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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改革开放前后的经历

更新时间:2019-01-08 15:32:47
作者: 张志恒  
也在那里劳动过。丈夫死后,她只好出来参加了工作,她这样的人和这些领导发生争执是自然的,有时争吵很激烈。校领导、工宣队还组织对她的批判,但结果是不了了之。最后罚她在这样一个厂办学校的校办工厂去“劳动”,后来不慎将手指让冲床切掉一截,就此休息去了。她对我比较有好感,常常对我什么都谈,但我并不是很热情,只是当作一般的同事。现在想想,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在别人困难时伸出热情之手。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只想避之,当然也就不会有朋友。我在学校,由于知识面比较广,常委以“重任”,算术、语文、物理、化学都教过,甚至还有体育。我对领导和普通教师都一个态度,也得到同事们的好感。

  

   当上教师,马上就从“领导阶级”的位置跌到“接受再教育”的位置。一段时间还返回去当工人,讲要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但这常常也成了领导们排除异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也趁机借口学工,去电工车间转了一个多月,成了我难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学习了一点实际的动手能力。

  

   转眼到了1976年,毛去世了,这是我在学校听到的消息,当时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在开追悼会时,除少数代表去市中心广场参加省市举行的大会外,其余职工都在厂礼堂临时搭的灵堂开会。久站不动比活动着更耗体力,虽然追悼会开的时间并不长,但不少人脸色蜡黄而站立不住。这当然也可能与礼堂人多,空气混浊有关。听讲在广场开会也有不少人站立不住,这也说明中国人体质基础还是差一点。我因为个高,在会场最后面站,背可以靠在墙上,没有站不住的感觉。

  

   七六年发生唐山地震,一时人们对预测地震很感兴趣。普通单位是没有什么仪器的,于是靠走“政治”路线,用“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豪言壮语来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求,来搪塞上级领导。一时间各处都要求安装预报地震的装置,学校也让我来搞一个,还去市里不少学校的“预测站”参观。真不知如何评价这些东西,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今天这些早不知到哪里去了。或许有一天某个大城市发生了地震,又会想到,也许会再次重复。

  

   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完全停办的,这种情况古今中外从没有过,就是八年抗战最危急之时也没有忘记办学。毛可能也认为不妥,就只好讲,不是不办,而是说理工科要办;后来又补充说,不是说文科不办。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大学开始招生,但条件降为初中毕业就可以,也不用参加考试,主要是作为对广大青年忠于毛的奖赏。厂里每年都有两三个名额,我自己深知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家门”也不是很“红”,但每年都去报名,同时也从没抱什么希望,这样毫无效用的报名有五年之久。这种明知不行,还要去试一下的做法是和我办事习惯于半途而废分不开的。这种招生办法使不少大学里的有识之士感到不行,有一年就决定要考一下,强调了些文化知识的重要。在这种形势下,厂里不少人认为我应去上学,但后来出现了张铁生的事件,一切又回到老样子。

  

   一九七六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到处平反冤假错案,否定十年,也想到了我们这批被耽误了的“老三届”。破例放宽了上大学的年龄,并恢复了考试的招生办法。这些决定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大学招生。七七年的招生拖到了年底,在十二月举行了十年后的首次高考,当时报考和录取的人数比大约是五十比一。我在当时又一次暴露了我的弱点,信心不足,没有认真去准备。错误认为年纪大的只能被师范录取,对分数的重要性也估计不足,这样就又一次错过慎重选择的机会。实际上当时虽然报考者众,但十年不只耽误了我们“老三届”,而是整整一代人,相当多的人一考即“溃”,凭成绩录取我是绰绰有余的。全厂参加报考的人很多,但被录取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老三届的同学。

  

   在七七年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十年不提升工资后首次普调工资。当时我们这批人大约有40%的人可以被提升。我在经济上不是太紧张,也不愿为此去争,抱着有意无意的态度,但后来还是被提级了。其原因我想是当时首次实行评选的办法,人们还能注意公平,有按劳取酬的意识。这样我就以每月领取三级工的工资而在七八年春天进入了师范大学。

  

   我的大学生活

  

