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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弗洛姆分析弗洛伊德的悲剧性格

更新时间:2019-01-13 21:36:51
作者: 郭永玉 (进入专栏)  
但在家庭生活中弗洛伊德显然是冷漠的,很少对妻子表示主动的爱和热情。所以,用中国的话说,这种夫妻关系是“相敬如宾”的。弗洛伊德也没有对其婚姻本身表示过不满,可见婚姻与爱情不是同一的,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这种冷漠的原因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弗洛伊德在与妻子的关系中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他们之间没有精神世界的广泛深入的交流,妻子对他的人格和事业的肯定是无条件的,也是抽象的。基本上是不过问。他也没有向妻子敞开心灵,他没有努力去启发妻子以求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在他的意识层面,他只要求妻子管理好家庭,照顾好他的生活,但在精神深处,潜藏着对志同道合者的渴求,因为爱的本质就是双方肉体和灵魂的融合。

  

   弗洛伊德的这种孤独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他对女人抱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即残缺不全的人,理所当然地处于低等的被动的地位。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向传统观念决裂的人,但在关于妇女的问题上,却因袭了最合传统的看法,即一些父权制社会的传统偏见。由于他没有把妻子看成和自己平等的人,吃饭的时候宁愿随身带一件古玩(一个小雕像)放到饭桌上,摆在他面前,陪伴他吃饭,也不愿多和妻子主动地交谈。

  

   当然不是不想交谈,而是无话可谈。在父权制社会的家庭中,妻子的生活范围被限制在家里,而且主要是操持家务和养育孩子,她的眼界自然很狭小。弗洛伊德既然认为让女人走出家庭象男人一样为生存而斗争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没有人性”,只有让她回到家庭才是“合乎人性”的,他也就没有理由报怨妻子无知或不能理解他等等。

  

   但这种寻求理解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可能消失的,它要向其他人身上转移——转移到男人们身上。他在和弗利斯和荣格等的交往中开始总是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关系破裂后又陷入极度的痛苦。

  

   他在与弗利斯等人的友情中,总有一种强烈的倾诉的渴求。他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思想、希望、烦恼……他给弗利斯写到:“在你到来之前,我会一直抑郁忧闷,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要把我的一切牢骚向你倾吐,你那平稳从容的火焰会点燃我忽隐忽现的火花,使我再一次感觉良好。”(尚新建译,1986,第48页)。这是一种类似于情书的笔调,弗洛伊德象个热恋中的情人,热烈而又敏感多疑,一旦他的热情受到挫折,就有一种强烈的失恋般的痛苦,甚至突然晕厥过去。他在与弗利斯和荣格的关系出现不融洽的时候,曾昏过去几次。他自己解释说他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同性恋般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同性恋,可以将其看成是他冷漠的爱情生活的一种补偿。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和对妻子的冷漠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单调、空虚和无聊,加上他没有什么娱乐爱好(这可能与他要节省精力以利于事业的怪想有关,也可能与他的气质有关),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结婚以后,妻子失去了新鲜感,他的男人的征服欲早就满足了,加上由婚姻契约所带来的安全感,这样,爱情就不能得到发展和更新。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冷漠,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他的事业和理想,为了把有限的生命倾注到最有意义的事情上,即满足自己对真理的热望。与爱因斯坦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同大众区别开来。可笑的芸芸众生奔波忙碌仅仅为了一个胃,他们发泄他们的冲动,而杰出的人则为了更高的目的去升华这些冲动。弗洛伊德的来访者是由妻子接待的,只有来了他感兴趣的人,他才到会客室呆上几分钟。所谓他感兴趣的人,主要是与他的事业有关的人,上面谈到的布洛依尔、弗利斯、荣格等人都曾是他事业上的同人。

  

   感情往往是痛苦的深渊,弗洛伊德特别害怕受到感情上的伤害,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快乐就是避免不快乐。与妻子深入交流,就会发现差别,因为两个个体不可能完全相融。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意识到差别就会产生孤独和痛苦,又不得不天天与她相处,岂不苦不堪言? 所以不如冷漠。但正如上文已分析的,冷漠也避免不了孤独的痛苦。

  

   感情的痛苦是一种无意义的精力消耗,杰出的人物要节省身心的能量(libido),将它升华为创造性的活动。

  

   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即使性爱也由现实生活转变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在《释梦》中记载了一个他自己的梦:“我写了一部论述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放在我的面前,我正在翻看一页折褶起来的彩色插页。每一幅照片上都装订着一只干瘪的植物标本。”弗洛伊德想起做梦前的那天早晨,他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关于一种植物的新书,他当时想起这种植物的花是他妻子喜爱的,他责备自己很少记得给他妻子带这种花回家。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对自己梦的分析往往不得要领。这个梦的象征意义是,花是爱和幸福的象征,即使是妻子喜欢的花,他也很少记得送给她,他把花压瘪了,放进了标本集,就是说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爱成了科学的对象,但生活中的爱却是干枯的。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压抑人的本能为代价,要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必须珍惜生命的能量。而作为第一个着重研究性心理的人,必须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批判传统的人必须遵守传统。他为了事业,为了满足追求真理的热望,牺牲了现实生活的快乐。

