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沈志华:1990年代,我到俄罗斯搜集苏东档案

更新时间:2018-12-29 12:36:45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结果是两片黄瓜,切薄薄两片,15美金。苏联解体以后那一段特别乱,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俄国档案开放已经开始收缩了,出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学者找到了越战的一些档案。原来越南不承认它有扣押战俘,实际上有,他有一个名册,哪哪哪关着多少,是越南人民军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结果这个被翻出来一公布,美国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国反映,说你们当年是领导,我们给你们报的,现在你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还有一个事,1986年有一架韩国的民用航空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苏联不承认,结果档案给披露出来了,弄得俄国也很被动。出了那么几档子事,结果档案管理就严了。尽管严了,它整个还是比较混乱。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说给你就给你,得看你的关系做没做到家。我们就拉着他们喝酒,后来关系还是弄得不错,都可以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工作制度简直无法令人忍受。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第一天我们去档案馆,这还是事先约好了,9点到那儿,办手续折腾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进去了,没看多少到中午了,说中午吃饭关门,全给轰出去了。我们就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到下午2点才进去。进去到4点,喝茶,不办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们不在那儿,我说你们干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极低。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咱们住着旅馆,吃饭又这么贵,这么折腾不行,马上改变方针。咱们只弄目录,先编目,挑咱们有用的、想要的,把目录做好以后,让俄国学者帮咱们弄。我们托人给点劳务费、复印费,而且他们印还便宜,对外国人随便收钱。比如说我们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要收一、两美金,我到现在弄了有几十万上百万页了,那就得几百万美金。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从远东所、世界史所找了几个学者,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了好多酒,二锅头、茅台,俄国人也爱喝。然后跟他们谈这个事,他们都愿意,当场发劳务费,每人先发三百美金。俄国人说给你办事,还真给你办,然后我们就走了,说你们弄好了再寄给我们,或下次我们再来取,或者来中国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术交流了。

   过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发现更紧了,在那儿已经不是很容易办了。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来得早,他们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档案。俄国不行,还得去美国。

  

去美国寻找档案


   回来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说可以,我说你还得给我找个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当时有一个处长杨建国,英文、俄文都不错,我说就你跟着我吧。因为去美国不像俄国,美国的特点是什么?活都是你自己干,没人给你干,说实话也请不了,但是复印材料没人管,只要给你看的,随便印。

   我们去了威尔逊中心、档案馆和几个大学,一个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几个地方,就是累,因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杨建国累得啊。杨建国说,老沈啊,我当处长这么多年,出国无数,没一次这么累的。我们天天在那儿印,一天站那儿八个小时,哗哗地印,威尔逊中心的复印机我就给它印坏了四台。威尔逊中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复印不要钱。现在我跟威尔逊中心关系特别好,年年去,跟他们特别熟,几届主任我都认识。国家安全档案馆倒是要钱,但也不多,后来跟他们熟了,也不要钱了,但就是费工夫,你得自己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印,所以在美国花的时间比较长,好几个月。美国我去了三次,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得到资料。

  

运用档案资料探寻历史


   刚开始,我们都是收集苏联史资料,因为当时准备做苏联史,所以就从十月革命起,涉及到苏联历史的都弄。举一个运用苏联档案研究朝鲜战争的例子。1993年叶利钦给了韩国总统金泳三216件俄国档案,都是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认识了当时俄国大使馆的一个人,原来也是学者,远东所的,叫冈察洛夫,冈察洛夫说这套东西也给你们中国了,给中央档案馆了。我就到中央档案馆去了,结果发现中央档案馆封存了,拿来还没人看过呢,就都给封起来了,不能看。我说这是外国档案,他说外国档案也不行。回去我又找冈察洛夫去了,说中国都不让看,那怎么办?他说我单给你印一套。两箱子,我真兴奋。因为朝鲜战争这个事本来就是疑点重重。这个材料让我特别兴奋,整个就是来来往往的电报。198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了一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里面有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电报,这一配合起来,这个事大概的脉络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做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些材料,所以一看到这个材料就非常兴奋。

   中间又出了一件事。1995年底有一个俄国学者拿了一件档案,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以后,觉得现在出兵不合时宜,暂时不去了,你就让金日成撤退,或者到山里打游击去吧。可是我们中国80年代末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布的10月2日电报,是毛泽东在电报里说,我们已经决定出兵了,10月15日先去四个军。于是这个俄国学者就写了篇文章,说中国的电报是假的,有俄国档案为证。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事登出来了,说中国档案做假。后来陈兼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事很大,你赶快去查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1996年初在香港要开一个冷战史的会,会上就要谈这个事。

   所以当时我一听,就马上去找金冲及先生,他是这个文稿的主编。我就说,人家说咱们造假,你是主编还不赶快查查,是不是有毛泽东原稿。他也有点蒙了,说你等等,第二天我告诉你。第二天我又去了,他说查了,是毛泽东手稿,不会错的。我说时间呢?他说时间也不会错,10月2日是用汉字写的,能错得了吗?后来我想有几种可能,一个是开始同意,后来不同意;或者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变了,所以发了两个电报。但是中国那个电报写的是3时,10月2日3点,我说要是3点可能还是这个在前。那会儿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还没见到俄国那个电报呢,我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看看这个电报什么时候发出去的,它是10月2日写出来的,但是也许隔了好几天发呢?结果查了,没有签发时期。而且别的电报都有签发日期,八成是没发。后来金冲及说有这个电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没发。我说前前后后你都找来,几点几分发出。

