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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之重释与“仁”之重光

——纪念《天演论》与《仁学》发表120年

更新时间:2019-01-12 22:07:07
作者: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人的趋利避害、趋乐避苦,以及灵活与合群的本能,就是人经由自然选择形成的生存本能(也是本领),人的“自行其是”就是依据这本能的活动。但是,人人自行其是,又将导致人与人的争斗和冲突,那样人不仅走不出野蛮状态,也形不成集体力量和公益精神。为了群体整体的生存发展,人们就要“自我约束”,培养出情感良知,形成伦理道德,团结合作,“泯其争于内”,“而胜其争于外”,由此结成共生共荣的文明社会,这也可以说是人择或社会选择的目的与结果。——概而言之,通过对天、人及其相互关系的重释,一个新的天下即处于进化之中的人类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完全可以说,《天演论》给予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重释是颠覆性的(未必都是建设性的)[6]。至于这其间赫胥黎、斯宾塞与严复三人观点之异同,尤其是所蕴含的深层问题,留待下节讨论。

  

   (两个问题,如天的神圣性被祛除,一是民众对天的敬畏及由此而来的天理,特别是类似自然法的公理,是否只是优胜劣汰,且在中国很容易与成王败寇的成功学联系在一起;二是人的虚妄,并主要是那些成王者虚妄,可以自比天地,甚至没有比他高大的)

  

   较之严复,谭嗣同有着更为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与政治使命感,因而其批判意识也格外显著[7]。基于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认识,谭嗣同在政治上也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秦以来的皇权专制及其辩护士。他在《仁学》“自序”中由自己的身世遭遇,引出冲决网罗的论断:“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矣?”冲决网罗就是冲决一切束缚、一切差别和对待,冲决的次序,由近至远、由俗至圣,“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新冲决佛法之网罗。”在正文中,他更是频频批判君主专制。严复辟韩,谭嗣同不仅辟韩,更将矛头指向荀子,如其所言:帝王术之于上,韩愈术之于下,所谓君出令臣行令民出财物以事上,完全背离民贵君轻之理。“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故常以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8]严复所借重的荀子的 “群学”,成为谭嗣同最厌恶的“乡愿”之学,足见谭嗣同反皇权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态度是何等激烈而决绝。

  

   那么,君主凭借什么统治天下?谭嗣同认为,他们根本上凭借的是对“天”的垄断:“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人膏肓,至不平等矣。”因而,要拨乱反正,从根本上终结帝制,就要破除大小统治者对“天”的垄断,包括他们制造和维护的“天理”,让“仁”贯通一切,让“平等”主导一切。于是,以平等为最高宗旨,谭嗣同努力将孔子的“仁”道发展为“仁学”,他提出“仁”的本性与功能就是“通”,其目的是通向“平等”。这种观念虽然源于传统儒学与佛教,体现的主要还是谭嗣同所感受的时代要求,即对内铲除贵贱尊卑的等级关系,对外实现自由平等的交流和交往。他特别推举在19世纪的科学界极为流行的“以太”介质说[9],借以表明“仁”所具有的本体论性质,既仁不止是人的道德理想,更是整个宇宙的本性或真谛。他还认定佛、孔与耶三教皆崇平等,且佛教的思考最为纯粹彻底因而居诸教之首。在《仁学》“界说”中,他列举二十七条,提纲挈领地标示出他的基本主张和观点。

  

   界说开宗明义:“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电与心力,则为通之工具。后面诸条解释所谓“通”,即清除世界上一切隔阂、界限、障碍,而尤为重要的,是“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的表象、表现则是“平等”。那么,仁何以能通达一切?因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仁既是宇宙的本原,也是不生不灭本体,它涵盖贯通一切,使一切趋向平等。不平等是有对待,有对待然后无对待,然后平等。平等意味着由多归一,道通为一,此“一”也就是“仁”。“仁”无往不在,无所不通;天下由之太平。换言之,仁的内在目的就是平等,平等就是仁合目的的实现。

  

   由于谭嗣同多方面地继承了传统思想资源,尤其是儒家关于天的“理气”说与仁者“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思想,大乘佛教“发大悲心以普度众生”的宗旨,又吸取了当时他所接触到的西学,试图在《仁学》中将其冶为一炉,却未及精研覃思,故内容丰富而驳杂,涉及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宗教、中外关系等不同领域及学科,既有科学的以太之玄奥,佛学之缘起性空,也有极为现实的政经与实务,如对现代行业与部门的设想,对通商与机器的具体论述;既围绕变法与自强展开,又表达了众生平等的信念与期待。《仁学》显然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而通篇闪耀着谭嗣同悲天悯人的情怀、决心赴难的意志,既是他的变法宣言,也是他的自我觉解,其对皇权专制和三纲的批判,对社会伦理尤其是朋友一伦与男女平等的论述,对民权的呼吁,都特别有冲击力。梁启超的解说是:“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10]

  

