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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追寻沉默的美国铁路华工①

——以中国近现代广东五邑侨乡文书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19-01-01 22:47:03
作者: 刘进  
1852年5月17日,香港对华贸易监督包令致英国外交大臣马姆兹伯利的公函中说:“现在已经有少数几个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带着小小一份钱财回乡。他们的发财致富和他们所夸耀的‘金山’(加利福尼亚)方面的无限财富,差不多已使他们本乡的人们如痴如狂,人人想要出洋。”(16)此张契据显示,赴“金山”的华工是在家族内部借贷,在借款人没有履约的情形出现时,通过有威望的族人调处予以解决。当时了解华工出洋方式的美国人对此亦有记载:“那些没有钱来此地的中国人便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去借。这些人来到此地之后,挣到工钱还清债务之后,又寄钱回家资助在家乡的亲友搭船到美国来。”(17)

   第二种类型是华工向并非至亲的族人或本地乡邻借贷出洋的契据,这种契据一般都是债主向借债人放高利贷,履约具有强制性,需要家人担保。咸丰六年(1856年)黄官奕“为因往金山获利,盘费不敷,恳求西龙社乡老黄玉涵、邓捷魁,值理黄会辉、黄达德、关瑞结等情愿发船位本银壹拾捌两正,言定以限一年为期,本息清还,每两要计息银壹两伍钱正。如至期无银还,仍要每两每年又加息银壹两算。”这显然是高利贷,如若届时无银归还,“系伊父子家人填还抵足,毋得异言”。这份契据写明由黄官奕“合家担保”,父亲黄元盛署名。(18)另一张借高利出洋的契据是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二十九日名为“益所”的人所立的“让帖”。该契据写道:咸丰七年(1857年),益所与益臣二人将肆拾两银子借给“振培往金山操金”,此时因急需用钱,益臣与父亲商议将此契据的权益转让给名为“振能”的人。1857年签署的“按帖”商定:“对期本利赔还银壹佰贰拾两正,如过期无银交清,依壹佰贰拾两银每计息,每两每月三分算”。(19)1862年时,振培尚未回乡,所以才有将“按帖”出让的情形发生。这张契据的借债人、债权人的人名都省略了姓氏,这表明该契据是族人或乡村熟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

   第三种类型是典型的“赊单华工”契约,即由专门从事招募华工的中外公司、商人与出国华工签订的借款契据,这种借款都是高利贷,且由一套专门的机制保障借贷者履行义务。譬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华工关如裕前往美洲时借高利贷的“欠银单”写得很明白:

   兹在香港取得关国松汇单银叁佰壹拾贰元正,订明限搭花旗公司毡拿火船到旧金山大埠,上岸拾日即如数附回香港关国松收,不得拖欠,如无银交或交不清,照每百元每月加息银叁元算,向担保人取足,无得推诿,立单为据。(20)

   这张契据与1876年4月14日前任驻华公使和前任加州州长镂斐迪在参众两院作证时所说的情形非常相似,他说:“来此地的中国人完全不受定期为人佣工的约束。他们的契约不过是规定偿还赊欠的出洋船票,另加一些利息、风险费、手续费等。契约里完全不提做工的话。”(21)这份“欠银单”的主要条款是印制的统一格式,只是在借款人、借款额、借款担保人、借款日期等处留出空白待填,说明关国松是在香港专门从事为华工做“赊单”生意的人,华侨以此种赊单方式出国并非个案,而是很多人的无奈选择。关如裕的借款没有担保人,可能他与贷款人关国松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属于人际交往圈内的较为可靠之人。也可能关国松与美国华人会馆或其他需要招工的组织订有协议,能够保障借款人履行义务。欠银单显示,关如裕的借款并未在规定的日期内还清,而是在借款的半年之后才还的,按照约定,他应该是付出了大量的利息的。

