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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农民协会”轶事

更新时间:2019-01-04 16:48:41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目前贫协在大部分地区处于停顿状态,少数地区还在活动,但是也很困难。现在,贫协已经不适应形势要求,座谈会一致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在试验成立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希望中央直接发出指示,或者由国家农委发个正式通知,对于农协开展工作给予支持。

   1980年1月6日,张平化在上海向王任重汇报工作,谈国家农委当年工作任务,准备给中央写报告。按照王任重与张平化的讨论,农委1980年的工作任务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建议成立农民协会。张平化说,“关于农民协会试点,给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已经发出。湖南、湖北、福建,等三个省取得经验,就搞全国的”。王任重说:“搞全国性协会,机构不要多,要很简单。九个省市,一个省出一个委员,中央加几个委员,搞个办公室,十几个人,轮流主持,不驻会的回省里,原来担任什么工作,就搞什么工作。要创新民主管理形式,有人说话就行”。张平化问:“归口在哪里?党群还是农业?”王任重:“归党群”。张平化:“农民协会对农口各部门有监督作用,重大问题征求农民协会意见,开会参加,提意见。这样就好写了。”又说:“上个月在天津开农民协会座谈会,大家很高兴”。王任重:“上边没有人管嘛”。张平化:“看了中办文件大家会更高兴!农民不搞组织,说不过去”。王任重:“没有道理”。张平化又说:“你同先念讲讲”。先念是指当时的中央副主席、主持工作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王任重:“是”。王任重又强调:“农民协会要搞小机构。就是搞个渠道,反映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正确的可以分析么,总比听不到好。供销社如果考虑农民,不会一下子划过来”。王任重:“1958年头脑发热,刮了共产风。中央说不再折腾,但是如果听不到农民的话,不知道能否做到不再折腾。”在这里,王任重更加强调农民协会作为农民利益要求代表的作用,更注重农民声音表达渠道的功能,这显然符合现代性民间社会组织的定位。

   1980年2月2日,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结束时,王任重讲话部署当年农村工作,也谈到了农民协会:“农会到底搞不搞?将来把贫下中农协会改成农民协会,中央办公厅发了文件,各省可以搞一个两个县作为试点,多数同志要求中央搞农会,有工会为为什么没有农会?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因为机构太多,还要考虑,没有说不搞。”

  

4、邓小平的表态


   1980年3月26日,万里同志秘书于廉电话告诉国家农委办公厅副主任金丰:“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小平同志有批示,即送来,请照办”。随后,批示传达到农委。

   邓小平批示是:“此件压在我处,始终徘徊,未加处理,现在,我倾向不再设贫协,至少一二年内不考虑。”这个批示的时间是3月22日。

   从农委会议资料可以看出,国家农委关于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是1980年元旦前后报送中央。报送时,王任重还专门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没有签署处理意见,而是将这个报告转呈送邓小平批示。这个时候,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是胡耀邦没有请华国锋定夺,而是请邓小平定夺。这显示华国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而此前,王任重是直接秉承华国锋的旨意做出安排,并报送报告。3月28日,万里秘书于廉又电话告诉张平化,此件小平直接批给了万里,没有批给王任重,请把批示内容转告王任重。由此也许可以判断,从这个时候开始,农口决策体制已经出现了从王任重-华国锋模式到万里-邓小平的模式转变。

   邓小平否定关于成立农民协会的意见,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显然给国家农委的工作造成了尴尬。此前,国家农委已经在几个省做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试点部署,并在全国范围打了招呼,要成立农民协会。邓小平批示后,国家农委办公厅值班室用电话通知各省,不再筹备成立农民协会。

   1980年6月4日,张平化主持农委办公会,办公厅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中谈到农民协会问题。“下边对农委电话通知意见强烈,特别是有试点县的湖北、湖南、四川省等地,共同问题是,现有的贫协怎么办?正在试点的农民协会怎么办?”“一方面,前一段中办正式发了文件,说贫协不动为宜,另一方面,国家农委又电话通知,说农民协会不办了,究竟听谁的?”针对这些问题,张平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说:“今天不讨论,打印送党组成员先考虑,适当时候请示万里同志,是否提交党组会讨论”。

