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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亮:从《教会改革建议书》透视16世纪天主教会的双重危机

更新时间:2019-01-03 23:29:46
作者: 付亮  

   内容提要:1537年问世的《教会改革建议书》是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学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目的论”支配,将此文献放在“特兰托改革”或“特兰托时代”的框架内来解读。《建议书》的重要性看似得到认可,实则在本质上被认作是“前特兰托时代”的产物,因而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反倒隐而不彰。学者们通常认为,1563年闭幕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改革蓝图,进而促使天主教会转变心态,加紧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强调以主教作为改革驱动力,限制和打击平信徒的宗教复兴运动。这种看法需要加以修正。重新解读《建议书》,可发现天主教会遭遇的双重危机,即体制危机以及教会官方应对体制危机的过程中自身所蕴含的观念危机,早在16世纪30年代就已成型;天主教会逐渐不再容忍以往多元取径的信仰生态之做法也早已在此时出现。“特兰托改革”只是《建议书》的延续,而不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转折点。此转折点应是《建议书》。进而言之,需要重新考量16世纪30年代的天主教变化,并重新思考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连续性。

   关 键 词:天主教改革  特兰托大公会议  《教会改革建议书》

  

   1537年3月9日,以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为首的九位神职人员将共同起草的一份改革计划联名呈递给教宗保罗三世,掀开了罗马教廷改革的帷幕。此改革计划史称《教会改革建议书》(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以下简称《建议书》)。①《建议书》乃是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文献,自20世纪后半期天主教改革运动研究渐成显学以来,尤为学者所重视。大体而言,对《建议书》的评价不外乎三种取径。第一种以德国史家耶丁(Hubert Jedin)、美国学者贝利托(Christopher M.Bellitto)等人的看法为代表。②他们高度评价《建议书》的改革理念,认为其不仅接续了此前众多的改革呼召,而且为此后特兰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的全面改革蓝图奠定了思想基础。③第二种以美国学者格里森(Elisabeth G.Gleason)的看法为代表。她认为《建议书》提出的改革思维并不新颖,而且其后来也只成为一纸具文,并无实效,学界对其评价过高了。④第三种来自于美国史家胡登(William V.Hudon)。他与上述几位学者的旨趣略有不同,一方面承认《建议书》胎死腹中,并未转化为改革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则高度认可其价值。⑤不过,他主要是从多元改革的角度来正面评价《建议书》的。易言之,他希望学术界通过《建议书》来认识到,特兰托大公会议之前的改革思路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百家争鸣”。

   这些学者的看法很有价值,但都受制于同一个思路:受“目的论”影响,论史的时候没有“忘记未来”,假定特兰托大公会议一定会召开,认为以特兰托改革教令为依托的天主教改革蓝图(即“特兰托改革”)一定会出现,而且“特兰托时代”一定会开启,并成为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进而,用所谓的“后特兰托时代”(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末)来审视“前特兰托时代”(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在此预设观点的制约下,《建议书》或是被仅仅视为特兰托改革蓝图的思想来源而被高度认可;或是在与特兰托改革蓝图的对比下,因其内容不够全面且没能付诸实践,而被认为价值有限。即便胡登强调《建议书》体现了“前特兰托时代”的改革多元性,但他仍然以特兰托改革为必然节点,本质上仍认定改革的众多“溪流”一定会通过特兰托汇聚成改革的统一“洪流”。

   在这样的思路下,由于1563年闭幕的特兰托大公会议被认定开启了“特兰托时代”,成为天主教改革运动以及近代天主教历史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因此“特兰托时代”也就在逻辑上被认定为天主教会心态转变的起点,亦即教会加紧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训,逐渐不再容忍以往多元取径的信仰生态。《建议书》因是“前特兰托时代”的产物,由此便失去了其真正的历史意义。

   本文拟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解读旧文,提出不同于上述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转捩点应前推至1537年制定的《建议书》,此文献已经或显或隐地体现出天主教会官方的思维理念与心态变化。⑥本文认为,我们可从中察觉天主教会面临的双重危机。第一重危机是显性的,即天主教会的体制危机,《建议书》清晰地将其揭示出来。第二重危机是隐性的,即教会官方在提出应对体制危机之手段的过程中自身所蕴含的观念危机,《建议书》的作者并未察觉到。基于此,与其说《建议书》为所谓必然出现的特兰托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文献的话,毋宁说后来出现的特兰托改革只不过是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建议书》的理念与心态。进而言之,特兰托改革并不是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是一场延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特兰托大公会议视作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以及天主教史之“断裂”的做法,恐应加以修正,需要重新思考16世纪天主教改革运动的连续性。

  

一、《建议书》提出的背景

  

   1534年9月25日,教宗克莱门特七世下世,枢机团在没有任何贿选的情况下,仅用两天时间就达成一致看法,选举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担任新教宗,即保罗三世。⑦枢机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选出新教宗而少有争斗,乃颇为罕见之事,毕竟此前枢机会议是花了50天才最终推出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这说明罗马教廷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如果审视保罗三世上任伊始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局面,便不难理解为何教会官方的心态会转变。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势力发展迅猛,由路德宗诸侯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the Schmalkaldic League)益发强大,与天主教力量形成对抗之势,以宗教为旗号的内战已箭在弦上。意大利地区的异议人士甚为活跃,多种思想碰撞激荡,并在出版印刷技术的辅助下,经由商业要道由北向南广泛传布。克莱门特七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胁下,拒绝废除英王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英格兰宗教改革顺势开启,王权至尊强力挑战教宗至尊。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尤为强大,而且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对外政策经常变换,难以预测。在意大利的东部边界,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已形成势不可挡之势,常常随意肆虐意大利南部的城镇。⑧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三世必须想办法与各强权周旋,以维护教宗国利益。