   进入的大学,如果在十年前一定是感到比较懊丧的,但当时我已经近30岁了,能有机会上学,真感到十分满意。住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每日吃食堂的大锅饭,没有感到生活的不适应和艰苦。希望能学到一点知识,了却我渴望进入高等学府,追求知识的夙愿。我努力做到和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来学习,但愿望终归只能是愿望,毕竟年岁不小了。古人云“三十不学艺”,而我正是这个时期。

  

   我入学后不久进行的一次数学测验中,几乎的到了满分,我高考成绩中也是数学和语文成绩比较突出。我过去自学的一点高等数学知识和一点点英语基础,使我在最初的学习中比较轻松,加上我坚定的学习态度,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好感,被选为班干部。但不久,我对大学的教育环境有更了多的认识,办大学的理念相当多是延续苏联的教育方式,不重视实际,不讲效率。物理作为一门理性的自然科学,是一门难度较高的学科,比较抽象、深奥,是不适宜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而再来学习的,它的精华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和学会的。作为已经三十岁的人来讲,专心学习已经不太可能,尤其对我这样意志比较薄弱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所以我在三、四年级时首先感到了学习上的吃力,从理解和记忆上都不乐观。这时我虽然人在学校,每日也照常上课,但经常心猿意马。几次考试仅仅刚及格,更增加了我的懊丧心情。这些思虑完全是多余的,学习上困难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而是大多数。今后工作也用不到这样多的知识,没有必要把学习看得太重,要是研究一下应付考试的“学问”倒是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把一些小事情做好,来继续“显示”自己,但我犯着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老毛病。

  

   对于身体的锻炼我从没有放松过,当工人时休息时间不固定,锻炼也就是偶尔打打乒乓球,或去厂里附近的荒山上转转。在大学里我几乎是非常遵守作息时间的,每日起床后,在操场跑三圈,在校食堂买点玉米粥和二两馒头(中午吃六两,晚上四两)。回宿舍后,冷水洗脸后去上课。上体育课时,虽然体育老师比我年轻,但我还是认真做着各种动作,有时认真得让人发笑。出力的运动我可以很好完成,但对有技巧性的完成就很差。这也如同我的为人处事吧!在大学毕业时,我试着在操场进行“告别”跑步,大约一口气跑了六千多米,最后只是感到腿部肌肉有些不适。认真对待身体,也得到好的结果。从走上工作岗位,我从没因病缺勤过,有点小病不吃药就“抗”过去了,除去眼伤原因没有使用过抗生素针剂。(不怕锻炼的劳累,也从不惜自己的体力,可能也是我过早显得衰老的原因,真是少年不知困乏)

  

   在大学有两次集中的体力劳动,一次是去校农场劳动,一次是在校挖防空洞。这些工作都是文革时期教育手段的延续,劳动锻炼是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是警戒知识分子不要“越轨”,提出要落实国家“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方针。在这方面是不用考虑经济“账”的,挖防空洞是直接浪费财物、人力,而学校办农场更是“高投入、低产出”。当工人时,我踏实的工作态度,使我避免去挖防空洞和“拉练”(备战,而练习长途行军)。上了大学,政治“角色”转变了,成了知识分子,自然要参加这些活动。有了一段真正产业工人的历史,这些劳动并没有给我带来困难。在农场起猪粪工作比较繁重,而且比较脏,给我留下印象。挖防空洞有规定的进度,劳动强度也比较大。但除了给地下抛进去些水泥和砖石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为今后基本建设增加些困难。

  

   大学的同学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刚来时穿戴很差,从交谈接触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农村的落后。贫穷的环境一方面使人比较纯朴,刻苦耐劳,而另一方面使人感到见识短浅,过分重视衣食的荣耀。几年学习后,这部分人的变化最大,一反刚来的“寒酸”,一些让人感到有点自高自傲。他们当中不少人又经过几年努力,上研究生,甚至出国留洋。

  

   在大学期间,长时期的积习无法使我仅钻在物理专业上,经常用不少时间去浏览各种报纸,关心着时事政治。同时物理学习上的困境,也是我认识到又一次的错误选择。年纪比较大了,不应当选择理论性较强的理科专业,而应当去选文科,历史或是中文,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有社会经验的长处,同时也可以把平时所学所看的东西和专业结合起来。(今天注:也未必选错,不懂物理真是很难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掌握科学方法是最重要的)

