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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亮:从《教会改革建议书》透视16世纪天主教会的双重危机

更新时间:2019-01-03 23:29:46
作者: 付亮  
更对教会分裂终能结束抱有幻想。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像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这样的教宗,不会认为改革——特别是借助大公会议的召开来推动整体改革——对于挽回教会颓势、重树教会形象、巩固欧洲天主教地区的教会势力,乃是刻不容缓之事。他们更是出于私利,忽视宗教与政治的共生关系。譬如,面对新教势力的打击与土耳其军队的骚扰,查理五世本希望克莱门特七世能及时召开公会议以推动教会改革,从而缓解帝国的内部压力,进而赢得喘息之机以重整天主教势力。但克莱门特七世屡屡出尔反尔,让查理五世的如意算盘一再落空。(16)

   而保罗三世真正意识到改革之于教会命运的重要性。他体察出拉丁基督教会的分裂已成定局,并彻底认清新教运动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改革同样是重要的政治行为:一方面,罗马决不能再对查理五世提出的改革要求虚与委蛇,毕竟改革必须仰仗世俗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既然路德及其追随者已然不是“失散的羊群”,那么与他们做出区分,并利用改革来明确教派身份区分,藉改革以挽回教会的损失,重新谋划欧洲的政治格局,才是题中之义。换言之,唯有切实的自我改革,方可有效地打击新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会的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对于保罗三世而言,推动改革势在必行。

   保罗三世上任时已67岁,获得枢机衔凡42年。他熟稔罗马教廷的政治生态与复杂的人事关系。他素以干练老辣、善于布局著称,上任伊始,就制定了三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是促成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和平态势,为召开天主教世界的宗教会议奠定和平局面;其二是召开公会议,彻底解决宗教问题;其三是在上述两个目标的基础上,团结各天主教政权,组建打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十字军。(17)为此,他既需要调整枢机团的人员构成,也需要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改革方略,并以此试水,掌握罗马教廷各派别的实力对比,为全面改革铺路。

   1534年12月18日,保罗三世在枢机团会议上任命了几位新枢机,其中并没有改革派人士。这样做是因为保罗三世在上任伊始要平衡各方面力量,既要照顾本家族利益,也要安抚罗马城几大家族,还要满足各强权在教廷安插其利益代表(即政治掮客)的要求。(18)这次任命最为改革派诟病的是,这位教宗年仅14岁的孙儿和年仅16岁的外孙都戴上了红色枢机帽。(19)在翌年5月21日的枢机团会议上,保罗三世开始有所改变。他擢拔四位意大利人与三位外国人为枢机,其中改革派主将孔塔里尼进入枢机团,并被委以改革教廷的重任。(20)

   1536年夏季,保罗三世任命孔塔里尼组建改革委员会,责成后者为即将在曼图亚(Mantua)召开的公会议起草有关全面改革的各项提议。同时,授权孔塔里尼寻找并推荐有名望的改革人士担任委员会成员。而且,教宗同意孔塔里尼的建议,不让教廷的教会法学家进入委员会。孔塔里尼力邀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波尔(Reginald Pole)、弗雷戈索(Federigo Fregoso)、阿莱安德罗(Girolamo Aleandro)、吉贝蒂(Gian Matteo Giberti)、科尔泰塞(Gregorio Cortese)、巴迪亚(Tommaso Badia)等八人加入委员会。同年12月22日,保罗三世适时授予改革委员会中的卡拉法、波尔、萨多莱托、阿莱安德罗等人枢机衔。(21)至此,改革派在枢机团中虽然人数并不占优势,但已具备一定力量。自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以来愈演愈烈的枢机团“世俗化”现象开始得到抑制。翌年3月9日,改革委员会向教宗和枢机团会议正式提交《建议书》。孔塔里尼代表委员会向在座的教宗与众枢机朗读《建议书》,解释相关内容,引发了非改革派枢机的强烈反应。

  

二、《建议书》揭露的教会体制危机

  

   《建议书》由孔塔里尼领衔起草,不过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九位改革人士从教阶角度出发,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逐一痛斥教宗、枢机、主教、神父、修士的贪婪腐败与玩忽职守,也哀叹平信徒在信仰上的缺失与偏离。可以说,《建议书》的措辞大胆犀利,虽语多逾格,却情则剀切。

