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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权力优越:关键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核心概念

更新时间:2019-01-08 16:20:11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只有否定权力道德化,让利益摆在明处,道德则在暗处,那些虚伪的东西便无法显摆。

  

   权力者的权力优越,除了权力者担任一定职务所能相应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如工资、住房、小车、医疗以及公务补助等其它各种待遇、利益;还包括各种无形的精神名誉上的满足。权力似酒而比水有份量,须捧杯而饮,一般被人们格外重视,如下属及他人的尊敬与通常是处于社会中最高地位;也还包括权力者若政绩卓著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利益,如表彰奖励、绩效工资、工资加薪、职务提升等。权力优越的程度,即反映为上述各种权力者利益水平与其他社会阶层同一层次者之比较。但这还不能反映出权力优越的程度是否合理,因为权力优越是由权力者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价值决定的;所以,判断权力优越的程度是否合理,更主要应看她所实现的政绩是否与所获得的利益相称。目前我国权力者的素质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许多优秀者,也不乏许多低劣者,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些优秀的权力者,尽管在其位谋其政,通过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也相对只能获得较少的报酬或利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共权力者报酬待遇应比照国有企业相同级别公共权力者水平确定,并为此建立类似的绩效科学指标体系与具体考察评定方法。

  

   权力优越也体现在权力的自由裁量权上,自由裁量权越大,权力的作为空间亦越大。利害性越大的权力越需要这样,如战场上的军队首长,政治经济文化市场上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所以,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关键实质不是大小,而是宏观制度与具体规则对其的占有、制约、激励是否科学严密合理。在权力道德化缺乏利益激励竞争的环境下,做“太平官”、“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不少人的为官之道,一些权力者长期尸位素餐,他们在已有职务上稳稳的熬时间,对上级要求落实的政策敷衍了事,对群众的迫切呼声草草而过。如最大量、普遍的腐败行为表现为权力者不尽心尽力履行职责,无利可图时,该办、该做、该管之事,不办、不做、不管或不办好、不做好、不管好。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整个社会之权力者及权力部门会因为从正式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结成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不约而同的(受利益驱动这是必然的)共同不遵守权力道德规范,反抗、抵制公众和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败坏政治及官场风气。其造成老百姓生活中数不清的这样难那样难,而权力腐败分子和不法分子违法乱纪却不难。以现有的权力优越水平和外部监督力度,权力者可能根本就没有动力做好本职工作,他们可能会拖延事务或者人为设置一些障碍。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大多只有腐败贿赂才能起到一种刺激性的作用。综上所述,若一言以蔽之,权力优越就是在自由竞争与法治制约的基础上,给予权力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和物质精神双重性激励,以促使及保障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效率,从而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尽管历来就高扬起“权力道德化”的旗帜,对权力者的正当报酬待遇不断提出日益正统日益严格的要求。然而,在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承诺和权力体制运行现实之间,差距往往是巨大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权力优越表现为种种不言而喻的事实:我们打开电视每天电视的新闻,都是按照职务高低的次序来报道;我们开会、吃饭、照相座位的排列,也都是依照职务的高低来安排;官员的工资、住房、小车、医疗以及公务补助等其它各种待遇,亦都是根据职务高低来确定;官员人、财、事、物各种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更理所当然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还有各种政府性会议的隆重,一方一处之长的庄严,以及权力者的专机、专车、秘书、警卫、厨师、内勤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的权力优越礼仪规则,从官衙的“几进几出”、官员的衣服穿戴和出行的官轿轿夫人数及“鸣锣开道”的仪仗警卫,到朝会的班次序列、印信的尺寸规制、公文的行文格式、奏章的言语表述,直至官员死后的追悼礼仪、陵墓规格,均按照官员的品秩等级予以严格的规定。这些在当代中国都仍能看到其影子,也都只能用权力天然优越才能解释。

  

   在我国,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目前仍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两方面的因素所综合决定的。其主要特点为,一是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小但却相对稳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尤为如此),其各种待遇若完全按照正式的文件规定,与普通公务员及群众之间的差距甚小。比如,国家级官员的工资与一个40年工龄的普通公务员工资,相差不过3至4倍。国家最高一级权力者尚且如此,以致许多年轻的市、县级以下权力者其工资收入,大多比工龄较长的普通公务员或其他劳动者都要低。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即低级别、低责任、低技能类业务官职位的工资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高,高级别、高责任、高技能类政务官职位工资则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低。这种不平衡之下,高级和低级的公务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小,因此政务类官员或者有着各种的工资外的福利及特权,或者甚至干脆想方设法“自肥”。而另一方面,低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对许多普通年轻人仍然有着极大吸引力(有其合理性)。二是权力者的责、权、利三者之间严重失衡,依次为小、大、小,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状况。我国权力者由担任一定职务相应获得的各种法定利益较小所决定,其所承担的各种责任也同样极小,但权力者手中的各种权力却极大,这主要与权力道德化在权力问题上的负面影响(如迷信思想道德教育作用、对权力的制约依赖人治)密切相关。

  