  

   在大学四年期间,也是中国政治变化比较快的几年。其间爆发了中越战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一次政治民主的尝试,即出现人民代表竞选。但我很少去直接参与,除去较重的学习任务外,还有家庭责任的负担。同时过多的政治历史常识也让我比较谨慎。

  

   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去当中学教师,这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和应该的,认为学校要能给人以较多的学习环境,而更少一点社会上的庸俗和杂乱的人事环境。所以我对毕业分配没感到会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界,或是上级领导机关,同社会上其他地方一样,充斥着拉关系,走后门,结帮拉派。所谓的人事原则只不过和到处张贴的“为人民服务”一样,是让别人去看的,并不是要认真去做的。毕业时,有头脑的人都积极活动着,想方设法避免去做教中学的工作。我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论条件是有条件去参与“活动”的。同时我的学习成绩在基础学科上是比较好的,一个教过我高等数学的老师多年之后还提到我,讲我在解析几何习题解法上有独到之处。我想去一所理想一点的中学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也努力了一下,但不知道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诀窍,最终去了市上很普通的一所中学。(大学同学最终在中学教书的只是一小部分,大概不足20%,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体制问题,用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人才流失)

  

   在市属中学工作

  

   我去的中学是一所老学校,属市教育局管,教师属于市上的干部。其建筑设备和我所念中学差多了。教员中相当多是没有念过大学的,文化素质比想象中的差多了,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到中学来。只要有点能力的人只是把这里作为跳板,很快就“升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留不住“人才”,一是上级管得较“死”,学校基层活力不够;二是教育经费比较少。“重视教育”、“关心下一代”都只是些口号,搞好教育工作也只能停留在纸上,空喊一下应付上级。这所学校所招收的高中生属于正好考不上大学的这一档青年,学习成绩之差让我吃惊。我在这里磨掉了最后一点锐气,有时想想,自己就如同唐吉珂德,骑着瘦马,挺着枪,向风车冲去一样,令人可笑,也令人伤感。(关于教育我看了不少理论方面的书,结合实际,隐约感到问题关键所在,这几年写了一些文章,不少观点散布其中,综合起来系统来谈教育问题,我的能力还是不够,何况这不是需要我去想的事情。这些十多年前的看法还是比较幼稚的。)

  

   在刚大学毕业的一段时间里,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得越来越高,这种局面下,校领导希望我能提出入党要求。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在上大学时我就有过入党的机会,而且很可能是容易实现的,但我没有提出。我这个人在不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用自己的政治态度换取“食禄”的,或者讲不是随大流,而是有点“特立独行”。后来形势的变化使我对入党很谨慎,甚至决定在讨论我入党时,主动提出暂缓考虑。现在想一下,我这样一个总喜欢问“为什么”的人,进入党组织也不会发挥作用,没有必要入党,虽然在我今后的“名、利”待遇上会受一些损失。

  

   在八五年底,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当时我第一次知道仅仅区一级的人大代表才是民众直选。分配给我们学校一个候选名额,要求是非党的知识分子,我的年龄也符合,就被提名。但和我同一选区的候选人姓王,选票上的排列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我就排在第二位,投票选举后,我自然就落选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估计可能是纯属偶然,我转而被提名为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市人大代表是由区代表会上选出,候选人中至少百分之八十可当选,这样我就当上了五年一届的市人大代表,市代表大概是每五千市民中选一个,而如果选成区代表是三年一届。这样在五年里,每年可以去高级饭店吃住一个星期。对于吃喝百姓们纳税来的钱款我是有内疚的。无论是区代表还是市代表,街道(城市最基层的政府一级)也常组织活动,一次组织打着学习参观的旗号去外地旅游,我以我们学校经费紧张而推辞了。一次发了50元活动经费,我用来买了书。回忆这几年的“参政”颇有感慨,详细记述就不是个人琐事的回忆了,不可避免要谈论政治,而这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清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全体人民生产出来的财富,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占有它,我也没有什么要自责的。

  

   (这一段关于工作的事记录很少,大概是可谈和无奈的事太多了,不知该如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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