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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中国传统国家理论的奠基

——先秦诸子的囯家学说

更新时间:2018-12-27 00:01:17
作者: 杨阳  
就是圣人“不忍一世之伤”的错误选择(参见《庄子·外物》)。自从有了国家这个“匡人之形”的怪物,天下就“大骇”,以至于“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庄子·在宥》)。

  

三、“集权”的偏好:先秦诸子论国家权力的配置


   在先秦诸子看来,前国家时期的“乱”由“争”引起。“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则必然引起争端(墨家);物资供应有限、产权不明,势必引起争夺(法家);男女、长幼、贵贱不分,就会引发混乱(儒家),不论是“尚同一义”,还是“定分止争”,抑或是“内外有别,贵贱有等、长幼有序”,都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中心,因为“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慎子·威德》)。

   这个“一贵”,从理论上说,当然也可以是诸如“主权者”这样的抽象存在,不一定涉及特定的政体形式。但是思想家的想象力不免会为以往的政治实践积累的经验所框范,商周以来中国政体形式的单一性,使先秦诸子这个极富创造力的思想群体也无法想象除了君主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机构或组织能够担当起共同体权威中心的功能。在他们的想象中,能够结束“乱”而达成“治”的“一贵”,只能落实为君主。这个思考过程,《商君书·开塞》说得很清楚:“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治莫康于立君。”

   先秦诸子无法想象君主制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政体形式,当然也无法想象两王制或多元权威中心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坚信“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达成“治”所需的权威中心必须是单一的,认为“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士》),“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慎子·德立》)。正因为深信“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管子·霸言》),他们才会反复强调君主权力的唯一性和绝对性。

   但是君主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之众,显然会“日不足,力不给”(《韩非·有度》)。因此,治理国家,君主还必须学会“用众”之术,设置政长、百官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政长、官吏既为君主所用,职责自然是帮助君主“治烦去惑”(《左传·鲁成公二年》),“事君不贰”(《国语·晋语四》),“君为我心”(《国语·晋语二》)、“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国语·越语下》),就是对臣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尽管儒家等学派对君臣关系有着理想化的期待,但更为务实的法家却冷静地洞悉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法家认识到“上与吏也,事和而利异者也”(《商君书·禁使》),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臣僚之所以会小心翼翼侍奉君主,一方面是他们“畏主之威势”(《管子·明法解》);另一方面是他们希望博取只有君主才能给予的各种利益。臣僚们战战兢兢,时刻希望能够揣摩上意,讨君主的欢心(11),是因为他们投入了身体、智力乃至性命做本钱,“尽死力以与君市”,向君主博取各种利益;君主之所以能够安享臣僚们的效忠,是因为他掌控着各种资源,刑赏“二柄”在握,可以“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既然如此,君主对臣下就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要时刻独掌权柄,做到“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鲁成公二年》)。

   因为不存在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分类,在先秦诸子那里,作为“器与名”的国家权力往往被理解为生杀、赏罚、政令、立法、军政等内容。对这些权力,诸子认为都应该集中起来由君主所掌控,不能分配给其他机关或臣僚(12)。不仅如此,对那些经由君主授权的机构或臣僚——特别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君主还应时常注意压缩其权力空间。必须抑制权臣是他们共识。他们主张设置监察机构,考虑到监察官吏与其他官吏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一些思想家还设想其他更有效的监督办法。如荀子就主张建立君主直接掌控的由“便嬖左右”组成的情报系统,专门负责情报收集、舆情调查、监视百官等工作(13)。因为认为“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法家主张在制度设置上要“别其势,难其道”(《商君书·禁使》),制造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主张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建立普遍的“告奸”制度。

   对于上述中央权力配置的集权主张,《管子·明法解》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悬)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影)之随形。”

   先秦诸子的“集权”偏好,还体现于其对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纵向分配方面的主张。如前所述,在讨论国家权力在中央各部门的分配时,诸子很少涉及具体的机构设置,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涉及地方的具体建制,他们也只愿意追溯和讨论西周的封建制,对战国时已逐渐兴起的新的国家结构(郡县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在讨论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强化中央集权。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身为天子,弟为匹夫”,有悖于儒家的“亲爱”原则,因而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亲亲封建制,但是却不主张像西周那样将封地治权交给封君(参见《孟子·万章下》)。儒家认为有道之世的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庸》第二十七章),否认地方有立法创制权是他们的共识。

   墨子认为之所以“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实行封建制,是因为“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明之”(《墨子·尚同中》)。虽然他反对儒家的亲亲封建,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但却不认为诸侯国有自治权。墨子对政治的理解是“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志上》)一里之人必须“尚同”于里长,以此层层上推,天下之人必须“尚同”于天子,甚至要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中》)。

