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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9-01-03 23:34:17
作者: 李剑鸣  
以及这些活动对美国民主形成的意义。另有美国学者更加关注早期民主的社会内涵,认为解释美国现代民主形成的关键,不在于代表制政府和政治权力,而是具有自主意识的“民主派”如何在法国革命的激励和推动下,争取社会平等和倡导“社会更新”。(14)这似乎是一种“反阿伦特式”的解释路径,强调法国革命的社会取向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从社会维度来重新界定现代民主的形成及其意义。在这种史学语境中,美国革命之于现代民主形成的意义就大为降低,革命时期围绕民主而发生的政治文化冲突也不再受到重视。还有学者从政治语言的角度得出结论说,在1776-1788年间,“民主”一词不仅很少为人使用,而且即便提到也多带贬义;唯有在法国革命的冲击下,到18世纪90年代,“民主”才成为一个广泛使用、含义正面的词汇。(15)不过,在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克洛朋伯格的新著中,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制度和观念创新的民主革命的意义,再次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但是,他似乎低估了革命期间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又高估了革命精英、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对民主的积极态度。(1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埃里克·纳尔逊别出心裁,抛开成说,提出了“王权主义革命”的惊世骇俗之说。他认为,以往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革命者中有许多人属于“爱国王权派”,他们在反英运动中抵制的是母国议会的政策,而不是王权;相反,他们一直在呼吁和盼望国王行使强大的“专属权力”(prerogatives),否决议会法令,保护殖民地“臣民”的自由和权利。当这一希望最终落空后,他们才暂时转向了共和主义。但是,随着革命的进展,他们再次回归英国宪政,力图借鉴君主制的权威来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他们所制定的1787年宪法,正是一部“王权主义宪法”,其中总统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超过英国革命前君主的特权。于是,在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两种反差强烈的历史趋向:英国宪政朝着“有国王而无君主制”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则出现了一种“有君主制而无国王”的新体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革命不啻是一场“反辉格主义的”激进革命。(17)由此推断,美国革命根本不关乎“民主”或“共和”,它不过是一场复旧的革命。这种振聋发聩之论自然能在美国史家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广泛接受。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固然不否认美国革命具有民主内涵,但他们对革命在民主方面的建树普遍估价不高。奥斯卡·汉德林谈到,美国革命缩小了政府和人民间的鸿沟,扩大了被统治者的“积极参与”,只是这种变化与普通民众“争取分享权力的行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18)伯纳德·贝林承认革命在许多方面带来了变化,不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的根本性基础工程固然已经奠定,但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还未被创建出来”。(19)戈登·伍德大力弘扬美国革命者在政治文化上的创造性,称赞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超越“历史悠久的混合政府观念”,形成了以“对代表制原则的扩展”为基础的新政体。只不过,这一新政体的特性是共和,而不是民主。(20)研究美国选举权史的学者亚历山大·恺撒尔明确指出,合众国在诞生时远非民主,在理念上,民主带有贬义,指的是混乱无序的景象,甚至被等同于乱民统治;在实践中,当时的美国居民中只有相对很少的人能参加选举,非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妇女、无地的白人男子等都不能投票。(21)西恩·威伦茨也认为,虽然在18世纪80年代“年幼的共和国”里存在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共和国本身并非民主,在其治理者心目中也不是;美国被视为一个共和国,即res publica或public thing(公共事物),也就是由高贵而心智开明的人物统治以谋求共同福祉的政府。威伦茨写道:“在1776-1787年间,民主在美国出现了。但是……民主的成就是脆弱的,它的制度不过是勉强成形,它的前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保障。”(22)年轻学者特里·波顿更是轻视革命时期的民主成就,宣称:“普通白人男子的大多数对革命中出现的这种民主版本感到失望,尽管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政治权利和权力。……相反,他们确信革命精英们把政府改造得有利于他们自己,并损害普通人的独立。”(23)不难看出,这些史家在评论美国革命的民主成就时,有的以经过一二百年演化的美国民主为参照,有的以某种理想的民主为标准,有的甚至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来看问题。

   即使是在支持“民主革命说”的美国史家当中,对革命的民主成就也持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伊莱沙·道格拉斯是“民主革命说”的主要倡导者,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时期民主制在这个国家整体上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小?”他自己找出的答案是,民主改革通常缺乏有效的领导;分散的人口和贫乏的通讯使政府权力的强制没有给人民造成深切的感受,丰富而廉价的土地则转移了农场主对政治的注意力;多数人的利益集中在农业方面,减弱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经济冲突;革命的理想所实现的程度足以转移社会革命的要求,辉格派的政治哲学虽然为多数人意志的表达设置障碍,但所设计的政府对人民意愿的反应尚未见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24)梅里尔·詹森则对革命的民主成就做了很不一样的估价。在他看来,美国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突出进展,在于造成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新人”的崛起。殖民地时期占据政府高级官职的上层精英,在反英运动兴起时就放弃了领导权,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一些“新人”或“民众领袖”所占据。这些人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在1773年以后,普通人开始远远地走在了其领导人的前头。到1776年,北美民众在历史上首次在地方层次上参与治理自己的事务。革命领导人则开始对局面感到不安,希望建立某种混合平衡的政府。但是,第一批州宪法所确立的政府并不是混合平衡的政体,几乎所有官员都变成了选举性的,美国的选民在历史上首次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法律,而不受更高权力的制约。正是这种状况在1787年引起了建国者的抱怨和不满。虽然人民取得了独立以前所没有的权力和自由,但他们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理想、希望和目标当时并未实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25)