   到了香港那个会上,俄文的电报我也拿到了。一对比,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俄文那个电报是10月2日晚上11点。两份电报,一个是凌晨,一个是晚上。后来再找其他的材料看,10月2日白天政治局开会,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意见非常大,大家都不同意出兵。你再看电报就能吻合了,因为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是10月1日来的,毛泽东大概当时自己就定了,因为凌晨3点钟,肯定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写了电报。但是白天书记处会议一谈,大家有不同意见,所以晚上他就拟了后一份电报,暂时不出兵。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在那次香港会议上也是这么谈的,现在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档案太重要了。后来材料就越来越详细了。

   我当时也在美国搞档案,而且档案大部分是从美国弄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在俄国收集的都是关于苏联历史的档案,就是后来编的36卷,到美国收集的范围就更宽了,都是冷战史的,其中大量的也是俄国档案。涉及中国的主要是朝鲜战争,还不是在俄国弄出来的,是当时在俄国大使馆工作的冈察洛夫给我的,还有我又去美国找的。在美国光从学者手里弄来的也不少。我跟着陈兼,一个一个去拜访学者。当时我们在香港开会认识了几个人,那时候正好很多人讨论朝鲜战争,有个叫凯瑟琳·威瑟斯比,一个女的,她懂俄文,手头有很多资料,我就去找她。她老公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冷战史的专家,叫沃伊泰克。两口子特别热情,一箱子全让我搬走了,而且还帮我复印。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很穷,她说都拿走吧。这箱档案都是朝鲜战争的。这是她自己搜集的,这不是叶利钦给的,叶利钦的才两百多件,当然也不少了。再就是去国家安全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的量也非常大,而且他们编了很多,就是美国对苏联的评估,所以我对美国档案也开始收集。

   当时其实都来不及细看,就一看这题目知道有用,就自己先弄,没工夫坐那儿看。我们都是这样,早晨档案馆一开门就进去,一直到它关门,中午不吃饭,就喝凉水(美国的凉水可以喝),带几块饼干,要不然你出去办手续很麻烦,美国也没什么好吃的,我说算了,咱们自己买点饼干吃,节省时间,晚上人家下班时我们再走。有一次还给误了,我跟李丹慧在那儿复印,因为它里面都是开着灯的,没窗户,美国好多都是这样的,根本忘了时间,等我们一看表,全下班了。威尔逊中心是挨着国会旁边的,特别大一栋楼。结果它所有的门都关了,出不去了,我们俩在里面转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出去的门,整幢大楼就留了一个门,有一个人在那儿守着。

   那次回国带了八个大行李箱,怎么往回运呢,超重不说,海关都得找麻烦。正好碰上我哥哥,他是公安部的总工程师,带着一个团到美国来访问。我说你帮我带回去算了,我自己就拿了一箱。后来回来我哥说,他们团里反映:你弟弟是干嘛的,那么沉的箱子,以为我倒卖什么呢。他说不是,我弟弟弄的全是档案,都是纸。

  

档案整理工作


   当时我们是想重写苏联史,我说咱们再写苏联史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得以档案为依据了。当时除了这几位老先生,年轻的就是我,金雁、张盛发、左凤荣。那会儿说好了我们要写苏联通史,以档案为依据,所以就得先整理档案。我说咱们先翻译出版档案,有了这个,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咱们就能把苏联史推上一个台阶,而且跟以前的研究根本不一样,就在于都用原始档案了,原来没人用过。后来实现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立项,反正我有钱,大家就翻吧。我就每年自己开会,钱都是我出。但是翻译靠这几个人不行,我说咱们都是各卷的主编,40多卷,每人包几卷,谁研究哪一段的,那几卷就归你负责编辑,翻译工作,我统一管。

   我成天就抱着原始档案,全给复印出来,大概分了专题,比如苏联跟东欧关系,苏联和德国的问题,十月革命的问题等,一共弄了247个专题。我就抱着稿子坐飞机全国飞,安排任务,你翻这个,他翻那个,弄个样条出来,编了号。我们就负责编辑校对,当时王忍之找我,说这翻译费也不少,你怎么弄?他们跟财政部申请了一笔钱,200万。他说你用一部分,我们社科院也组织一套班子,你弄苏联史,我们搞中苏关系史。后来我说干脆这样吧,钱我一分都不要了,你们留着用吧,我有钱。我主要是觉得我不大爱受人管,拿了国家的钱就很多事不好办,算了,既然我前期都没要国家一分钱,后期也不要。当时王忍之不好意思,他说象征性也得给一万块钱。我说你这一万块钱就给世界史所,他们不是出人了吗?你就给世界史所,你别给我。我们的进度非常快,1996年开始,基本上全都扑在这上面了,1999年就都完稿了。大概到2000年书就可以出版了,中宣部还拨了一笔钱给出版社,60万。当时出版社也找我,说这是给你的出版费用。我说我不要。

   这套书多艰难,折腾了有六七年,到2002年才出版,涉及中国的都不让出。后来朝鲜战争那部分我就拿到台湾出了一个三卷本的《朝鲜战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我也搜集了好多,2015年出了一套中苏关系的档案,十二卷。后来又搞了一套美国情报局的档案,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情报司,那是2004年,“9·11事件”以后了。因为911这个事对他们刺激特别大,事先没人知道,2004年美国整顿情报系统,其中有一大批档案都是关于对华情报评估的报告。当时他们就想找中国学者来评判一下,这个事就交给威尔逊中心了,威尔逊中心当然就交给我了。还没解密呢,就先寄到中国来了,一大摞。我就分了,我、李丹慧、牛军、杨奎松,我们几个人每人分了一部分看,然后写论文,去美国参会。

   现在至少这几所大学,像武大、南大、复旦、北大、南开、首师大,对档案的要求已经比较严格了。我来华师大以后,规定我们这儿的学生不用原始档案根本就不能开题,你就找档案去吧。这才是真正的史学。人家老说我揭露真相,其实不是,历史档案在那写着了嘛,过去不是按原始档案来的。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227.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