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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8-12-30 10:22:55
作者: 许苏民  

   内容提要: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关 键 词:王夫之  《春秋胡氏传》  《春秋家说》  《读通鉴论》  《宋论》  政治文化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诩有一个“新发现”,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记载的宋高宗说“秦桧尚安石”这句话,由此论定:“(宋朝)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的牛耳”①。笔者试图从该书中找到“通高宗一朝”王安石之学如何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其他证据,但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对此却一字未提。而与之立论完全相反的证据却大量存在于宋代文献中,由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通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王安石之学,而是宋高宗和秦桧尊崇的程颐、胡安国之学。

   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不能不讲以下为余英时先生所回避的事实: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旨赐岳飞死、斩岳云和张宪于都市,全面落实与金国达成的割地、称臣、纳贡诸条款后,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崇儒重道”运动——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颁诏,将没收的岳飞府第改建为国子监太学,亲为太学十二斋拟订题写斋名;九月,接受秦桧建议,以手书六经、《论语》、《孟子》刻石国子监,以墨本颁各路州学,秦桧作记。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巡视太学,举行临雍释奠大典,颁布御笔《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序》;秦桧撰《宣圣七十二贤赞像记》,太常寺为《文宣王赞》谱曲。自太学以至于州县,济济多士齐声高唱睦邻息兵偃武修文。七月,为新建成的秘书省揭幕,赐手诏。高宗尊秦桧为“一德格天”的“太师”,秦桧尊高宗为接续并承载“道统”的圣王,君师合一,“咸有一德”,共同将尊孔崇儒(实为崇尚程颐、胡安国之学)推向高潮。

   这些事实只是外在的,还须由外及内,看看宋高宗宣示的“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的具体内容。《文宣王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惟时戴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②《孟子赞》曰:“战国之时,游说纷起。争谈富强,战攻是习。孔道不著,杨墨不息。挺生名世,崇尚仁义。”③《赐秘书省手诏》曰:“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为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④《秦桧画像赞》曰:“维师益金,识最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⑤这些出自宋高宗手笔的文献,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其一,特别指出孔子“志在《春秋》”,表明其于儒家经学中最重视《春秋》;其二,对于《春秋》学的态度素为北宋新旧两党斗争之焦点,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讲,而其政敌程颐则视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⑥,新旧两党交替主政,《春秋》学之兴废亦三起三落,宋高宗对这一斗争作出了肯定旧党和程学的总结;其三,宋高宗有“他人通经,岂胡某比”⑦之说,故其所拳拳服膺的《春秋》学,其实就是《春秋胡氏传》,而胡安国正是程颐之学在南宋的关键传人;其四,贬斥“争谈富强”,主张“道由忠恕”,既是对荆公新学与程学之争的政治总结,也为道学在南宋的大发展定下基调;其五,表彰秦桧“维师益金,识最渊冲”“其永相予,凌烟元功”,为道学家们树立了“得君行道”的典范;其六,《赐秘书省手诏》所宣示的“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更明确昭示了南宋朝廷君臣际合、帝王与理学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同盟的正式形成。

   这一政治同盟的形成既是高宗对新旧党争态度的反映,也是秦桧和理学士大夫共同努力所致。秦桧自北方归来,至少有两个人说自己“喜而不寐”,一是胡安国,二是宋高宗。秦桧初相第二天即绍兴元年(1131)八月戊子,高宗就下诏追赠程颐,称其“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无疑”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道学兴废”,更明确记载了秦桧对程学人士的大力荐引:“建安胡康侯学《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见,以杨、谢为师友。绍兴初,秦会之(秦桧,字会之——引者注)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云:“桧力引一时仁贤,如胡安国、程瑀、张焘之徒,布在台省,士大夫亟称之。”⑩秦桧虽曾一度罢相,但先后继任的赵鼎和张浚皆有程学背景,《宋元学案》说此二人使“伊洛之学从此得昌”(11),是可信的。

   《春秋胡氏传》对这一政治同盟的巩固发挥了重大作用。绍兴五年(1135)四月,诏胡安国修《春秋》传;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撰成进呈,高宗甚为激赏,称其“深得圣人之旨”(12),将其“置之座右”,盛赞“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13)。绍兴八年(1138)五月下旨,云:“安国所进春秋解义,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又云:“为君不知《春秋》,昧为君之道;为臣不知《春秋》,昧为臣之道。”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复云:“《春秋》之法,无非尊王。”(14)孝宗时期岳飞在名义上被“平反”,使得理学士大夫群体急于撇清与秦桧的关系,除了销毁文献(如胡安国的《武夷集》十五卷、朱熹在秦桧当政期间中进士的宏文)以外,还产生了许多扭曲历史的文献。但从学理上来看,理学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思想基础却没有变。与宋高宗一样,朱熹亦反复申说“胡文定义理正当”(15),“他所说尽是正理”(16)。