   至于法家更是推进中央集权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商君书·垦令》不仅主张国家政令法令的统一,还提出治国要以“百县之治一形”为目标。《管子·君臣下》主张“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管子·立政》将地方政府自作主张、擅自行政的行为称为“专制”,将其与不执行中央政令都归于“罪死不赦”之列。韩非主张君主要善于利用制度和权术,“独制四海之内”,形成“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韩非子·有度》),“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局面。

  

四、无处不在的国家:先秦诸子的国家职能论


   先秦诸子对国家职能的讨论相对比较零碎,大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一)经济职能

   诸子认为国家经济职能包括分配生产资料、管理生产过程、干预商业活动等内容。中国传统经济以农耕为主,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诸子认为国家首要的任务或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制土分民”。《管子·问》云:“理国之道,地德为首。”《管子·乘马》也说:“地者,政之本也。”认为只有在国家“均地分力”的基础上,民众才能不辞劳苦,努力工作。《商君书·来民》认为国家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制土分民”。孟子也主张国家应该“制于民有恒产”,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主张国家应该以“掩地表亩”的方式授田给农民,以此来避免纷争(《荀子·王制》)(14)。

   国家在“分土制民”之后,还要监管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首先是要设置“由田”(《管子·立政》)、“治田”(《荀子·王制》)等专职官员,负责“相高下,视肥境,序五种,省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荀子·王制》)。其次是“授民以时”。国家要定期颁布历法,告知农民时令的变化,督促农民按照时令从事农业生产(15)。再次是选派官员改进生产技术。《周礼·大司徒》主张设置司稼、草人、稲人等专职官吏,负责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荀子·富国》要求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指导,要细到“多粪肥田”“荆(草)殖谷”的程度。复次是监督农民使之“力作毋偷”(16)。《周礼·大司徒》主张对不努力劳作的农民进行惩罚,使之出“里布”“夫布”“屋粟”。最后是兴修水利。《管子》中的《立政》《五辅》,《荀子·王制》等都谈到这一点。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日益繁荣,如何看待和管理工商业,诸子也多有讨论,但意见分歧较大。大体上,儒、墨及《管子》中的部分篇章认为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家应通过有效管理使之规范发展。孟子认为一人之身难备百工之事,工商业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张国家对其应该“廛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下》)。《管子·问》认为市场是人们互通有无的场所,应努力推动其繁荣,主张“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墨家、荀子和《管子·立政》主张差别对待,对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生产和交易要积极保护,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则要全面控制或禁绝(17)。《管子》“轻重”各篇则另辟蹊径,认为国家应该有效利用市场谋取利益,如《海王》主张国家应该控制盐、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交易,通过价格垄断谋取暴利;《山国轨》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通过控制货币的市场投放量来谋取利益(18);《地数》主张利用国家的税收权,通过改实物税为货币税来谋取利益(19)。

   但是上述意见遭到法家的激烈反对。法家认为商业活动并不创造财富,工商业者是社会的寄生人群,因此,提出了全面抑制商业活动的“重农抑商”的系统方案。他们认为“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商君书·外内》),是驱使民众弃商务农的根本良策。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统一收购粮食,垄断粮食价格,通过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提升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成本,推动工商业者弃商务农。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对工商业征收重税,通过采取“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垦令》)等措施,压缩工商业的利润空间,使之无利可图。通过取消旅店、禁止雇工等手段,釜底抽薪,断绝工商业活动的基础。通过立法确定工商业者的“名卑”地位,严格限制其衣食住行的标准,使其即便是有财富亿万,也“不敢用其财”(《管子·立政》)。

   (二)社会职能

   这方面讨论大体包括户籍、税收、社会救助等内容。《商君书·去强》说:“举口数,生者著,死民者削,民不逃粟。”作者要求国家必须掌握国内的“十三数”。《商君书·垦令》主张对商人另立户籍,对商人的奴仆、雇工都要一一作为纳税人来登录。《周礼》之《小司徒》《乡师》《族师》《闾师》等篇章,提出了具体户籍统计、登录办法,主张每3年举行一次人口普查。

户籍管理与税收直接相关。对税收的必要性,除《管子》“轻重”各篇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外(20),先秦诸子明显存在共识。关于税收的额度,孟子主张“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这个“制”,就是十一税,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徹”(《论语·颜渊》),或荀子所说的“田野什一”(《荀子·王制》)。法家虽很少谈论具体的额度,但也主张要把握一定的“度”。对徭役的征发,儒家主张“罕举力役,无夺农时”(《荀子·王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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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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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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