   《建议书》开篇就直指一个关键问题:奸佞阿谀之徒——罗马教廷的法学家——蓄意夸大教宗权力,成为教会贪腐问题的源头。《建议书》痛心道:“阿谀逢迎之辈将教宗引向歧途,让教宗误以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本身,自己乃是所有圣俸的拥有者,因而可以随意处置圣俸,而无需摊上‘买卖圣职’的罪名。”(22)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在《建议书》看来,好比是“特洛伊木马”(a Trojan horse),为种种腐败勾当提供保护伞,从而侵蚀整个教会。(23)循此思路,《建议书》花很大篇幅痛陈有关神职授任与圣俸授予的问题。

   就神职授任问题来说,孔塔里尼等人哀叹,滥竽充数之辈忽视牧灵关怀,欠缺教牧能力,不仅工作懈怠,而且年龄不合教会法规定,可他们竟然堂而皇之地获取圣职,不仅造成难以枚举的丑闻,更是丢尽教会的脸面。实际上,神职授任方面的弊病往往与圣俸在授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建议书》条分缕析,详述有关圣俸授予的种种乱象。

   首先,《建议书》指出,就堂区和主教区而言,圣俸常常没能给予合格之人。尤有进者,手握圣俸之人往往不居于辖区,而是雇佣神学修养与教牧能力都极度欠缺之人充任代理。而且,一份国外的圣俸本应由当地的神职人员获得,以便履行牧灵职责,但实则出现某人手中掌握一份或多份国外圣俸而无法履行教牧职责的情况。(24)在此,孔氏等人着重提到了困扰当时教会的两个问题,即主教不居于辖区以及主教区圣俸之攫取。主教不愿居于辖区,不仅是因为主教本人贪婪懈怠,而且还有其他原因。《建议书》就指出了一个困扰众多主教的问题:他们的司法审判权频遭掣肘,从而无法有效惩罚渎职犯法之人。实际上,主教虽然有自己的教区司法权与主教法庭作为监管神职人员和打击异端的手段,但在当时,很多神职人员和修会修士竭尽所能规避主教的司法审判。而且,他们在通常的逃避行为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常会求助于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the Penitentiary)或教廷官员候选人资格审查官(the Datary),在用钱打点之后,往往便可逃避处罚。(25)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主教权力,使其无法有效监管教区事务。

   不只是主教攫取圣俸且不居于教区,《建议书》指出,很多高级神职人员,特别是身在罗马的枢机廷臣,大半凭借“恩主—门客荫庇机制”(patronage)从教宗或世俗王公手中获取非意大利地区的主教区。但他们由于不得不在教廷打理事务,故无法居于教区。不止如此,他们手中往往掌握几个乃至十几个主教区圣俸,不仅使得教会的牧灵工作难以切实展开,更是给自己的门客与亲戚带来了渔利的机会,教会财产演变为家族产业。抑有进者,枢机由于在经济问题上与世俗政权牵涉过深,故难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常常沦为他人的附庸。这对教会的独立性与牧灵工作来说,负面影响甚巨。

   其次,《建议书》指出,某个放弃(或曰辞退)圣俸的人通常仍保留全部收入。其实此弊病是教宗及其廷臣发明的,毕竟没有教宗给予特权,此种做法难以畅通无阻。对此,改革委员会心知肚明。《建议书》婉转地强调,教宗乃是“普世教会财产的看管人”,故而他完全可以虔诚地处理或分派这些财产,抑或公正地拨出一部分用于帮助急需经济补助的神职人员。但是,改革委员会也毫不隐瞒地指出权力滥用的问题:因为教宗握有处理教会财产的权力,所以有可能使得本应用于资助宗教事业的收入无法兑现,或是让圣俸持有人最终得不到相应的收入,而一些本已经生活富足的神职人员却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但改革委员会虽然强调制止这种腐败行为势在必行,但显然意识到,只要是涉及教宗权力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因此也就未再深究下去。

