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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战后日本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析论

更新时间:2019-01-10 21:43:20
作者: 张帆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尤其重视非军事力量。用高坂的话来说,“由于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武力体系的破坏力显著增强,军事力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合理手段……作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的重要构成因素,非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了”。在他们看来,虽然军事力仍旧不可或缺,但大国间权力斗争的焦点已开始转向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这种观点在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3.均势与和平

   尽管指出了非军事力量的作用,新一代“现实主义者”终究与“保守派”一样信奉以均势求和平的理念。高坂认为,“均势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实际上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均势有效阻止了美苏发动全面战争。

   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均势并不完美。高坂承认,“均势原则说到底只是苦肉计,没有超越健全的常识,无法保证稳定的和平”。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各国维护自身的理念与利益,通过行动创立国际法,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渐进地实现和平。

  

三、日本型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处方”


   (一)“吉田路线”与“海洋国家”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把外交论争的重点转向了具体的外交政策。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在反思“吉田路线”后提出了“海洋国家”论。

   高坂认为,自主性不足是日本外交的最大问题,日本需要重新定位国家方向。战前日本在亚洲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但战后日本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对日本而言只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彻底‘脱亚’,作为‘远西’的国家全力谋求发展”。他批评战前日本没有成为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国家”,是因为缺乏对外开放的欲望与广阔的视野,战后日本受“吉田路线”的影响或将重蹈覆辙。

   在他看来,“海洋国家”既是地理和经济概念,又是精神和政治概念。一方面,日本需要利用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积极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日本应该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逐渐增强自己的实力。这种“海洋国家”论尝试修正“吉田路线”,至今仍是日本政界与学界的一种代表性见解。

  

   (二)“中等国家”与非核武装宣言

  

   日本要成为“海洋国家”,必然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因此,新一代“现实主义者”在提出“海洋国家”论后,再次把重点转向安全保障问题。

   核武装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的直接契机,是法国战略学家加洛瓦(Pierre Gallois)在1964年访日时的发言。他强调拥核对法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建议同为“中等国家”的日本也进行核武装。这一观点被整理并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只是“进步派”,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也明确反对核武装。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虽然反对日本的核武装,出发点却与“进步派”大相径庭:《日美安全条约》与自卫队能够保障日本的安全,“非核武装宣言”又能强化日本的“软实力”与“和平国家”的形象,何乐而不为?若泉在舆论界支持日本的无核化,却又作为“密使”促成了“日美核密约”,其中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对核武装的两面态度,在战后日本核政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三)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单独媾和后,日本与苏联、东南亚各国、韩国的关系纷纷改善,日中关系却始终难有突破。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尽早恢复两国邦交。

   高坂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未来将给国际政治带来重要影响。因此,日本需要摒弃意识形态思维,立足权力政治的视角制定对华政策。

   从中美苏“三极结构”的认识出发,永井认为,在中苏分裂的局面下,中美关系有可能实现调整。日本可以通过扩大民间交流、经济合作、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方式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并斡旋美中关系。卫藤沈吉认为,中国问题事关日本的安全,建议日本不干涉台湾问题,加强对华经济技术交流,在改善日中关系的同时成为“美中之间的桥梁”。

   显然,新一代“现实主义者”支持改善日中关系,正是基于对新中国潜力的冷静评估:日中邦交正常化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日本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并且,他们正确把握了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东亚格局与三者的实力消长,期待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在中美之间斡旋,颇具战略眼光。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不同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日本型现实主义萌生于战后初期至1960年的外交论争。当时,小泉信三等“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担忧苏联威胁、不满舆论界流行的“一言堂”现象与“二分法”论述,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这些观点被“进步派”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加以批判,日本型现实主义由此诞生。然而,萌芽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过于重视军事力量,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到了20世纪60年代,高坂等新一代“现实主义者”试图以理性与共识来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现实主义”,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主张权力的多样性,追求在均势下渐进地实现和平,建议日本以“海洋国家”为方向,反对核武装,呼吁尽早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革新势力在冷战后的衰退反而促成了一种虚假的共识,导致日本外交迅速走向保守化,违背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初衷。在安倍内阁的外交政策日益右倾化的今天,回顾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原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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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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