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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奇 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与机制辨别

——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

更新时间:2019-01-16 15:31:09
作者: 周亦奇   唐世平  
北约的宪章就明确表示其希望能够建立基于共同历史和传统的共同体,而华约也提出过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想,并且,根据安全共同体理论,在塑造共同体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个主导国可以起到锚点的作用,会极大地推进共同体建设。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北约还是华约都存在类似可能性。因此,这些理论也不能为本问题提出恰当的解释。

  

   除此之外,在对此问题的既有讨论中,基本上都未采用较为严谨的方法,而是用简单的案例堆砌或者轶事性案例的方式进行讨论,这就使得研究者要么只关注北约这一成功的正面案例,要么仅关注华约这一失败的负面案例,缺乏更为科学的系统性比较,也没有对其中的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试图论证联盟内部能否实现有效和解是决定其发展结果的一项关键机制。本文所说的联盟内和解是指内部成员在重大冲突后管控并消除对于其他国家的安全恐惧与敌意,实现从“冷和平”走向“热和平”的进程。和解与其他机制(如战略示善等)一样均属于国家间的合作进程,但其重点在于强调国家在重大暴力冲突后实现道歉与原谅的过程。和解机制是联盟中弥合冲突创伤、构建共同身份的关键,是联盟维持与共同体构建的链接重叠环节。通过和解可使联盟内形成对彼此意图的高度信任以及共同的叙事和认同,并为之后更为深度的共同体的构建建立基础。另外需要澄清的是,本文虽然重点讨论和解机制,但并非主张此机制是决定联盟最终结局的唯一机制。影响联盟崩溃的机制有许多,而直接导致华约解体的原因必定是苏联对领导权的放弃和自身的政策决定。不过,其他机制的存在虽可以成为本文讨论的背景,但是并不能否定和解机制在联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与其他机制相比,和解机制在既有研究中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也没有足够好的论证方法,故而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和解,从而推进我们对联盟发展结果的理解。

  

   (一)联盟内和解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

  

   和解机制是一项需要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综合考虑的机制。和解需要国家克服自身“族群中心主义”而进行道歉或者宽恕,其通常需要一国政治领袖与民众共同担当,防止“国家神话制度化”,改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最终和解。

  

   和解机制的前提与具体过程如下:和解机制的前提是国家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并在冲突后取得了浅和解。这里的冲突通常是一方施加在另一方之上的伤害行为(侵略战争或殖民)。这些冲突矛盾都需通过和解进行化解。和解机制的行为主体是加害国与受害国,其关键涉及加害国道歉与受害国谅解之间的互动。

  

   根据唐世平对于和解理论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联盟内部的和解机制可分为浅和解与深和解两个阶段。

  

   第一,浅和解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指受害国与加害国在进入相同的联盟后,迫于联盟战略需要、依靠强力进行和解。浅和解是各种和解机制的第一个环节,存在如下特点:首先,从加害国道歉而言,浅和解存在不够深刻、难以持续、功利性强等特点。此阶段加害国对受害国的道歉和补偿通常停留在表面,是在外部威胁和联盟内主导国的要求下被迫进行,并未深刻反思其过去的历史错误。其次,受害国在浅和解阶段也难以真正宽恕加害国。在此阶段,受害国进行的宽恕也通常出于共同的战略需要或者第三方强制的原因,并非主动愿意进行宽恕。同时此类宽恕通常只停留在政治精英层面,并未完全扎根于社会之中。

  

   第二,深和解阶段。受害国与加害国通过进一步的互动,可逐步将初期的浅和解过渡到深和解。要实现这一点,除了必不可少的时间之外,还需如下步骤:首先,加害国需在其内部展开对历史的深入讨论与深刻反思,并且这类反思需逐步转化为国家新的集体记忆。这需要加害国对自身的侵略历史进行全面反省。这些反思通常由知识分子发起,并逐步从单纯的学术讨论扩大到对于全社会民众的启蒙与教育,并逐步沉淀积累为全社会接受的观念。此类反思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或者代际轮替的方式逐步成为该国在政治上的主导观念。初期强调浅和解和一批不愿意直面侵略历史的政治家被边缘化,而新上台的领导人可以做出更为深刻、发自内心的反省与道歉。其次,受害国方面也需要真正地原谅加害国才可获得和解。这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加害国的彻底道歉;其二是受害国内部准确客观地获知并了解加害国的内部反省进程,避免受到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这通常需要受害国内部存在一个理性自由的舆论空间。

  

   除以上的核心环节外,和解进程还需一系列辅助机制,分别是受害国与加害国保持着相互妥协的政治关系、互惠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和人员自由交流的社会关系。这些辅助机制可以帮助相关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进一步加强了解,增强互信,推动和解。

   (二)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联盟内和解机制的调控因素(催化剂与阻碍剂)

  