   复次,《建议书》指出,蔓延于教会的圣俸交换问题乃一大弊端。圣俸持有人通常提前留下遗嘱,将其圣俸转与他人,导致教会公产流失,私人大获其利。改革委员会认为,根据教会法,圣俸属于教会,理应服务于教会之福祉,而并非属于圣俸持有人本人,绝非其私产。因此,圣俸不能以留遗嘱的方式被转赠。但改革委员会提到,以诡计来变相掠夺圣俸的做法已经非常成熟。譬如,某人先放弃某主教区及相关圣俸,但保有收回的权利,即圣俸复归权;之后,附加保留收入的权利;进而,再附加保留分配圣俸的权利;随后,再添加行政权;最终,一个根本就不是主教的人却获得了主教的所有权利。(26)

   再次,《建议书》指出,主教聚敛圣俸——特别是不匹配型圣俸(27)——的行为可谓司空见惯。根据教会法,一名主教只能管理一个教区,领有一份相关的主教圣俸,不可同时获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教区及不匹配型圣俸。因此,一人手中的多份圣俸若是不匹配的,或是不能同时享有的,便是不合法的。(28)不过,教会也不是不允许例外,但是这种情况一经出现,便会导致深度腐败。例如,在特殊情况下,教廷会给予一些身居高位而富有学识的神职人员特许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罗马教廷的放纵,特许权被恣意扩展,遂成为重要的腐败手段。改革委员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痛心地指出,有的人握有两份不匹配型圣俸,而有的人则掌握更多的该类圣俸(特别是主教区圣俸)。(29)此外,《建议书》还提到另一种潜规则,即将多个不匹配型圣俸合而为一,成为某人的终生圣俸。这实则是当时规避教会法规的一种常见做法,即不匹配型圣俸的合并行为。

   总体而言,《建议书》的撰写人尤其看重主教在教会圣统制度以及教会改革运动当中的“枢纽”地位。他们在分析神职授予与圣俸授予的问题上,内心最记挂的其实是主教的腐败与改造问题。因此,《建议书》即便用一定篇幅探讨了宗教修会的积弊与改革问题,也主要是从强化主教作为教区长而理应有权制约修会特权以及监管修会活动的角度出发。质而言之,《建议书》的几位起草人将宗教修会放置于以主教为首的“居于俗界的教士”(secular clergy)之下,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了“居于僧界的修士”(regular clergy)——宗教修会,之于天主教信仰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平信徒的信仰生活问题,《建议书》除了斥责与哀叹之外,主要强调:改造神职人员乃是改造平信徒的基础。可以说,孔塔里尼等人沿用流行于中世纪的一种思维理念:牧者乃是医生;医生在救治病人之前,要先医治自身。他们对于平信徒在现实中是否已经参与教会改革以及能否参与改革等问题没有兴趣,他们只把平信徒作为改革的接受者,无视他们作为改革驱动力的历史现实。而且,改革委员会明显倾向于加强对平信徒活动的控制。

   耐人寻味的是,《建议书》虽然指出教会积弊的根源在于教宗权力的夸大与滥用,并且呼吁从属灵的角度重新审视教宗权力的本质,但通篇来看,只是展现了“病人”的病症,而没有真正指出病因。《建议书》也的确提出了一些因应沉疴积弊的方法,但通篇只是“哪些应该禁止”“哪些不应该如此”等无力的说法。一涉及问题要害,就语焉不详或戛然而止。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切中肯綮,在于他们是体制中人,不仅受制于体制,而且囿于体制所依存的社会,故而无法也无意从根本上变革教宗制度与罗马教廷的运转机制。

以吉贝蒂为例。这位维罗纳主教以勇于改革而为委员会其他成员和同时代人所钦佩。不过,他早年在教廷官员候选人资格审查官的位子上,同样为自己谋利益。除了无法驻辖维罗纳主教区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从同样供职于教廷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本博(Pietro Bembo)手中抢走一所修道院。该修道院每年可给拥有者带来1200杜卡特的收益。本博对吉贝蒂的做法恼羞成怒,去信大骂后者。(30)吉贝蒂的改革同侪弗雷戈索,同样曾持有多份不匹配型圣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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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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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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