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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一个真实的中国,美国无需畏惧

更新时间:2019-01-14 17:30:13
作者: 赵启正  

  

   由赵启正和美国著名宗教领袖路易?帕罗(Luis Palau)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教徒的友好交流》曾在海内外引起空前轰动。这本书根据两人在北京、上海黄浦江边三次对话内容汇编而成。赵启正和帕罗从《圣经》《论语》聊到科学与宗教、社会进步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虽然信仰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却能进行毫无隔阂的对话。这场智者之间的交流与反思堪称中外交往的成功典范。赵启正曾在序言中表示:“我不指望读者能赞同本书的多少观点,但我希望读者能赞同我们两人对话的态度。”

  

   这种不畏惧、不避讳,坦诚交流、彼此尊重的态度也完全可以运用到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外交外事系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赵启正深切地感受到: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认识误区和误解,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冷静处理分歧来化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不必畏惧、不应歪曲,因为一个发展的中国将使美国同样获益。

  

初尝中美科技合作的“甜头”


   采访组:您原来是学核物理的,最开始如何接触到美国?对美国的认知又是怎样的?

  

   赵启正:中美建交之初,我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当时美国是国际上核物理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所以我对美国的了解最初就是通过阅读他们的科技文献开始的,了解到美国是个科技强国。中美建交后,我得到了和美国科学技术界交流的机会。我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期间,研发出了彩色摄像机里面的一个关键器件,即偏转聚焦系统。这个器件此前一直依赖进口,而且只有少数国家能生产卖给我们。虽然我攻克了研发,但却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性能指标很高,国内还没有一家能够进行品质鉴定的机构。幸而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可以互相访问,所以在1981年,我得以访问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安培公司(Ampex)。美方对我的产品做了鉴定,证明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还有某些突破——这就是国际交流带来的好处!由原来的文献交流变成科技工作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最后还实现了双方互利共赢:他们的设备弥补了我们的不足,而我们的产品不但能够解决本国自用,还能够出口,因为质量好、价钱便宜,也使美国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我最早是从技术人员的角度,体会到了中美建交对两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采访组:您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看到的美国和想象中的有什么异同?

  

   赵启正:在中美建交之前,即使是电影、电视上也很少看到美国。我第一次到美国时,看到那里的高速公路、高架桥、超市,还有自助餐厅……当时在中国都没有的,我们那时到食堂吃饭还要用粮票呢。我感觉到那时两国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刺激”,美国能做好,我们也能做好。现在再去美国,我发现他们的高速公路没有我们的那么平整通畅,他们的立交桥没有我们的那么宽大,造型也没我们复杂。中国和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我们在高铁等方面还有所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已经全面赶超美国,总体上我们和他们还有差距。

  

   采访组: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态度是否也经历过一些波折?

  

   赵启正:实际上,在中美建交前后的最初几年,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的政策。例如,在核电方面,中美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合作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展开了核电站设计建造等合作,但就是没有美国。美国国会禁止西屋公司等几家大的核电公司与中国合作,但这实际上有损中美两国的利益。

  

   美国国内曾经出现一股反核电倾向,有些地区的居民不赞成在其住所附近建造核电站,因此有些核电公司的设计虽然已经进行了一半,但是不能落实;已经制造了一些设备,但也不能使用。后来,美国发现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合作,唯独美国无法参与其中,很吃亏,终于转而愿意合作,而且拿出最好的却不能在美国实践的设计方案与中国合作。这就是双赢的合作:中国可以接触到美国的设计,获得了技术上的捷径,并在中国工程师的参与和试验下进行改造;美国则获得了经济效益上的收获,这种合作在美国工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中美就“最惠国待遇”进行磋商时,美国国内凡是和中国有过合作的大公司都举双手赞成。因为中国在享受了“最惠国待遇”后,对美国也大有好处。

  

“浦东赵”感受美国的复杂性


   采访组:90年代您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浦东赵”。在浦东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是否有些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故事?

  

   赵启正:这一时期我和美国有大量的接触,并从中体会到美国的复杂性。美国并非全然上下一致,政府、企业和国民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在浦东开发初期,大量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界领袖、跨国企业总裁来到浦东,我在接触中发现美国人对浦东开发的看法很不一致。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访浦东,我向他展示浦东规划的模型,拿着激光笔告诉他哪里要建摩天大楼,哪里要建公园。那时的激光笔是个大块头,还没普及,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向他汇报海湾战争局势时,也是拿着激光笔指来指去。我说,“有重要区别。鲍威尔将军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轰炸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了。”老布什点头道:“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他非常看好浦东发展的前景,临别前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采访组:基辛格也来过浦东很多次,您和他有接触吗?

  

   赵启正: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曾担任过几个跨国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形势和投资环境仍十分关心。他只要来中国,往往要抽空到访上海,我和他经常见面交流。在浦东新区初建期,西方舆论对于浦东乃至中国的发展褒贬不一,但基辛格多次对我说:“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基辛格在见我时总要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不过,也不是所有大人物的理解都正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是著名的货币学家,他90年代也到上海来过,说浦东就是“波将金村”,意指中国弄虚作假。弗里德曼很有学问,但是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看不懂浦东,看不懂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很想请他回来看一看,可惜他去世了。不过他的传记助手曾说,如果老先生还在世,他会改变当初的判断。

  

   我在上海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美国企业家,比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的高管,他们都非常看好上海的商业市场,事实证明进驻上海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商业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企业家比政治家、国会议员更懂中国。

  

   我始终认为美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多样的。某一种言论并不能代表美国全部的看法。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分歧,但我们要看到美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我们有机会也需要向美国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

  

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向世界说明中国


   采访组:您长期以来被誉为我国“第一新闻官”,您觉得怎样才能向美国更好地说明中国呢?

  

   赵启正:我们和美国的交往是多渠道的。除了国家层面的政府外交外,还有城市外交、民间外交,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即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公共外交已经开始进行了并且有足够深度,但还要继续做下去。

  

   采访组:上海在这方面是否起到了比较好的带头作用?

  

   赵启正: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城市。上海的开放包容和舒适便捷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前来生活工作。每一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上海居民都有责任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有一次,基辛格告诉我他某天中午躲过了警卫,自己上南京路逛去了。他说看到马路上的人都面带微笑,像佛的微笑,印象太好了。微笑象征着友谊,即使不会英文,也可以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

  

   采访组: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

  

   赵启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都由几个因素构成。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情。大清帝国虽经历了康乾盛世,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夜郎自大而闭关锁国,走向衰亡。而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我们对自己的形象应充满信心。

  

第二,是传播媒介。其中,专业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媒体要加强克服文化障碍的本领,增强对外国的了解和对外国观众心态的理解。不仅人要走出去,作品也要走出去。对于外国媒体,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多和他们接触,解疑释惑。我在国务院新闻办任职时,每年的新闻发布会我都有意多给外国媒体发言提问的机会。越是敏感的问题,我越不回避,越得答清楚。因为有些问题涉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听。对于存在较大误解的问题,我也特别愿意创造机会解释清楚,不会因为被某家媒体骂过就视之为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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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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