   另外,自J.富兰克林·詹姆森提出“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的命题以后,(26)从社会和其他维度看待美国革命的取向不断发展。于是,美国史家在逐渐发掘美国革命的复杂内涵的同时,也在不断给它添加新的目标,对革命不彻底的批评也随之尖锐化。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激进史家尤为猛烈地抨击革命领导人的保守和反动,强调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把美国革命说成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27)显然,这类立论方式大多忽略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未考虑18世纪中后期革命的概念,纯以自己的立场和当前的标准来评判18世纪的革命者,把过多的、甚至是到21世纪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加之于18世纪的革命。历史研究需要警惕各种非历史的偏误,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能纯用今人的眼光来裁量前人。美国革命固然存在种种局限和不足,但若从更长远、更广阔的时空着眼,则可看出革命一代至少做成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震撼了当时的世界,提升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并使革命者超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制约。这件大事就是现代民主的缔造。

   因此,以较严格的历史主义眼光来看,“民主革命说”更切合美国革命的语境,更能揭示美国革命的核心内涵,也更有助于理解美国革命的实际意义。(28)不过,无论就内涵还是方法论而言,以往各种“民主革命说”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如果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来讨论,那么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式来提问最为适当呢?如果关注的问题是“美国革命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那就无异于援引当今的民主标准来衡量美国革命,难免得出它不够民主的结论。这样做显然带有非历史的意味,因为美国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建立今天意义上的民主而发动的革命,只是由于情势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博弈,才使得民主概念的转化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成为革命的一个意外成就。更具历史主义关怀的提问方式应当是,“美国革命对民主做了什么”(What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o to democracy)。由此可以引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美国革命之前民主在世界历史中有什么样的经历和处境?民主在美国革命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革命时期的美利坚人对民主的理解和评价与此前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在谈到民主时,所表达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诉求?革命一代就民主所做的思考和实验,在美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在民主的整个历史中,美国的这场“民主革命”占有什么地位?索解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历史地理解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民主革命”的内涵,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当革命初起之际,美利坚人对于民主一词并不陌生。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政体和国家治理方式,不仅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数千年,而且因历代精英的不断抨击而背负着可怕的恶名。现代第一批重新思考民主的意义的人,是英国革命时期的“拉平派”和激进的辉格派。不过,他们倡导的以人民的权力来改造英国政治的努力,仅只是昙花一现。一百多年后,北美的反叛者在决意脱离母国之际,发掘了英国革命时期的民主遗产,特别是高扬了阿尔杰农·西德尼等人的激进辉格主义思想。不过,北美的激进主义者对于民主的热情和倡导,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先辈们。他们高扬人民主权的旗帜,反对身份等级和各种特权,抨击君主制和贵族制,追求政治平等和自由,倡导建立简单易行、直接依赖于人民并受人民控制的政府,由此掀起一场席卷新大陆的民主运动。在1776年相继制定的各州宪法中,民主的诉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这并不是直接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出民主这件文物,使它重光于新大陆;也不单纯是把民主的理念输入国家构建的历程,使之再度成为一种统治体制。更重要的是,在战争和革命的暴风疾雨中,民主身上的历史尘垢受到冲刷,初步完成了价值上的“翻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中,民主一直遭受诟病乃至咒骂,被贴上“最卑劣的政体”的标签,被当作动荡、无序和灾难的代名词。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公开倡导民主,并力图以此建立各州的新政府,这首先意味着民主的“去污名化”。自此以后,民主逐渐由恶劣政体变成了优良政体,从必须消除的邪恶变成了应当争取的目标。(29)

   不独如此,美国革命者在种种机缘的促成下,还悄然不觉地改造和扩展了民主的定义。换句话说,美国革命者并不是简单地接续了古代的民主理念,而是力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中重新界定民主。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温和的共和派都承认,以美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社会差异之大,公共事务之繁杂,绝无可能直接采用古代雅典那种公民大会决策的体制,而必须借助于代表制来落实人民主权。诚然,正是在代表制的问题上,激进主义者和温和的共和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前者把代表制看成人民无法亲身集会的不得已的替代机制,力主在原则和制度上尽可能接近古代民主;后者则宣称代表制极大地优越于公民大会,极力用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元素来改造民主,借助代表制来实现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精英统治。尽管如此,当时政治文化的主流把代表制引入民主之中,相信人民的权力由人民亲自行使固然是民主,而人民的权力由人民选择的代表来行使也是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民主。他们最终把这种新型民主称作代表制民主。他们进而宣称,代表制民主既继承了古代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又避免了它的不便和弊端,是一种更为可取的优良体制。他们倾向于把以公民大会为核心机制的古代民主称作“纯粹的民主”(pure democracy)或“完全的民主”(perfect democracy),而把人民代表行使权力的民主叫做“代表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采用代表制的民主”(democracy by representation)。

在扩展和重构民主概念的过程中,美国革命者采取了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首先,他们在观念、制度和运行方式上对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做了明确的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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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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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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