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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松: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06-10-24 19:53:48
作者: 傅小松  

  

  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但提纲挈领,一言以蔽之,我以为似乎有两大周期律在深刻影响着她的兴衰和命运。第一个周期律,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该书第一页所开宗明义揭示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另一个周期律就是则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说的政权更替和改朝换代问题。历代执政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并为之未雨绸缪,竭尽全力,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改朝换代,成为千古定律。

  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不过寥寥数语,也并非是一种经过严密论证的系统理论。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基于深刻历史洞察和直觉的伟大思想,当时就令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之折服,至今仍振聋发聩。它是任何一个执政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时过60 多年后的今天,全面探讨“历史周期律”的特点、成因以及消解之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周期律”的提出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历史周期律”的提出者黄炎培(1878——1965),是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教育家。他字任之,字任之,号抱一,上海川沙人。前清举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6年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中华职业学校。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学阀”罪通缉黄炎培,黄遂逃亡朝鲜和日本,进行考察。回国后撰写《朝鲜》和《黄海环游记》两书,以朝鲜亡国的痛苦告诫国人,并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创办《救国通讯》杂志,主张抗日救国。1932年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团结抗日。1937年任国防会议参议员,1938年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代表职教社派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旋于是年辞去主席职务。历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委。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他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黄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在延安,黄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为振奋,他感到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石破天惊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律被称为“历史周期律”。

  通读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可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二、“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内因和外因

  

  “历史周期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其中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似乎不是很复杂,无非是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导致了新王朝的诞生。这其中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直接变成新的封建帝王,如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等,有的则是农民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乘乱起兵,建立了新王朝,如隋朝末年的李渊。

  第二种情况是“篡位”。旧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新兴异己力量,羽翼丰满后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如东汉末年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皇帝,建立魏国,就是一种典型的篡位。此外还有王莽取代西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等等,都是篡位。

  第三种情况是外族入侵,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政权。元朝和清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具体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研究“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探讨它的外因是不可缺少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分析它的内因。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

  “历史周期律”虽然直到20世纪才由黄炎培先生提出,但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历史规律,早就为历代统治者当然注意到了。当然,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往往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简单归结于“天意”和“气数”。新王朝的诞生是天意,同样,旧王朝的覆灭也是天意,所谓“气数已尽”。杜甫缅怀诸葛亮的诗里也有“运移汉 终难复,志决身 军务劳”之句。

  我认为,“历史周期律”的发生,从内因上看,主要与执政者的执政模式有关。考察一部人类政治史,主要有两类执政模式,一种是专制执政模式,一种是民主执政模式。中国历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各国,都是专制执政模式。现代一些所谓极权、威权政体国家,也可以说是专制执政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专制和人治”为特点的专制执政模式,是“历史周期律”一再发生的根本内因。“历史周期律”是专制执政模式下的一条“政治铁律”。

  为什么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无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我认为,是因为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三大问题:

  一是它无法解决执政者的腐败问题。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执政模式下毫无民主可言,毫无监督可言。对于腐败的官僚、政府和体制,人民没有说不的权利。而专制执政者所谓反腐,往往动机不纯,其深层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且治标不治本,疏于制度建设。再者司法不独立,行政司法一体化,反贪机构以黑反黑,结果是越抹越黑,越反越腐。最后因腐败而人亡政息。以明朝为例。明朝建立之初,他就总结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于是提出“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并推出一系列铁碗治吏的措施。他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措施不可不谓严厉。然而结果又如何呢?明王朝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大贪官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朱元璋由此喟然感叹:“我欲除贪赃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直至被农民起义推翻。

  二是它无法解决权力的更替问题。权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历代专制执政者无不视权力如生命,幻想江山永固,为攫取权利、巩固权利未雨绸缪,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却陷入争权夺利、流血斗争、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恶性循环。这在历史可以说司空见惯。

  三是它不能真正解决好国计民生问题。历代专制执政者也大都重视发展经济。民富国强这个道理他们是懂得的。建国之初,如西汉、唐朝、明朝等,一般都采取轻瑶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带一定的好处。但往往好景不长,在专制执政模式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然大行其道,阻碍经济发展。执政者唯上不唯下、与民争利甚至鱼肉百姓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出现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官逼民反。

  

  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跳出了“历史周期律”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我们还太远,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就离我们近得几乎窒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不过几十年光景,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便红旗落地,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周期律”的强大威力。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把原苏东国家的执政简单归结为专制执政模式。因为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古代君主制国家以及现代某些极权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原苏东国家的执政者未能尽快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没有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模式。在某些做法上,甚至还停留于专制执政模式上,从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如此。例如列宁把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暴力工具。

  

  四、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与专制执政模式相反的是民主执政模式。如果说专制执政模式的特点的“专制加人治”,那么民主执政模式的特点则是“民主加法制”。如前所述,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败、权利更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不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而民主执政模式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民主执政模式或许无法彻底消除腐败这个毒瘤,但它一定能把它控制在一个较轻的程度。因为它有民主监督这个利剑,谁腐败,谁下台。当代世界各国中,凡是民主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少,反之,就比较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执政模式是解决权力更替的最好办法。还权于民,由选民选举决定权力的更替,既保证了权力执政为公,又确保了权力更替的和平有序进行。诚如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现代政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产生了多少书籍,有了多少发明,诞生了多少伟人,而是找到了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方法。现在,我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

  民主执政模式也是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真正保障。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执政者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可能在一段时期造成经济飞速发展的景象。但往往因为刻意追求政绩工程,只注重短期效应,大搞形式主义,其结果是造成经济或先天不足,或畸形发展,最后经济增长失去后劲,陷入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状态。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就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而民主执政模式国家实行民主执政和科学决策,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即使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样的困难,也比较容易挺过。

  民主执政模式能确保国家实现长治久安,这已经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这些国家自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已历200余年,历历经内忧外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依然薪续火传。当代美国政府用的还是华盛顿时代制定的宪法,升起的还是那面国旗。而马克思在上个世纪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至今也没有敲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基本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我看主要是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成熟是民主执政模式。

  

  五、余论:“民心论”、“忧乐论”与“历史周期律”

  

  关于执政的成败得失,历史上有两种值得一提的论点。一是“民心论”。认为“民心”是关系到执政者成败得失的关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二是“忧乐论”。 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在它创业初期,励精图治,所以统治稳固,在它功成名就之后,便骄傲自满,贪图安逸,所以走向衰亡。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黄炎培先生在谈“历史周期律”时也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长期以来,这两种观点都很有市场。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这两种观点视为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抓住了“民心”,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了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殊不知,这两种论点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真正找到“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民心论”和“忧乐论”的希望是美好的,但它治标不治本,它把希望寄托于能“得民心”的“青天”身上,寄托于能“克勤克俭”的“清官”身上,而忽视了最根本的是要靠民主和法制来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要靠民主和法制使确保官僚机构清正廉明。抽象的“民心”,只有转化为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作用和价值;说教式的“忧患意识”,也不能真正使执政者如履薄冰。历朝历代,能认识到“民心向背”的执政者大有人在,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一道理的也大有人在,不能不承认他们在这两个方面也作出过一些姿态和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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