  

3. 理性主义与权威主义


   弗洛伊德虽然潜心研究非理性,但他却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以理性研究非理性,使非理性成为理性最后一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就是说,从他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理性的力量,不再象过去那样盲目地、乐观地信任理性。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身上最显著的,也许也是最强烈的情感力量就是他热望真理、坚信理性。”(尚新建译,1986, 第2页)。理性是唯一的工具或武器,唯有用理性才能理解生活的意义,解决生活的问题。他对理性的这种信念成为他不懈地追求真理的基础。但弗洛伊德人格中又有许多与一般的理性主义科学家相矛盾的东西,他对批评他的理论的人怀着敌意,不允许他的弟子发表不同的看法,他把他的理论看成教义。他发起的精神分析运动带有浓厚的宗教和政治色彩,他需要别人的盲目信仰和崇拜。他自己崇尚理性,却不允许别人运用理性。

  

   弗洛伊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理性是他的信仰,是方法和手段,也是精神分析的目的——以理性指导本能,指导生活。

  

   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他继承了希伯莱文化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用另一个伟大的犹太人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爱因斯坦,1979, 第50页),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伟大的犹太人马克思身上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此外,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需要用理性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并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也是弗洛伊德坚信理性的动力之一。

  

   弗洛伊德对理性的信念显然是由于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用理性衡量一切的精神继续存在于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特别是那些献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中间。弗洛伊德在学生时代就深受这种影响。

  

   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奥匈帝国已腐朽不堪。现实社会生活的事实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不一致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怀疑精神或批判精神。特别是当国家的衰落与父亲生意的破产联系起来的时候,更使儿时的弗洛伊德感受到现实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舆论……都不可信赖。对于一个天资非凡的孩子,除了完全相信自己、相信理性、他还能相信什么?

  

   但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并不能机械地单方面地决定一个人的成长。那种认为时代必然造就一个弗洛伊德,如果不出现这个弗洛伊德,必然出现另一个“弗洛伊德”的决定论的历史观是颇值得怀疑的。弗洛伊德身上一些独特的个性因素使他得以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和影响深远的理论。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多少乐趣,而他又是个自尊心和独立性很强的人,这样的人要实现自我,要得到名誉和地位,只有追求一种事业,一种理想。加上他及其敏感和脆弱,易变的社会现实和感情生活促使他强烈地追求确定性,对他的个性而言,这种确定性只能到知识和理性的世界中去寻找。

  

   但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并不彻底,这集中表现在他个性中的权威主义倾向。他对批评他的理论的人怀有敌意,哪怕曾是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会因为观点的分歧反目成仇,尽管对方依然表示友好和尊敬,他也决不宽容。只要加入到他的精神分析的队伍中来,就要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观点。理论成了教条。

  

   为了保证他的理论的纯洁性和生命力,他领导了一场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的精神分析运动。精神分析,从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发展成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进而转变成一种运动,由秘密委员会作中心指导,不断地清除异己,并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超级组织,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机构。在这个运动中,领导人成了独裁者和偶像。我们只要看一下下面这些语言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其他科学领域里是十分罕见的。1912年,阿德勒“背叛”弗洛伊德,荣格也有背叛的迹象,琼斯提出组织一小群可靠的精神分析学家作为弗洛伊德周围的近卫队。琼斯等几个忠实弟子成立秘密委员会时,弗洛伊德给琼斯回信说:“如果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在守卫我的创造成果,那么,生死对我来说就更无所谓了。首先,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和活动必须是严格保密的。”然而,就是这些人之间也互相猜疑,费伦齐曾写信“提醒”弗洛伊德:“你必须始终注意琼斯,切断他的退路。”(尚新建译,1986,第104-105页)。

  

   显然,依赖性和摆脱孤独的愿望又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激进的科学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保守的宗教教义,一个理性主义的学者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家。所以,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只是个反叛者而不是个革命者。反叛者反对权威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像一些政治家,掌权前激进,掌权后就保守起来。而革命者则完全摆脱了对权威的依赖,完全抛弃了统治其他人的欲望。

  

因此,弗洛伊德又背离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倒退到落后的权威主义时代。启蒙、理性、民主是不可分的,是与权威主义对立的。弗洛伊德同意这样的看法:“精神分析的观点不会导致民主平等:应该有一批根据柏拉图的由哲学家进行统治的原则而行动的杰出人物。”(Fromm, 1959/1978, p.85)。人被分为权威和大众,前者富于智慧,后者受情欲驱使,正如要用理性统治情欲一样,要用权威统治大众。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民主社会中才能得到承认,在一元文化的专制社会中,它总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排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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