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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佳: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

更新时间:2019-01-04 23:57:57
作者: 董晓佳  
宣布聂斯脱利为异端[19](P139)。西里尔同时也致信皇帝塞奥多西二世以及当时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实际控制者、塞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克里娅(Pulcheria)寻求支持[11](P42)。面对聂斯脱利与西里尔的互相指责以及教会内愈发严重的分裂与争论,塞奥多西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修道士巴西尔(Basil)的建议下,决定召开一次宗教会议,试图解决已经威胁到君士坦丁堡日常秩序的这场纠纷[20](P38)。

   430年11月19日,塞奥多西二世下令于次年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Ephesus)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公会议[11](P45)。会议由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教士彼得主持,皇帝的代表官员坎迪迪安努斯(Candidianus)全程监督会议,会议东道主以弗所主教梅姆隆(Memnon of Ephesus)支持西里尔的观点[3](P106)[11](P47)。聂斯脱利与支持他的16名主教在军官伊仁纳乌斯(Irenaeus)的护送下首先抵达以弗所,西里尔率领50名主教和大批修道士从海路随后到达,支持聂斯脱利的安条克主教约翰(John of Antioch)及其下属主教则未能及时赶到[19](P140)[20](P46-47)。据聂斯脱利记载,当时众多主教联名请求延迟召开会议等待安条克主教,但未能如愿[3](P106-108)。在聂斯脱利主要盟友缺席的情况下,以弗所会议正式开始,但聂斯脱利拒绝出席[20](P48)。苏格拉底认为,聂斯脱利之所以拒绝参与会议是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安条克主教约翰的赶到[1](P172)。于是,在聂斯脱利与约翰均缺席会议的情况下,西里尔派完全控制了会议,宣布聂斯脱利亵渎圣子,并罢免其教职;此后不久,安条克主教约翰率26名主教(或说43名主教)到达以弗所召开会议,宣布罢免西里尔与梅姆隆的教职;而西里尔与其盟友耶路撒冷主教尤维纳尔(Juvenal of Jerusalem)又在以弗所会议上罢免了安条克的约翰,两个会议都争相向皇帝汇报各自的结果[3](P269-278)[19](P140-141)。聂斯脱利派与西里尔派不仅在会议上互相攻击,据聂斯脱利的说法,西里尔甚至使用暴力对付反对者,若非士兵保护,聂斯脱利的生命几乎受到威胁[3](P267-268)。面对这种混乱局面,皇帝宣布两个会议的决定均无效,任命圣库伯爵约翰(John,Count of the Sacred Largesses)代替未能控制局面的坎迪迪安努斯监督会议[3](P279)[20](P51)。苏格拉底声称,面对事态的不断恶化,聂斯脱利发现这一争论正导致教会的毁灭,在痛苦中,他放弃了与西里尔继续争斗,并呼吁结束所有的争论[1](P172)。在聂斯脱利遭到放逐后所写的著作中则称西里尔最终通过贿赂圣库伯爵约翰的方式取得了胜利[3](P279-281)。无论如何,在皇帝的压力下,会议最终达成了妥协:聂斯脱利免职的决定不变,以安条克主教约翰为首的东方大区主教们接受“神之母”的说法;西里尔则以基督的二性不分裂为前提,承认二性的信条为正统基督论;会议结束后,聂斯脱利回到了安条克附近的修道院,西里尔也返回亚历山大里亚并受到教众的热烈欢迎[2](P20)[6](P229)[11](P49-50)[20](P51)。

   聂斯脱利虽然下台,安条克教会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关系并未恢复。432年,来自宫廷的使节亚里斯多劳斯(Aristolaus)前往东方大区,其使命是尽全力强迫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与安条克的约翰和解[2](P15-16)[3](P289-290)[20](P53)。在政府的压力下,安条克教会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于433年达成协议,安条克的约翰同意将聂斯脱利逐出教会,承认马克西米安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合法主教;埃姆萨主教保罗(Paul of Emesa)作为东方大区各教会的代表随同亚里斯多劳斯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当众宣布马利亚是“神之母”;西里尔则表示同意安条克派的信仰条款,其中提到“圣童贞女是上帝的母亲,因为称为道的上帝成了人,藉着她的怀孕把他自己与由她所产生的肉身联合了起来”[3](P329)[6](P229)[11](P53-54)[20](P52-56)。在以弗所会议的四年后,聂斯脱利被放逐到埃及沙漠中的大绿洲(the Oasis),此后一直待在那里,可能于450年后不久去世[1](P173)[2](P18-25)[6](P218)[11](P58)[19](P141)。在聂斯脱利遭受放逐的同一年,即435年的8月3日,塞奥多西二世发布诏令,禁止任何人拥有、阅读或抄写聂斯脱利的著作,其著作应当众焚毁,并且聂斯脱利的追随者不得在任何地点集会,敢于违反法令者将受到没收财产的惩罚[21](P463)。由此,对帝国官方而言,聂斯脱利争端正式结束⑤。

   实际上,除了安条克学派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神学观念上的长期分歧[22](P495-496)[23](P37)以及由此引发的安条克教会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间的竞争关系[6](P219-221)[13](P120)[20](P39-40)之外,教会的内部权力斗争是引发聂斯脱利争端的重要原因。

  