   的确,谭嗣同后来受到康有为“三世”说进化观的很大影响,对康有为所服膺的今文经学尤其是“与世推移”“经世致用”的旨趣,更是高度认同,但就思想和学术而言,这主要是谭嗣同传承张载王夫之等广义的“致用之学”或“道德实践精神”的体现,且由于其情怀和志趣凝练出“宗教心灵”的特点,使其仁爱平等之信念愈发执著,批判社会的意识也愈发强烈。[11]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如康有为认为人类进化凭借的是“不忍人之心”的善性与“求乐免苦”的本能,谭嗣同则极力弘扬龚自珍的“心力”说;康有为以天道之元是宇宙的根本,人道的仁是社会的根本,谭嗣同则认为天人合一于“仁”与“通”,仁与通既是道德的价值,也是宇宙的本质,等等[12]。谭嗣同重新解释了天道与人道,这就是基于“仁—通”的平等之道,而平等之道是人类和非人类都要遵循的无彼此、无对待之道。谭嗣同这一思想的依据与成就何在,问题是什么,我们也放在下节论述。

  

  

   显然,严复与谭嗣同的这两部书,都基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体现着经世致用的原则与鲜明的政治目的,但它们不属于政论之书,更非针对实际问题的策论。换言之,两位作者并未由于因应社会政治急务,而缺少基本学理的诉求,也不因对民族命运的忧虑,而主张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各自阐发了一套普世性的理论,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眼光和胸怀。

  

   那么,就天人观而言,这两部书是否触及到天人关系的根本并开显出不易之公理?就天下观而言,它们是否从思想理论上冲击了传统天下的根基,并为新的天下即他们理想的人类社会做出了思想的奠基?前面我们通过文本的概述,对此已有所解答,下面我们继续分析讨论。

  

   先来看严复。

  

   人们早就注意到《天演论》的下述矛盾,这就是严复在所译述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中,却对斯宾塞推崇有加。赫氏此书不仅忠实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谨守着生物学的分际,将“天行”与“人治”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即人类社会的“伦理进程”之迥异于物竞天择的“宇宙进程”,故而明确反对斯宾塞以自然选择的原则解释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主义”。严复对赫胥黎的这一基本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如其所言:“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然而,严复在按语中对赫胥黎有多处批评,却对斯宾塞的学说大加称赞。这所为何故?又如何理解?

  

   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给出了如下解释:与传统中国反差极大的“西方的景象与严复对富强的急切关注之间的关系太直接了。在西方,进化过程不受约束地前进,这正是西方富强的原因,而进化过程受阻,又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斯宾塞不仅提供了一幅新的宇宙整体生气勃勃的景象,也提供了极其兴奋骚动的、灿烂辉煌的‘社会有机体’的景象。”“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活力是蕴藏于个人之中的活力;这些活力可以说是通过驾驭开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开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体、智、德的潜力得以充分展现。”[13]也就是说,严复之所以对赫胥黎的观点有所保留,而对斯宾塞大加颂扬,就在于他认为斯宾塞的学说对“富强”的原因或奥秘做出了最系统最充分的揭示。

  

   当然,史华慈认为“富强”虽然成为严复的主导思想,但严复并非只是围绕民族富强思考问题,在理论上陷入短视,相反,严复正是从所谓“在在见极,不可复摇”的“名理”“公例”“公理”的高度,看待和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之作为思考包括富强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的。因而,如同史华慈所指出的,严复之所以抑赫胥黎而扬斯宾塞,还在于赫氏肯定“伦理进程”而否定“宇宙进程”,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对立起来,导致二元化;斯氏则不仅肯定“宇宙进程”,而且认为人类的“同情”,甚至“被赫胥黎坚决否认的人性中‘利己’和‘维护自我权利’的成分,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宇宙策略的一部分。”[14]换言之,不是赫胥黎而是斯宾塞使进化论成为统一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其实,严复认为支配一切的“天演”之学,昌盛于达尔文进化论,就有过度诠释或夸张之嫌。达尔文对人类起源及人的某些心理的解释,固然借助了自然选择和生物学,但并未进一步用来解释人类文化现象和社会发展,更未将无目的的自然“演化”(evolution)与人类社会有目的的“进步”(progress)混为一谈。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说,固然可以概括为生物在自然环境孕育和压力下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间当然有优胜劣汰甚至“弱肉强食”,但这不等于“惟有强者才能生存”(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species that survive,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适应环境的低等生物、弱势动物同样可以生存,有些还与高等生物、强势动物形成“共生”关系。稍微具体地说,自然选择大体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从特定环境中演化出来的物种与环境的天然适应,二是环境变化的压力与物种之间及内部竞争对生命个体的挑战,促使它们条件反射及行为方式的变化;三是能够适应环境的个体差异与变异,通过生理遗传而相对保存和稳定下来。现在称之为有机体的基因的繁殖或复制。由此,该物种的个体之间和物种之间形成相克相生的秩序,从而在多样的复杂的环境下得以存活和繁衍[15]。自然选择所强调的,当然是自然环境为选择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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