   以上契据显示,赴北美“金山”地区打工的华工主动通过举债获得出洋经费。出国需要通过亲友借款,凑足出国经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庭核心成员之间是无偿和义务资助,而在远亲和同乡之间,往往是放高利贷,兹举一例说明。1888年广东开平县人关德宽由“金山”(此处是指三藩市)写给关廷杰的信中说:

   弟幸赖平安到埠,无容尊念。……现付来大鹰银六十五元(七二算),祈查收入,代弟即过还崇蓁之数,取回原帖,交弟胞兄收贮。若有银余者,交弟胞兄以为家务;兄汝贮亦可。但弟欠汝之项,或延一月之久,亦当付来可也。(22)

   从关德宽的书信看,他似乎不是第一次出国,因为他一到美国,就能够筹到钱归还借款,也可能是他在美国有近亲属相助。实际上,很多借款不可能一踏上彼岸就有款项归还,华工只好承受重利盘剥,正如华侨歌谣“家贫柴米患,贷本来金山”(23)所言的那样。

  

三 铁路华工寄钱回家的方式


   早期赴北美的华工受到家乡贫穷、社会动乱难以为生的“推力”与金山发财致富的希望和机会的“拉力”的双重作用,他们的初衷就是发财致富、衣锦还乡,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因此,通过寄钱、寄信与家人保持联系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北美华侨在寄钱回家的同时也寄上家书,两者一起进行,汇款(银)与家书(信)在粤语方言区被华侨和侨眷合称为“银信”。

   铁路华工时代的银信是如何从华侨侨居地寄到侨眷手中的呢?1938年,姚曾癊等学者在广东侨乡调查华侨汇款时,根据A.W.鲁米斯(A.W.Loomis)撰写的《华人六大会馆》(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一书,并结合自己的调查,认为是用“信汇法”,并说“信汇业务多由在美洲,尤其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华人商号兼营,美洲信汇法之起源很早,沿革已难稽考。证诸史册,约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旧金山的六家会馆“专门办理招募华工,华侨登记,仲裁纠纷,以及代华侨寄递信件、转送款项等事宜,各家会馆与美国各大轮船公司及广东省各口岸及本邑皆有联络。他们时常派人往来于旧金山与中国各口岸之间,并为侨民带送信款返国”。(24)这种说法大致不谬,但是缺乏更多的细节,通过华侨书信、账簿等可以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1.华侨亲自或托回国亲友带回金钱

   现存最早的北美华侨书信是1883年由美国华侨关壬子写回广东开平县的几封书信,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3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信中说自己与胞兄关廷杰“握别以来不觉十余秋”,这说明他是在1870年前后出洋的,并提及此次“付来银伍元正”,1882年农历十一月“付归银拾元正”是“交余阿有兄台带归”的。(25)1883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关壬子给关廷杰的信中询问这两笔款项是否收到,并说又托人带来一笔伍元的新款项:

   旧岁十一月中旬付归银拾元正,祁(其)银交与余村余福章兄带归。本年四月中旬付归银伍元,祁(其)银交与狗牌冲三宝堂李炳祥带归,未知得收否?现付来银伍元正,祁(其)银交与川山蛇关阿强带归。(26)

   这封信显示,连续三次给家人的钱款都是通过回国的熟人带回的。这种现象可能在早期十分盛行,直到20世纪初期,华侨回国亲自或托人带回金钱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1904年,江门海关记载说:

   金银出入。有由外洋自行携归者,故关册未得齐备,数目必有不符。本埠之西南各县,其居民来往新旧金山、新加坡等埠络绎不绝,每年决有大款进口无疑,唯向不报关,无从知其详细,此款虽无确数可查,而睹其地方殷富,可知予言不谬也。(27)

   2.通过北美洲—香港—侨乡的华商商号寄递银信

   托人捎带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海外华侨递送银信的巨大需求,因此一条从北美洲华侨侨居地到华南国际交通、贸易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再到内地侨乡的华商银信递送网络应运而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网络不是仅有一张密集的大网,而是由同族、同村、同乡或同县的海内外商人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编织的多重网络构成的。