   上述我国权力者权力优越状态的一个人们熟知的后果是,国际上公认的反腐败利器——历来公众舆论一直呼声很高的“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由于权力道德化导致的权力优越不规范,不到位和越位两者共存,缺乏出台所必要的政治环境,风险与阻力均大,使得其一再难产。我国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前提是权力优越必须规范化,否则,严格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按照现行的权力道德化标准,整个官场在道德上都要全军覆没。试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者中,在权力道德化意识形态之下,大量的实权者们没有获取了或多或少的非法定灰色权力优越?他们的家庭财产不稳居于当地社会顶端或上层?所以,要让民众直接面对和接受这非法定灰色权力优越的客观现实,其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合法性不够:必须否定权力道德化,使权力优越名正言顺规范化,而且要同时落实权力的重大责任,和权力的取得要通过公开、自由、平等地竞争,让人们获取权力优越的机会相等。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者的权力优越程度,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两方面的因素所综合决定的。与无产阶级权力道德化相比,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对权力优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态度。在不损害和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公共权力者水平程度较高的权力优越。但某些特殊情况的国家在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过程中,由于触及利益现实还是经受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如韩国在推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就直接导致总理辞职,政府运作几近瘫痪。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着剥削者资产阶级,其基本上完全垄断着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者的权力优越,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私有企业主)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无法项背。大私有企业主掌管着的巨额权力,完全可以与一个国王相比。“微软帝国”、“通用帝国”、“沃尔玛帝国”等,几乎都可以说是国中之国。

  

   可见在权力优越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既有比较客观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社会制度性矛盾的一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存在,权力腐败这另一种剥削就必然具有或找到了她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与依据。权力之主持社会公平正义,在私有制下受剥削诱惑是有限的,只有在公有制下排除了剥削诱惑才会是无限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资本是制约权力足够强大的力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可能重复这一路径,我们必须是在维护权力优越的基础上,然后完全彻底依靠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而避免受制于资本,相反是能够去制约资本。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后,曾有一段时期,在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者的各种利益水平一直稳固的保持在整个社会之上,并加之其它的一些政治因素及措施,其廉洁程度也一直为举世公认。当然,这里也必须同时指出,这种权力者的廉洁是“利出一孔”之下,以牺牲经济效率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其得不偿失,根本不足为取。

  

   因此,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确立科学的唯物主义权力优越观:权力于人类社会之作用至关重要,她是人类整个社会的核心,不论一单位、一部门、一地方、一国家,她都应处于一种君临一切的优越地位。不过,权力优越其本身中天然包含着一种无限扩张倾向,试图追求并勉力实现权力行使者自身意志的最大化,所以作为理性与意志复合体的权力者——人(即非神),很容易越位产生特权乃至腐败。这便是特权及腐败得以产生的最深层原因,对其只有通过法治监督和自由竞争机制去制约权力。只要有充分自由的权力政治市场竞争,权力优越必然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存在高度的流动性。如权力者的专车是权力优越的表现形式之一,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要使其完全名副其实,除专车名义上的最终所有权外(即非私有财产,不在位便自然丧失),权力者对专车的使用就像个人的私车一样,完全由自己自由支配,包括对司机的选择也像私人雇请一样自由,彻底杜绝权力道德化下之“司机(师级)干部”反常现象。权力者专车私用及与司机间的人际关系等道德范畴的东西,自然会由权力市场竞争的利益机制去制约。政治市场权力主体相互法治监督和自由竞争机制完全到位的话,权力竞争者们为了获取和维持权力,自然会用道德约束自己,权力优越便趋向正常合理。就像经济市场中的商品价值规律一样,法治监督和自由竞争机制是权力优越的有效平衡器:若权力优越过大竞争激烈公共服务供大于求时,权力优越易约束制约使之降低;反之,权力优越太小竞争乏力公共服务供不应求时,权力优越难约束制约使其增大。

  

   (二)权力优越的诠释与客观分析

  

   权力客观上天然要求优越,如果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就必然要从腐败方面去寻取,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权力规律。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只要权力仍存在,也必然是这样。对此,我们只能发现、掌握和利用她,而不能改变她,更不可能消灭她。即使在“文革”前,我们那样将权力道德化的年代,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仍然优越,只不过是其的优越程度相对较小,但由于没有自由竞争也更加稳固绝对罢了。权力道德化的有限历史价值,是同资产阶级以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愈发展完善,特别是在今天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实现形式后,这种超乎利益机制的唯心主义空想,已经愈来愈失去任何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反腐败案例中披露出的一个个毫无节操、贪得无厌的腐败官员来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冠冕堂皇的权力道德化下,他们何以竟还如此之没有底线?这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了,需要从权力道德化本身去寻找原因。尽管在台面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权力崇高道德化,日常公务中权力者行为的准则却仍会只能是功利性的,总是服从和动力来源于利益。只须面对实际情形细心想一想,这一点再普通正常不过了。社会现实中,权力者因得不到应有优越,进而产生腐败的各种具体原因数不胜数,其对不同的权力者,或在不同的情况下,各不相同,我们无法事前预料,也难以具体列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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