   不止如此,16世纪初是充满改革呼召与思想争鸣的时期。有关信仰、神学与教会学的讨论与看法多种多样、此起彼伏,充满矛盾与张力。宗教改革爆发后,天主教会的一些神学家虽然对路德及其追随者不无回应,双方也不乏论战,但天主教内部仍有太多疑惑,亟需教会官方提出清晰一致的解决之道。但教会官方在多种利益的牵绊下,始终无暇顾及这一问题。在这样的局面下,除了神学家与异议人士的争鸣外,各路布道家亦纷纷登上讲道坛,畅谈自己的神学观点。⑨争论和困惑由此进一步加深。

   虽然天主教的自我革新运动自15世纪初期以来始终存在,但几次大公会议皆成效不大,且大多以主教区与修会的地方改革为主,并未形成全教会的统一改革局面。就天主教会而言,由于其教阶制度和内部结构的特点,任何改革运动若要真正推广开来,都离不开教宗的支持。不过,在保罗三世之前,除了哈德里安六世外,其他几位“文艺复兴教宗”(Renaissance Popes)均未认真对待改革。

   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前,天主教会本来尚有一次由教宗主导改革的机会,即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ifth Lateran Council,1512-1517)。但尤里乌斯二世召开会议,主要是为了打击以法国王权为依仗的比萨会议以及“公会议至上主义”(Conciliarism)。⑩尤里乌斯二世殁后,继任的利奥十世虽然继续主持会议,但仍以罗马教廷的既得利益为重,对改革兴趣寥寥。故而,这届宗教会议即便制定了一些改革教令,但改革在实践层面乏善可陈。

   利奥十世患疟疾暴毙后,哈德里安六世于1522年1月上台。他明确提出要严肃对待改革,但翌年9月便猝然离世,在位仅一年有余,难有时间推动改革。再者,他来自尼德兰,其当选只是枢机团各派别激烈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因此得不到意大利本土派人士的支持。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革新罗马,罗马便可革新整个世界(Purga Romam,purgatur mundus)。(11)哈德里安六世在上任后起草了一篇重要指示,就大胆汲取了这一看法。他将这篇指示交给特使基耶雷加蒂(Francesco Chieregati),命其在同年9月召开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宣读。在此指示中,哈德里安六世坦承天主教会的各种积弊,斥责罗马是一切邪恶与腐败的渊薮,并呼吁德国诸侯联合起来,抵抗土耳其,打击路德。(12)参加帝国会议的人士对哈德里安六世的说辞没有兴趣,他们要求在德国的土地上召开“自由的基督教会议”。

   利奥十世的堂弟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Medici),在当选教宗成为克莱门特七世之后,非但对改革兴趣不大,更是由于其私生子的身份而恐惧大公会议的召开。其关注点与其说在天主教会之上,毋宁说集中在美第奇家族的复兴大业之上。更糟糕的是,这位教宗对欧洲政治形势与外交局面出现误判,给教会及其改革运动带来巨大打击。实际上,朱利奥·德·美第奇在未成为教宗之前,在罗马教廷早已是颇有势力的枢机廷臣,政治上持有与利奥十世同样的立场,亦即与查理五世结成联盟以制约法兰西王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其后来当选教宗,实则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都得到查理五世的鼎力襄助。也正因为如此,查理五世一方面希望罗马能忠诚于他,另一方面要求罗马及时开启改革以缓解帝国的宗教紧张局面。但意大利战争愈演愈烈,而且神圣罗马帝国势力增长尤快,克莱门特七世遂转变策略,与弗朗索瓦一世越走越近,希冀能以此抗衡查理五世,从而实现“意大利的自由”(libertà d'Italia)。1524年10月,法军击败帝国军队,占领米兰。这给克莱门特七世带来了改变势力格局的幻觉。他先提议双方停战,但遭拒绝,于是将赌注压在弗朗索瓦一世身上,与法兰西王国和威尼斯组成同盟。翌年年初,帝国军队在帕维亚击败法军,生擒弗朗索瓦一世。克莱门特七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查理五世不但随后拿下米兰公爵领,而且其雇佣兵在1527年血洗罗马城,沉重打击了教宗国与天主教会。(13)后世学者常将1527的“罗马浩劫”(Sack of Rome)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可以说,克莱门特七世在政治上给保罗三世留下了亟待收拾的烂摊子;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教会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给保罗三世留下了惨淡的局面。

另有一个因素对天主教改革运动产生影响,即天主教会如何看待新教徒的问题。质而言之,改革本身既是政治问题,更是观念问题。在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城堡教堂大门之上,从而开启宗教改革后,利奥十世并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路德及其引发的挑战,他在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只是将这位出身奥古斯丁修会的神学教授看作普通的异端。哈德里安六世与克莱门特七世同样没有真正意识到拉丁基督教会的分裂无可挽回。特别是哈德里安六世,虽较利奥十世与克莱门特七世更能意识到路德掀起的严重挑战,却仍认为包括新教地区在内的基督教世界可以在教宗的领导下展开全面改革。(14)他将追随路德之人看作离散的兄弟,认为他们只是暂时疏远了罗马,仍期盼他们的回归。哈德里安六世的一厢情愿,在他交给基耶雷加蒂的指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5)此外,不仅是这些教宗,持有伊拉斯谟调和观念的人士仍所在多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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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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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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