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郭俊义:雅典立法者之立法宗旨研究

更新时间:2019-01-03 22:44:21
作者: 郭俊义  
但并没有权力监督各类官员。因此,这是从立法上限制贵族权力的开始,因为此时官职由贵族享有。[31]随着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对官员权力的限制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演变为针对各类官员的审查。其次,赋予公民以司法救济权。德拉古法规定,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可以向最高法庭提起诉讼,以说明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与哪一条法律相违。[32]在德拉古之前,雅典人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多是原始的血亲复仇形式,即由受害人自己或亲属来对加害人进行报复。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往往使得劣势一方陷入无力救济的境地。德拉古把民众的这种私力救济的行为转化为公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免于遭受不义对待的权利。再者,德拉古法虽然比较严厉,很多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但在面对杀人这一类恶性案件时,他还是区分了“故意杀人”和“无意杀人”,并规定了无意杀人的审判程序。[33]这限制了法院审理时的任意裁断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拉古对人之生命的关注。

   概言之,德拉古立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当时的雅典还是一个部落制国家,国家虽然由九位执政官管理,但由于国家内部的氏族权力巨大,所以贵族就会产生僭主之愿。[34]因此,德拉古扩大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用集体决策的权威来抑制贵族的僭主欲望。同时,他也抬升了民众的地位,赋予他们司法救济权,希望他们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不公。无怪乎学者Gagarin曾言:“不像古代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在古代希腊书写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社区全体成员能够在实际诉讼中得以应用。德拉古的法律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35]

  

二、正义与城邦秩序——梭伦立法

  

   德拉古立法虽然赋予了平民在遭受伤害时依靠城邦救济的权利,但并没有解决当时的政体问题,平民与显贵们的争斗仍然十分激烈。为解决这种长期对峙状态,在德拉古立法30年后即公元前590年左右,“人们一致推选梭伦为调停人和政体官,将政体托付于他”。[36]梭伦对政体的改造也使得雅典成为希腊各个城邦的翘楚,他也因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甚至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雅典人将其称为“民主之父”。不仅如此,梭伦那合法、公正的城邦理念也成为后世学者对正义问题探讨的开端。[37]

   梭伦首先依其审慎且冷静的沉思探寻城邦危难的渊薮,他在诗词中曾言:

   我们城邦的危险绝非来自于宙斯之令,

   或赐福的不朽神灵的意志;

   因为这样一位勇敢刚毅的守护者,

   伟大父亲的女儿,帕拉斯——雅典娜,

   张开手臂保护着我们。

   毁灭城邦的是,

   公民自身的愚蠢行为和对钱财的贪婪;

   人民领袖的灵魂是邪恶的,

   注定要为他们巨大的傲慢遭受众多苦难。[38]

   梭伦把希腊历史上神话主宰人间事务的观念悬置了起来。雅典人应自身承担解决城邦危难的责任,不应把问题都推给神灵,其自身的力量才是城邦动力的源泉。这是梭伦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是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始。那脱离了神灵福佑的公民,城邦就是其天然的庇护所,借用学者Lewis的话说,梭伦把“公民视为与城邦有明确联系的个体”。[39]于是,城邦危机的根源就反映在雅典人自己身上,即“对钱财的贪婪”与“巨大的傲慢”。梭伦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消除这些邪恶,才能“让正义径直进入每一个人的世界里”。[40]因为城邦的法律是神圣的法律,“它尽其所能地进行统治,它满足了所有人且绰绰有余”。[41]

   消除人们的钱财之恋,就是要改变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状态,让享有公民权的人处于平等的状态。雅典人对于钱财的观念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言辞中窥见:“财产对于城邦是必需的,但是财产并不是城邦的部分,……因为城邦是由平等部分构成的共同体,并尽可能以最优良的生活为目的。”[42]可见,相比于城邦,钱财乃身外之物。但在梭伦立法之前,雅典社会矛盾的症结就是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雅典的穷人由于没有土地,需要为地主做工,其收成的一部分要交给地主,如果收成不够的话,依据习俗,地主有权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家属变卖为奴。针对这种情况,梭伦颁布了“人身保护令”,史称“卸担令”。他规定,现有的债务必须全部免除,以后不许任何人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43]这一措施解除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44]但梭伦的立法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上的改革,而主要是为了城邦整体,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把人民团结起来”。[45]通过废除平民的债务,给予对公民人身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使公民摆脱了原先受奴役的状态,从而达到了使其参与政治管理的目的。对此,学者Lape评论道,“梭伦消除债务负担是公民权观念和制度法律发展的关键”。[46]

   于是,梭伦以财产的多寡来取代原先依据出身担任官职的规定。他把公民分为四个阶层,其中前面三个阶层可以担任官职,而第四阶层不能担任官职。这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会使城邦趋于稳定,不至于分裂。更何况,他规定第四阶层的公民可以参与公民大会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城邦管理,这一规定甚至被亚里士多德称赞为最具备平民性质的规定。[47]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了债务负担的公民有了参与城邦管理的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梭伦还认为城邦应尊重个体。这主要体现为,公民可以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财产。对于此,普鲁塔克曾介绍:

   他关于遗嘱的法律,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在他之前,没有人能立遗嘱,死者的全部财产必须留给自己的家族。但是他却允许没有儿女的人可以把财产给予自己属意的人……在另一方面,他并不允许无限制的、任何方式的赠与。他所允许的,只限于那些不在疾病、药物或监禁的影响下,不在受迫无奈之下,或不在妻子劝诱之下所作的赠与。[48]