   一百多年前,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判开始为学者所提起。皮锡瑞指出:“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经之不明也。”(17)牟润孙为胡安国辩护说:“王氏痛切言之,于胡氏兵权不可假人之说深不以为然。……引申尊王之论,自可有孙、程、胡诸氏之说。兵权不可假人,既为宋之‘隐虑’,‘朝章’,则岳鹏举被害为必然之事,勿待文定绍之,况胡氏之立说本有其渊源欤!”(18)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引王夫之《宋论》,明确指出《春秋胡氏传》“从思想上、学术上配合呼应了宋高宗—秦桧集团收夺兵权的政策”(19)。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十七章“二程理学突然兴发”,又进一步以翔实的史料印证了姚瀛艇等人的观点(20)。海外汉学界也有不肯为宋儒饰非的声音。20世纪末,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先后发表《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等文,据实揭示了宋高宗、秦桧与《春秋胡氏传》的关系,指出王夫之在《宋论》中严厉批判了胡安国的《春秋》注,但认为王夫之与朱熹一样都说胡安国没有看透秦桧的本质,却不完全合乎实际。

   鉴于海内外史学界仅限于对王夫之《宋论》卷十《胡安国与秦桧同情》一节的片段引证,尚且缺乏对王夫之《春秋》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依据《船山全书》中的《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等文献,采用文本分析解读方法,来揭示王夫之是如何批判胡安国的《春秋》经学,如何廓清道学家对宋史的扭曲,如何批判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如何突破传统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作出别开生面的理论创造的。

  

一、王夫之《春秋》学的家学渊源与《春秋家说》的新见

  

   1646年,王夫之从其父王朝聘受《春秋》学。1669年,王夫之自题其观生居堂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21),先后撰写《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书。晚年王夫之写的《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巨著,亦体现了他的《春秋》学思想。

   《春秋家说》是记录和发挥王朝聘《春秋》学思想的一部著作,以批评《春秋胡氏传》为主题。该书序言记录了其父关于胡安国在《春秋》学史上之地位的论述:“三传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举要,得文定而详”(22),但他认为《春秋胡氏传》也存在严重失误,将其失误的原因归结为“激”与“疑”,并作了具体阐述。

   所谓“激”,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客观上,是王安石贬低和排斥《春秋》的“激”(刺激);主观上,则是由此而引起的胡安国的“激”(愤激)。其说云:“王介甫废《春秋》,立新说,其言曰:‘天戒(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核灾异,指事应,祖向歆,尚变复。”(23)也就是说,胡安国的思想方式是:你王安石越是贬低《春秋》,我就越要尊崇《春秋》;你王安石讲“天变不足畏”,我就偏要讲“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曾论述过西方思想史上有一种多少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相反心理”的作用,这种由“相反心理”所导致的思想对立,从胡安国执意与王安石立异可见一斑。

   所谓“疑”,包括外忧内患两方面:“宋之南渡,金挟余毒,逼称臣妾,韩岳刘张,拥兵强盛。建炎臣主,外忧天福之覆车,内患陈桥之反尔”。“外忧天福之覆车”,指五代后晋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内患陈桥之反”,则是担心韩岳刘张诸将效法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就导致《春秋胡氏传》中正论与邪说的对立:“外忧者,正论也;内患者,邪说也。文定立廷论道,引经比义,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复欲内防,削指臂之势。外亢抑疑于内僭;内削又疑于外疏。心两疑,说两存,邪正参焉”。其影响亦具二重性:“澹庵南轩师其正,斥王伦之奸;秦、张、万俟师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于文定之门,效可睹矣。……以赵普偏制之术,说《春秋》经世之略,恶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杂,不一而足矣”(24)。王朝聘认为,《春秋胡氏传》中的邪说就是由于宋高宗“内患陈桥之反”所导致的。

   王夫之《春秋家说》将王朝聘的这一观点发挥为“儒者不可与议兵”说,畅论宋儒疑忌武将之非而嗤之为“仆妇”,斥《春秋胡氏传》效法赵普杯酒释兵权之余智直接导致诛杀岳飞的“风波之狱”。王夫之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治军之道及其效果:一种是汉高祖的方式,“能将将而不能将兵,乃卒以王天下”;另一种是“赵普以之始,秦桧以之终”的方式,以儒议兵、以儒治军,对于军事将领,“无使习之,骤使司之;暂令司之,抑又掣之”,结果是“失五帝三王之大宝于他族”。王夫之将这种方式形象地称之为“畏子弟之渔盐米,而以授之仆妇”,这不禁令人想起孟子反对士大夫以女人的妩媚之态事君而嗤之为“妾妇之道”的故实。从“妾妇”到“仆妇”,一字之改,意义却大不同,依王夫之的说法,以“仆妇之道”事君比孟子所批评的“妾妇之道”危害要大得多。

《春秋家说》更批评胡安国“奖秦桧为管仲”,助长其杀害岳飞并解除韩世忠、刘光世之兵权的“忮心”(忌刻之心):“庄公在外,兵十七举,亲将者十三。次成之役,无适帅焉。其三则溺也,单伯也,庆父仅一出也,迭将而无专属也。若庄公者,可谓亲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终无以弭奸者矣,胡氏犹曰兵权散,主不当偏属于一人,专授庆父,威行中外,以召篡弑。斯言也,饮赵普之毒已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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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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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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