二、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聂斯脱利争端中的重要因素


   325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召开,在其决议的第6条教会法规中明确规定,根据古老的传统,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负责管辖埃及、利比亚与佩塔波利斯地区的教会,罗马主教与安条克主教也都负责管理各自辖下的教会,若无他们的同意,其下属教会所立主教即属无效[24](P65)。也就是说,当时亚历山大里亚、罗马与安条克教会在各地教会中具有高居同侪之上的领导地位。

   就基督教在埃及的传布而言,一般认为,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最先受到基督教影响之地,并很快成为基督教在埃及传播的基地[25](P111)。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对埃及其他地区主教的人选有最终决定权,这也令埃及各地教会的主教们唯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之命是从[26](P6)。因此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始终保持着埃及各地教会首脑的地位,并由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神学上的贡献,他对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各地基督教会及其徒众长期以来就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330年君士坦丁堡的落成以及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发展,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领袖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由于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新都,君士坦丁堡主教由于接近皇帝而取得了优越的政治地位,在381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决议中的第3条教会法规确定,“君士坦丁堡主教应享有仅次于罗马主教的荣耀特权,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1](P121)[24](P376)。这自然是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东部地区教会领袖地位的重大威胁,原先能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相提并论的唯有罗马与安条克教会,如今君士坦丁堡教会异军突起,对除罗马教会之外的各地教会逐渐形成君临之势,这就对东部地区教会的传统领袖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形成挑战,而出身于安条克教会的聂斯脱利入主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后,俨然形成了原先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地位相当、神学观点向有分歧的安条克教会与新兴的君士坦丁堡教会联手对抗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之势,这就自然更令具有极强权力欲与政治手腕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所警惕。正如学者所言,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地位之争是导致聂斯脱利受到西里尔攻击的深层原因[27](P17)。

   罗马主教以圣彼得的继承者自居,帝国西部地区各地教会向来唯罗马教会马首是瞻,东部地区教会对罗马也均表示尊重,而随着君士坦丁堡的落成以及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发展,罗马教会也感到其地位有被“新罗马”教会赶超的危机,当原先教会三分天下中的安条克教会联合新贵君士坦丁堡教会对抗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时,对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迅速上升不满的罗马主教自然就选择协助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对付共同的敌人[16](P57-58)。除此之外,罗马教会之所以选择站在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一方,另一原因可能是对聂斯脱利收留罗马教会斥为异端的教士的报复[11](P42)。由于聂斯脱利曾经收留了一些被罗马教会驱逐的异端,罗马主教本就对聂斯脱利不满,认为他干预了罗马教会的内部事务,因此才在收到西里尔攻击聂斯脱利的信件后,召集意大利主教会议宣布聂斯脱利为异端[19](P139)。威利斯顿·沃尔克因此认为,在这一争端中,罗马教会之所以站在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一方,“政治因素很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决定联手对付君士坦丁堡教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9](P170)。实际上,聂斯脱利收留受到其他教会驱逐的教士的做法很自然会被视为干预其他教会管辖权的越权行为,并加深本就对君士坦丁堡教会迅速崛起持保留态度的罗马教会的疑虑,这决定了罗马教会协助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打压聂斯脱利。

   教会内部的权争虽然在聂斯脱利争端的出现与发展中具有难以忽视的作用,但是,只要以皇帝为首的君士坦丁堡政府继续支持聂斯脱利这位由宫廷选出的首都主教,那么这位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将依然不可动摇。然而,聂斯脱利这位争议人物的言行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削弱了皇帝对他的信任与支持,并最终成为他在争端中失败的关键原因。

  

三、社会秩序的混乱是聂斯脱利在争端中失败的关键原因

  

   在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历任皇帝中,虽然各自支持的派别不同,但在教派争端中总是最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君士坦丁一世曾想方设法要调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与阿里乌斯之间的争论,他要求争执双方为了教会统一与国家稳定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继续为此而争论[28](P116)。支持阿里乌派的皇帝瓦伦斯由于阿塔那修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德高望重,为避免引起民众不满与骚乱,皇帝仍让这位尼西亚派的领袖继续担任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主教[1](P103,P105)。瓦伦斯的兄长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虽然支持尼西亚派,但对辖区内的阿里乌派仍然实行宽容政策[1](P96),甚至其妻查士丁娜(Justina)就是阿里乌派信徒[1](P124)。从塞奥多西一世开始,阿里乌派再也未能得到官方支持,但阿里乌派成员仍然可在城外进行集会与宗教活动,直到塞奥多西二世时期,阿里乌派在君士坦丁堡仍拥有自己的礼拜堂[1](P169)。由此可见,对当时的皇帝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远高于教义正统性,只要教会内的争端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或不破坏社会秩序,皇帝一般会采取调和的态度。

   皇帝们对教派争端采取这些调和举措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君士坦丁堡自从330年成为帝国首都后,迅速成为拜占庭帝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在整个帝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地位,虽然君士坦丁堡宁帝国未必安,但君士坦丁堡乱则天下必不宁。由于这一时期教会内争论不断,其结果就是,凡是为皇帝所认定引起麻烦与社会秩序混乱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无论属于什么派别,都不可能久居其位。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代,由于属于尼西亚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保罗(Paul)的支持者在城中与阿里乌派支持者发生冲突并杀死了将军赫尔莫哥内斯(Hermogenes),皇帝赶回都城立刻逐出保罗[1](P41)。此后,马其顿尼乌斯(Macedonius)继保罗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又因为他对尼西亚派的过度迫害引起的暴行与冲突深感不满,将之罢免[1](P65-67,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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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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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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