   此次党组会之后,农民协会事情再也没有研究过。依据现有文献,看不出党组各位有何考虑,以及是否请示过万里。在农委内部,农民协会再也没有进入议事日程。也许,从主持农委工作的张平化来说,指示将各地关于农民协会意见电话记录让打印分送党组成员,本来就是一个托词。也许,就张平化的真实考虑来说,此事邓小平已经表态,这已经是最后的决定,没有必要再研究甚至上报万里。

   从各地情况看,在邓小平批示之后,农委专门给下边打了电话,各省随后纷纷撤销了贫下中农协会,已经启动农民协会筹备的地方,特别是有几个省已经在县级开始农民协会试点,也迅速下马。由此,农民协会问题在高层政策议程中销声匿迹。

  

5、事情背后及后来


   邓小平为什么否定建议成立农民协会的报告?邓小平自己没有任何解释,农委党组会上也没有讨论,我们难以妄加解读。如批示本身所说,做出这个否定性批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轻松,“始终徘徊”。

   在本人看来,邓小平“始终徘徊”直接原因,起码有两个。其一,在全国建立农民协会,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据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否定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农民协会的提议。显然,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在国务院或者党中央设立一个部门,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阶层或阶级组织。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政治上,要成立的理由又那么充分,可谓理直气壮,无可辩驳。对于邓小平来说,也许真正的否定理由又不便明说,所以只能不解释。其二,邓小平知道,这件事情是华国锋已经同意的,职能部门经过了充分酝酿,已经做好各种必要的筹备,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一个批示下来。此时,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名分和正式权力结构中,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批示中直接否定华国锋同意的事情,无论如何会有所顾虑。

   根据王任重在2月2日会上传达,关于农民协会问题,邓小平自己也有过支持性的表述。王任重说:“华主席、邓副主席讲,不是不可以有,是机构太多,要考虑,没有说不搞”。也就是说,当王任重向华国锋、邓小平请示的时候,邓小平说了类似华国锋的话,起码是迎合了华国锋的表态。在王任重这个表述中,似乎农民协会只是个机构太多的问题,更直接说是个行政性问题,是在中央部门增加一个机构、几十名干部编制问题。显然,问题没有这样简单。

   从当时高层决策体制内部看,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决策过程,还有个重要的揭示。也就是,在当时的高层决策运行中,当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遇到自己不能定夺的事情时,不是请示中央主席华国锋,而是请示副主席邓小平,显示华国锋的实际性权力已经退居其次。批示是一种正式的权力运行程序,其正式程度还高于内部会议的讲话。华国锋的权力褪色,邓小平成为最后决策者,虽然从道理上讲顺理成章,但是从过程上来看,肯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因为,华国锋曾经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权力的转换发生在什么时候,具体说是在何种政治机会窗口中,现在并不清楚。但是,农民协会的决策过程,肯定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关于农民协会,后边的故事相当简单,因为再也没有正式进入高层议事日程。或者说,只是说说而已。2001年12月,杜润生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讲话中说:“80年代中期,我去见邓小平同志。他问:农民有什么问题?我说:农民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能否搞农民协会?邓说:党就代表农民的利益。我说:党代表全民,代表政府利益,农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邓说:可以考虑,如要必要就搞,再看三年。”(《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219页)。1990年代初期,一些老同志再次提出建立农民协会,中央领导批示给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再没有下文。(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55页)。1990年秋天,九号院被撤销,人员正在遣散分配的时候,杜润生、王郁昭、张根生、刘堪等十几位农口部长以个人名义联名上书,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那时我是王郁昭的秘书,这封信由我安排校对打印报送,泥牛入海无消息。1980年代中后期,九号院撤销前,在杜润生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当时单位里有说法,这将来就是农民协会的基础了。但是,这个联谊会不仅没有扩展为农民协会,现在,连农民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也找不着了。

   中国的改革已经40年,改革启动之初朝野各界就有成立农民协会的呼声,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似乎说不清阻力何在。如果以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为基准,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如果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强调重视为基本,也可以分为两个阵营,而且,这两个思路的对立,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因此,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消长,都可以从这里这种思路的分野中找到答案。但是,似乎农民协会不是这样。不论对是家庭承包制持何种政策态度,不论对发展集体经济持何种政策倾向,人们对于农民协会的支持都态度一致,那就是,认为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应该成立。问题在于,虽然对家庭承包、集体经济持不同政策立场的人支持成立农民协会,但农民协会就是无法成立,而且看不到公开反对力量何在。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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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村庄与城市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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