   由此可见,允许立遗嘱,且立遗嘱时应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这是在强调个体的自治能力。城邦应认可个体的理性能力,因为城邦的安危系于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个体的公民意识,促使他们以城邦为依归,因为城邦不在了,其财产也难以得到保障。

   这样,梭伦改变了雅典人的荣誉观,由以出身为荣耀转变为以享有公民权为荣耀。这也在“atimia”一词含义的流变中展现了出来。我们通常把“atimia”翻译为“outlawry”,即“非法的”。但词语的含义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atimia”就是如此,它随着公民权利的出现与扩大,其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依据德拉古法律,杀人犯应被裁定为“atimia”,其后果就是任何人可以诛之而免遭刑罚。但在梭伦时代,其含义改变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曾介绍过梭伦法的一项规定,即“凡是在城邦陷入纷争时不拿起武器跟随某一派别将被褫夺其公民资格并且不得参与城邦事务”。[49]他将这种人称为“atimos”。可见,“atimia”开始与公民权相连,其含义变为“loss of honour”。[50]这说明,如果公民保持中立,那么公民就会失去参政权和司法权,也失去了法律对他的保护。此时的公民权并非是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参政权利。这提升了公民权的公共观念,使得城邦共同体的公共意识增强了。

   平民权利的提升必定会造成贵族权力的削弱,这难免会招致贵族们的抗议。这是梭伦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领袖们的傲慢。“傲慢”的希腊词汇是“hubris”。那何种人的“傲慢”会引发雅典立法者的关注呢?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指出,有两种人容易有这种行为,即“年轻人和富人们容易对人施暴,因为他们认为暴虐显示了自己的优越”。[51]但现代学者MacDowell却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它(Hybris)通常指那些享有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人,并不一定局限于年轻人或有财富的人。”并且hybris的特征是“贪恋吃喝、欲望强烈、贪玩、打或杀、攫取其他人的财富和特权、嘲笑他人或不遵守尘世的和神圣的权威”。[52]本文更为赞成 MacDowell的解读,因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傲慢”更多表现为一种私人之间的行为,但雅典人却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对抗城邦的行为,是一种公诉行为,因此惩罚也更为严厉。[53]

   梭伦通过“酒会”来显现权贵们的“傲慢”,他说:“他们不知如何抑制自身的傲慢,不知如何有节制地享受宴会的欢乐。”[54] “酒会”并非无序之地,它也是有规则的。而权贵们的“傲慢”却让自己孤立起来,他们意欲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事规则。不仅如此,学者默里认为,“贵族的酒会显然不仅是一种饮酒的场合,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55]由此推论,在社会领域,权贵们的傲慢及其无节制的表现会使他们与城邦大众隔离开来。对此,学者Murry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权贵们对其对手所展现的优越性大大削弱了城邦中其余群体所享有的荣誉感,这会危及到城邦的安全。也正基于此,梭伦才把傲慢的行为视为一种对城邦结构的威胁行为,从而促使他把傲慢行为定义为一种危害公众的犯罪,对此行为要用公诉程序来严惩。[56]从另一侧面来说,与“傲慢”相关法律的确立也迫使权贵们只有尊重民众,行施惠于城邦之事才能彰显自己的荣耀。

   可见,梭伦立法既限制贵族的权利,又不失其尊严;在赋予平民权利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过多的欲望,最终达到双方为了城邦而要节制的目的。那如何保证这种立法的实施呢?梭伦要做的就是让民众“洞晓所有事情”。按照前面的解释,这里的事情肯定不是自己的事情,因为梭伦不允许雅典人保持中立,那这种事情就是城邦之事了。也就是说,公民就要知道城邦的事情,并亲身参与其中。那如何让公民能参与其中呢?这就是梭伦制定法律程序的目的了。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立法时认为,梭伦立法有三个方面最具有民主性,其中有两个是关于程序的:一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二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制度”。[57]

   自愿诉讼制度改变了原先仅由受害人或受害人亲属起诉的制度,雅典公民只要认为加害人的行为危及到城邦,都可以对之起诉。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民的城邦意识,强化了公民在司法系统中的角色。公元前四世纪时,德摩斯梯尼明确阐释了它的重要性:

   保护和维持民主与城邦繁荣的至为重要的三件事是:首先是法典;其次是陪审员的投票;第三件就是把罪犯带到法庭上来。法律说明不要做什么,原告来告发那些应依法惩罚的人;陪审员来审判那些人;然如无人把罪犯带上法庭,则前两者就是摆设。[58]

   向陪审法庭进行申诉的制度,降低了原先行政官员的司法权力,司法权开始掌控在民众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了公民反对行政官员任意司法及司法腐败的机会。

   总之,梭伦立法是为了城邦共同体的福利,其目的是让全体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普通公民可以在司法事务及公民大会上图谋城邦的发展,有一定财富的公民则要抑制自身的傲慢,并且在更为高级的职位上施惠于城邦。

  

三、民众至上——克里斯提尼改革

  

梭伦赋予了民众一定的公民权,但他并没有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等同起来,因为梭伦法规定,官职以财产的多寡为圭臬。只有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公民权与平等权才联系起来。学者Ostward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原创:“他(克里斯提尼)是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结合起来的第一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3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