   根据对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讨论,此方法需在正负案例中确立相同机制与不同的调控因素。在本研究讨论的案例中,北约和华约均属于非对称联盟。这一联盟内部已具备了引发和解机制的初始条件(如相同的意识形态、核心国家、联盟之间的制度建设),并且,在冷战的历史格局下,推动联盟内的和解也符合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联盟主导国的利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和解机制存在于北约与华约这两个案例中。而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需要加入的因素(催化剂或阻碍剂)其必须是能够直接影响和解机制的调控因素。本文认为联盟内部的国家采取的国内管理体制是影响和解的关键,而这在北约与华约两个案例中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

  

   从定义上,本文所提出的国内管理体制是指联盟内部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制度。一般而言,在一个拥有主导国的非对称联盟中,联盟内国家通常会采取类似的制度体系。而这种变量属性有三个维度,分别是其边界性、轮替性和开放性。当联盟内部国家的体制呈现出有限边界、竞争轮替和开放交流的特点时,这些因素可以催化和解的发生;而在联盟内国家如果采取了缺乏边界、垄断僵化和封闭保守的国内管理体系,这些因素就会成为和解机制的阻碍剂,影响和解机制的运作。

  

   第一,制度的边界性维度分成有限边界和无限边界两个特征。有限边界的制度明确国家、市场、社会等相关场域的边界,允许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在有限边界制度的国家内,国家尊重政府之外的社会领域产生自发秩序,采取柔和的调控模式。而无限边界的制度并没有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构建明确的边界,相关决策者直接利用指令与强制力对各个领域进行管控。

  

   第二,制度的竞争性维度分为竞争和垄断两个特点。竞争性的制度鼓励内部竞争,将此类竞争规范化,并保持人员和政策的变化空间。由于其政策多为各方博弈产物,故而妥协空间也较大。而垄断制度则较为僵化,不允许政治竞争,缺乏轮替机制,政策与人事变动空间较小。

  

   第三,制度的开放交流维度分为开放交流和封闭保守两类。此处,开放交流既指金融、贸易等经济层面上的相互交易,也指思想和文化上的自由交流。在拥有开放交流制度的国家内,有关决策者不能垄断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政策制定需广纳民意,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和想法可有较多的渠道沟通。而封闭保守的制度体系则限制社会层面的相互交流与自由思考,封闭性较强。

  

   本文认为,国内管理体制的三个维度对和解有重要影响,但在和解的不同阶段,国内管理体制对和解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和解机制的发起阶段(浅和解阶段)国内管理体制并不会对和解机制的发生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此阶段的和解推动力通常来自第三国的强力或应对共同威胁的需要,而当和解进入深度阶段,国内管理体制的作用就格外重要了。

  

   其一,彻底和解首先须有加害国内部深刻的反思,并且此反思需得到受害国的积极回应。实现这点的前提是独立自由的社会讨论与联盟内充分的人员、信息交流。制度的有限性和开放性可以促进联盟内部社会的相互交流,形成和解所需的社会基础。

  

   有限性的国内管理体制可使该国有较为独立的社会和思想交流市场,这可确保该国民间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较为自由和独立的反思与研究,并为联盟内民间自发的历史交流确保独立自主的空间。由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与政府相比,民间交流可以更为自如与细致地处理这些历史和与之有关的社会心态问题,而政府则可扮演此类思想讨论的中立观察者,不直接干涉,使得国家间更易实现深刻和解。反之,无限性国内管理体制会导致一国缺乏讨论空间和思想市场,可能对相关历史讨论设立禁区,阻碍对此类问题的深刻反思。此模式会使加害国方面越发遗忘自身过去的历史暴行,甚至正当化此类行为,使得两国间仇恨进一步延续下去。

  

   其二,深入的和解需要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后,让相应的精英与社会群体通过相应机制进入政权,从而巩固对历史的反思,并释放深度和解的信号。具有竞争性国内管理体制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这一点。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暴力冲突后,相关国家新上台的领导人在初期并不能做出非常深入的和解和道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与政治轮替后,对历史深刻反思的精英才可能进入政权。而这便需要一国存在定期的政治竞争制度。当联盟内国家采取比较垄断僵化的国内管理体制时,其国内政策与人事的变动空间相对较低,导致坚持浅和解、排斥深入和解的势力更容易垄断政治地位,阻碍深度和解的实现。

  

   其三,实现深入和解还需要在联盟内部实现平等、充分、相互依赖的人员和经济交流。具有有限性、竞争性和开放性体制的国家也更容易推动这一机制的运作。在具有有限性和开放性的联盟内,经济与社会交流可以自由开展,更易形成民众间的相互往来和经济相互依赖。同时,具有有限边界性的国内管理体制可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市场、社会领域,自发解决本领域内的冲突,避免政府直接介入而导致矛盾升级并冲击国家间关系。而在一些缺乏有限性制度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中,民众之间无法深入自由交流,相应的经济矛盾也容易由于国家本身的介入,而导致低政治矛盾上升为高政治冲突。

  

   总之,本文认为国内管理体制是调控和解机制的重要因素。下文将以北约和华约作为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分析在两个具有相似初始条件并且都存在和解机制的案例中,不同国内管理体制特点如何对两个案例的和解机制产生影响,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结果。

  

四、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应用:美苏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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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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