   前面提及的关廷杰,1883年旧历四月初二在广东开平县家乡接到一封来自香港宝华商号名为“朝倡”的人的信函,曰:

   廷杰尊兄台见及:启者:昨接来信,说及壬子兄有银信一封由永同安付来,弟亦如命往问过他矣。(28)

   “永同安”应是北美洲华侨侨居地的商号。早期华侨汇款,先将钱款交给熟识的从事银信递送业务的华人商店,这些商店将华侨的汇款集中起来,通过定期的国际客轮寄到香港熟人开办的商号,再通过熟人带至家乡熟识的商号,最后递交到侨眷手中。这样一种熟人圈子的银信网络,实际上是与华人商业网络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当时的各种银信账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香港是华南的贸易和金融枢纽,海外华侨的存款大多储蓄在此地的金融机构里。由于与内地贸易往来和向内地输送银信的需要,香港诞生了大批经营银信业务的金山庄和银号。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如果没有香港数以百计的金山庄和银号存在,很难想象华侨的养家钱款可以顺利递送到家。在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香港金山庄的《各客来往信银记数》,登记着北美几大城市的华人商号通过远洋轮船运到香港的每一笔银信来源、数额及其递送给内地侨眷的结果。大部分铁路华工属于劳工阶层,能够经常回国的人并不多,他们给家人的赡家钱款,也应该采取的是这种方式寄回家乡的。

  

四 铁路华工如何改变家庭


   最早的“淘金”开拓者、铁路华工,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通过向家乡源源不断地输入财富和新鲜的思想改变着家庭。从华侨文书的记载和遗存下来的华侨建筑文化遗产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巨大的改变。

   1.侨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侨家庭的经济和生活条件

   银信承载着华侨对家庭的责任,寄托着侨眷的希望。银是华侨的血汗钱,信是华侨对亲人的情思。华侨因为贫困出洋谋生,所以他们在海外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金钱寄回给国内亲人作为生活费用,这是银信的最主要用途。华侨在家书中谈到寄钱的用途时,最常用的话语是作为家中的“米粮之用”。

   除了家人的衣食之外,侨汇最多用于华侨和侨眷关心的人生三件大事:置田、立宅和子弟成婚,《民国开平县志》将前两者称为“求田问舍”,十分贴切。他们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年老归乡休憩身心的和谐安逸家园。如今依然遍布五邑侨乡村落的碉楼,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们与遍布五邑大地的洋楼一起,向世人诉说着华侨先辈曾经日夜萦绕在心头的对美好家园的渴望。

   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动荡,大量五邑人出洋谋生,到光绪年间,一些积有余资的华侨纷纷回乡买田建房。20世纪20、30年代,台山、开平等地土匪横行,而此时的侨汇十分丰厚,华侨纷纷在家乡建筑碉楼、洋楼,一则防匪以自保,一则可以改善生活条件。

   一般来说,积累了一定钱财的华侨家庭都会购买田地。华侨工人家庭,除了特别缺乏劳动力的以外,大都是自己耕种,有些家庭还需要租入部分土地以满足生活需要;华侨商人家庭的土地则大都用来出租。也有些家庭为了子孙出洋,不惜卖掉土地,赚了钱以后再赎回田地。譬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一份卖地契约记载,一个名叫“谢日晓”的人“因现有子孙往金山宜银应用,无处计备”,故将祖先遗留的部分田产变卖。(29)总而言之,在五邑侨乡,土地流转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在购买田地的同时,不少华侨开始建造屋宇。清朝光绪年间的新宁知县李平书评论说:“宁邑地本瘠苦,风俗素崇俭朴。自同治初年以来,出洋之人日多,获赀回华。营建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糜夸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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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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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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