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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我们为什么总是看不懂台湾的事情?

更新时间:2019-01-05 20:30:11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蒋经国的「一个中国」论述就已经发生质变,从政治现实和法律层面向台湾的拒统势力和台独势力提供了政治基础。

   1987年3月,蒋经国废除戡乱法,让主张台湾从法理上与中国分离的反对党合法化,并藉由「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终结了国会原本保留代表大陆各地的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的制度,改由台湾地区直接选出,挟「民意」,以「民主化」的名义抗拒中国统一的趋势。

   1987年11月,蒋经国指示马英九,查清1949年迁台时,是否曾声明继续代表整个中国?马英九查明后报告,没有声明国会将继续代表中国大陆各省分。

   蒋经国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法统,不必设大陆代表了」。在此,「中华民国」概念的内涵已被蒋经国置换为「台湾」。

   与基于仇中情感而厌恶蒋家的「情感台独」人士不同,台独的「理论家」们高度评价蒋经国的举动。他们认为,从坚持「反攻大陆的外来政权」到「革新保台」的台湾主体,是蒋经国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为此,他们提供了一项难以反驳的证据:早在1981年,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盛顿到台北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蒋经国曾委托一位代表告知自己的四点计划,「第一,民主化,全面选举中央民意代表(意指仅从台湾选出);第二,台湾化,台湾人将全面出任要职;第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平;第四,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

   在此,蒋经国的逻辑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陆为国家、以大陆人为国民;只能以台湾为国家,以台湾人为国民。

   这样,国民无论从哪里来,都是台湾人,只需国家认同,无分省籍、族群。所以蒋经国是「终结外来政权,认同台湾主体、台湾主权的第一个新台湾人」,他完成了「从外来政权到台湾主体」的根本转变,对于台独建国,功莫大焉。

   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后,踵继蒋经国的台湾化路线,从个人的角度,在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马家庄找到了他的「台湾渊源」;从国民党的角度,将中国光复台湾的民族功绩论述转变为「外来政权」的「原罪」、赎罪论述;

   从台湾当局的角度,刻意将1952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与日本间签订的「中日和约」(即「台北和约」)当作确定「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合法性与确定「中华民国」国土范围仅限于台湾的法律文件。

   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虽然坚持「中华民国」的称号,但抽换了「中华民国」的内容,这样的「中华民国」除了招牌以外,与TD的内容已不存在根本差异;甚至,这一招牌为台独提供了整个「国家」政权的骨架,并且成为台独的保护伞。

   台独政治势力的菁英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明确宣示借用「中华民国」招牌推行台独内容的文件。换句话说,台湾实际上已不存在「统」、「独」之争,只有国民党的单向台湾化,而没有曾被殖民化的台湾和台湾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

   以上三节的内容中显示,「TD」运动本来是台湾岛内亲日派对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的国民党的反抗;随着国民党的台湾化,「TD」扩大成为挂着两种招牌的岛内政治势力共同抗拒中国统一的政治倾向。

   误读选举结果的,当然不止大陆上的这两种见解。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认为选举结果是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否定,并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后,台湾经济将快速复苏。

   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未能体认到目前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陆面前。

   过去40多年间,台湾社会在政治定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蒋经国与TD独政治势力发展出妥协和合作的互动模式开始,竞逐台湾权力的政治势力即已确定将台湾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的方向,遂使得上述变化难以逆转地发展成为结构性的变化。

   其一,在战略的结构方面,冷战时期,蒋介石统治台湾背后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国;当蒋经国将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切割开来之后,国民党与民进党更同时需要依赖美国的支持。

   两个政党都奉美国为上国,无论他们是在情感上仍承认自己是文化的中国人,还是奉行媚日再殖民化政策,都要在美国亚洲战略的大架构下与美、日建立战略关系。

   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洪秀柱一旦主张不必唯美国马首是瞻,立即丧失了党内的多数支持。这次县市长选举之后,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江启臣就特别澄清,「那种认为台湾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国的看法并不正确,相反,台湾人对台海关系越来越谨慎和实际」。

   无独有偶,担任民进党当局陆委会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国人表示,「这次选举结果与两岸政策没有直接关联,不存在亲中不亲中的问题」。

   其二,蒋经国欲切割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台湾,自然做出转向西式政治制度的选择,此举决定了30年来台湾政治、经济的大势。

   台湾经济本来就存在基因缺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被日本定位为农业、制糖基地,工业发展相当有限。1970年代后的台湾「经济奇迹」,源于搭上冷战时期美国所主导的经济战车,即资本主义扩张的顺风车,以低价劳工从事代工。

