,但一些利润机会往往包含着种种时间耗费过程,如低资源成本和高商品收益之间的差异就使得这种资源可以产生某种当前利润的机会;进而,由于生产需要时间,因而此时的利润机会就需要资本投资,而投资则是资本家的角色。柯兹纳就将利润的获取分为两种情形:(1)纯粹的企业家通过“租借”资本家的货币资本而获得这种利润,而资本家因“出借”货币资本而获得的就是利息,这是资本所有者收入的实质;(2)如果一个企业家恰好自己拥有资产,因而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两者角色就会合二为一,他所寻求最大化的也就不再是企业家利润,而是凭借资源所有权获取的准租金 [16]。事实上,按照奥地利学派定义企业家才能的基本逻辑,资本所有者在将资本“出借”给这个企业家而不是那个企业家时也是基于对不同企业家才能及其赢利机会的警觉,资本家雇用这个企业家而非那个企业家来组织生产和管理企业也展现了更高层次的警觉,因而也应该属于企业家[17]。但是,从创新角度而言,企业家的创新可以带来新的财富,而资本家的冒险往往只是产生财富的转移。为此,熊彼特强调,“企业家从来不是风险承担者……如果新事业失败,贷款给这个企业的债权人就会倒霉。……如果这个企业家是靠过去的利润来经营,或者利用原属于他的‘静态’企业的生产手段来经营,那他也知识以资本家或商品拥有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企业家的身份,来承担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承担风险并不构成企业家职能的一个要素。哪怕在名声方面他可能要冒风险,但他从来不承担失败的直接经济责任。”[18]

  

   最后,我们还需要将企业家和管理者区分开,这一点鲍莫尔做了详细的论述。一般地,管理者主要关注可行的生产过程是否能够和技术进行合理组合,既满足于当前的产出水平,又适合预期产出水平;相应地,管理者负责检查连续生产过程的当前效率,包括节约成本、制定满足合同要求的计划、日常的代价和广告开支决策等,也即主管那些包含在企业习惯模式中的行为和决策。与此不同,企业家则致力于寻找新的思想并将它们付诸实施,从而需要承担领导、有时甚至是动员的工作;相应地,企业家主要负责最优地实现企业目标的决策,而不是从事常规性活动,也不能允许事情变得墨守成规[19]。用经济学的术语讲;管理者是要让生产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点尽可能地接近边界,而企业家则是致力于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是创新性的,并且是与个人的警觉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企业家才能往往就具有先天性,很难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得到很大提高,这与管理者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甚至米塞斯也认为:“为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一个人不必非要从工商管理学校得到一个学位不可。这些学校训练的只是会照章办事的低级职员而已,而决不可能训练出企业家来。企业家是无法训练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在于他能够把握机会和填补市场空白。这需要敏锐的判断力、远见卓识和充沛的精力,显然这是任何特殊的教育都无法提供的。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以学术教育水准来衡量,通常只不过是一介白丁而已。”[20]同样,鲍莫尔也写道:各个商学院“希望能够训练一些学生成为企业家,但是结果往往只是做到传授一些管理者的技能”[21]。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企业家行为从事的是非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不是简单地在给定的选择集合中进行成本-收益的最优化计算,从而就不能还原为机械而被动的计算器;相应地,企业家角色也就很难被纳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正规企业模型中,一些企业行为分析模型中冠以“企业家”的实质上是“管理者”行为。

  

三、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界定为创新者或套利者,两者在财富创造和资源配置方面处于核心作用。进而,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往往就混用这两类企业家角色的创新性和警觉心来为一切市场活动进行辩护:一方面,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推动了技术发明和财富创造,从而是值得赞赏的;另一方面,在市场中进行套利的几乎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具有某种警觉心,从而也就都具有企业家精神。这样,奥地利学派及其信徒就得出结论说:几乎所有市场主体都是企业家,几乎一切市场行为都是企业家行为,而几乎所有企业家行为都是生产性的,因而市场主体的一切行为也就值得赞颂。果真如此吗?我们继续对企业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作一梳理和辨析。

  

   (一)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双重性

  

   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并高度推崇那种能够发现和把握机会并以调整当前行为而实现目标的“企业家”:正是这些“企业家”发现和利用各种潜在的机会并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结果,不仅促使了分散的市场信息得以传递开来,而且创造出以前不曾存在的信息以获取利润,进而通过辨别套利机会而将市场推向均衡。但不同于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活动都视为生产性的,鲍莫尔认为,“企业家常常根本没有任何生产性贡献,而且,有时还由于从事了凡勃伦所描绘的对生产的‘系统性破坏’,从而扮演着破坏性角色。这种情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只要经济中的报酬结构如下:寻租类(以及更糟糕的)非生产性行为的收益高过生产性行为——它就会发生。”[22]尤其是,这种逐利行为所滋生的破坏性作用随着市场堕落效应的偏盛而日益普遍和严重。究其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攀比和过度竞争,这使得人们更加注重物质利益,愈加热衷于炫耀性消费,虚荣心得到不断膨胀,进而使得工作本能日渐式微而虚荣本能则获得无约束的释放;相应地,逐利的企业家就更热衷于通过寻租而不是创利的方式来获取收益,进而商人型企业家的逐利行为就日益压倒工程师型企业家的创利活动,并对社会财富创造和社会经济发展就起到越来越显著的破坏性作用而不是生产性的作用。正是由于逐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角色和作用发生了明显锐变,凡勃伦就将逐利的企业家(阶级)和生产的工程师或生产者(阶级)区分开来,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商业和工业、赚钱和生产、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两极。

  

   在凡勃伦看来,由虚荣本能驱动的财富追逐和由工作本能驱使的财富创造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从一般意义上说,前者主要体现为商人行为,后者则是真正的企业家行为。但是,奥地利学派却将在市场逐利者都视为“企业家”,而将生产创造者视为“技术员”。譬如,米塞斯就写道:“企业家雇佣的技术人员,是指那些有能力和技术从事特殊种类工作的人。他们包括伟大的发明家、应用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建筑师、设计员以及一般工匠。在实现其企业技术计划时,企业家本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技术人员的工作虽然辛苦和艰难,但只有企业家以及雇佣者的身份才能将他们的劳动导向确定的目标”[23],“技术人员从他纯技术的观点,对于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可替代方法,或者难以识别其区别,或者容易因某一方法能够得到最大的物质产量而加以选择。但企业家却是由利润动机所驱使的。这一点使得他更趋向于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法,即他会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否则就可能损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的满足”[24]。当然,出于为企业家的逐利行为辩护,奥地利学派赋予这些逐利“企业家”承担市场不确定性和决定资源配置的功能,进而将企业家的利润视为是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同时,奥地利学派还赋予市场主体以某种自主承担风险的警觉性,从而就将市场中的所有逐利行为都合理化了。但与此不同,凡勃伦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由虚荣本能和逐利心驱动的“企业家”活动对生产和技术的破坏,因而将企业家阶级作为与生产阶级或工程师阶级相对立的一极而加以批判。

  

确实,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非生产性或破坏型企业家,他们不是通过财富创造而是通过财富转移甚至在财富破坏的过程中获取个人的巨额利益。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16年“五一”期间曝光的莆田系事件。在商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信息泛滥导致能挤到用户眼前的资讯更加“金贵”,这种激烈的信息竞争催生了“竞价排名”的广告模式,而支撑百度“竞价排名”则是资产雄厚的民营医疗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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