   即使是这一点成就,也应归功于蒋介石执政时期的规划。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发展面临几种前途的抉择,包括参考在经济型态上与台湾类似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向殖民时代形成的亲日地方势力妥协,借重其反中本能和力量的模式。

   一党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有利于制订长远规划,发挥行政效率,对于岛屿型区域而言,是经济快速成长、控制贫富差距的理想模式;韩国开放政党政治,但执政者并不放任抱持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在国家认同、民族情感上相互冲突。

   台湾在那时如果倾向新加坡模式,可以预见到高速的内部经济成长;如果倾向韩国模式,则几乎无疑可以搭上大陆经济成长的列车,在新的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态中发展新型产业、扮演贸易桥梁角色。

   然而,蒋经国选择了他所认定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造成后来台湾政治混乱、认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无法做出前瞻性经济、产业规划,而致产业无法升级,传统经济萎缩、出口难以成长的困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台湾业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蒋经国执政时期,除了收割乃父的成果,事实上拒绝面对冷战即将终结、大陆经济成长的大势,未做规划,失去先机。

   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在主观短视并抗拒与大陆达成政治协议的同时,客观上被排除出近30年来区域经济整合的范围之外,经济的倒退、贸易的萎缩、财政的困窘动摇了蔡英文当局的执政根基。

   冷战期间,台湾又依附在以美国为首、日本为副的美日经济分工体系中,未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与自主经济相较,这种依附性经济,在搭不上美国经济列车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从大陆获得经济动能。

   其三,在国家认同方面。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和民进党近30年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国化」、再殖民化措施;在价值观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对内对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国、对抗大陆;

   在法律、政治体制上与大陆切割,全方位地构筑「法理TD」的基础;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上全面推行投票选举,不断建构和确认选民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这一系列举措,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身分认同。

   这次选举中的赢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类:韩国瑜这类「非典型国民党」、郑文灿这类「非典型民进党」,以及柯文哲这类「白色力量」。

   所谓「非典型」,重点在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已经大幅降低,除了对于「国号」仍有争论之外,不再有结构性的「统」、「独」之争,接下来只剩下民生、经济议题。

   占岛内人口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人」的人,绝不拒绝从大陆获得经济利益,但不会因此改变身分的认同。

  

产生误读的深层原因


   面对台湾选举和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大陆舆论常常做出极度脱离现实的解读,影响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中国中心」思考模式。

   这种思考模式的缺失,在于它将位于中国核心历史经验以外的观察对象「陌生化」,使得观察对象从客观实体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散发出某种「距离的美感」,与此同时,观察对象的诸多突出或隐蔽的面向都不再显现,观察者的视角产生诸多盲点。

   面对台湾,这种「陌生化」效应呈现为:

   一、习惯于看到核心历史经验的连续性,并据以诠释现实。

   对于台湾在中国历史连续性现象之外曾发生过的巨大断裂,大陆知识界和舆论界极度陌生,由此产生「大陆丧失中国文化传统,台湾完整保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误解。

   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不仅在文化上经受日本殖民地现代化的洗礼,在勉强保留部分地方生活文化习俗的同时,丧失了深层的儒家传统;

   而且未曾经历中国近代史上型塑中华民族、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未能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蒋介石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触及浅表层次后即告失败。

   二、习惯于「炎黄子孙」叙事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主体、中国人主体的叙事,强调中国人「血缘」的凝聚力、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轻忽近代国族建构的现象和过程,由此产生「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人怀有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这一类的想象。

   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殖民当局在台湾全面灌输日本臣民意识和日本人比「清国奴」优越的意识,以致除少数觉醒者外,多数台湾人试图藉由贬抑自己的血统和文化,鄙视、排斥自己在大陆的同胞来表达对日本的效忠;

   加上如前所述,台湾未曾经历中国近代史上型塑中华民族、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使得台湾人未能建立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人意识。

   在以上「血缘」与「主体」的想象下,观察者无从理解有深刻殖民地经验的人群根深蒂固的「自卑─优越」双重情感现象,即面对殖民者的自卑、面对同胞的优越感;

   无法感受和体认到,将台湾人归入同胞范围,将会造成刻意或不自觉地保有殖民地记忆的人对于丧失优越感的巨大焦虑和由此引发严重的认同危机的后果。

   三、习惯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事,将两岸的历史关联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将台湾社会想象成为「1949年南京政权的延续」。

事实上,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以「法统」叙述建构统治台湾的正当性的同时,又要面对以台湾为实体统治范围的现实,遂致力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和以「中华民国」为名的政权的台湾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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