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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氚:隐性网络自组织

——互联网集体行动中的组织状态和治理困境

更新时间:2018-12-25 02:04:53
作者: 陈氚  
作为原子或者作为集合的行动者,与结构分明、目标明确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但是,如果这种从原子到结构的转换可以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完成,那么对观察者而言,这种结构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当信息无障碍地在光纤中以光速传递时,行动者之间又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联结成组织。在转化速度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互联网时代的自组织形态,在表面上是一种行动者松散集群甚至完全原子化的状态,但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组织状态。

   如果我们把从个体到组织形成的过程视为一个结构化的过程的话,互联网带来的是速度极大加快之后的结构化,可以将其称之为瞬时结构化。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既是对行动者行动的制约,又是行动者行动的产物。[13]在伯格等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中塑造的产物。[14]瞬时结构化则是在新的互联网时空背景下,提出了将时间变量引入结构化理论后(这是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与时空压缩的必然),这样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当某些具体的社会结构化的过程被无限的缩短后,短时间的结构化何以可能,又如何展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以及这种沟通技术背后潜在的缺场行动能力,使得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构成了瞬时结构化的时空背景。我们在这里可以借鉴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中时间的理论概括:“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8]在互联网空间中,行动者面临的时间概念和传统的时间概念相比,也发生了变化,时间与空间密切相关。卡斯特更多地强调互联网之中行动的发生具有一种传统事件意义上的永恒性,事件的痕迹会永久地保持在网络空间之中,无所谓先后的顺序。而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以光速为单位,可以瞬间将世界的任何一个空间位置拉近,生产出一种成本忽略不计的跨空间的同时性。正如同张九龄在诗歌中描述的场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样,在前互联网时代,这种同时性的场景不会发生实际意义上的关联,而互联网时代共同发生的跨空间实践活动,可能会具有纷繁的现实意义。

   因此,从“无时间的时间”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接近光速,这里的信息不是单纯的信息,而可能包含着意义、信念、态度、情感,更重要的是货币符号、社会资本等流动的资源,这些使得缺场的同时发生的情境具有现实的意义,不仅仅是虚拟空间的意义,而是真实的现实影响力。这种瞬时的速度,在宏观层面上,使得人类社会的运行从未如此之快,以至于产生了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15]在具体的组织形态上,可以使得行动者从原子化状态或者微弱联结的状态(行动者集合),到组织化的状态的进程从理论可能上无限地缩短。

   在时间趋于零的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互联网在空间层面对行动者行动情境的提前建构,这也是时空压缩的重要因素,这也同样构成了瞬时结构化的前提条件。在针对特定事件的互联网集体行动的组织结构形成之前,互联网既有的信息通信技术,以及这种技术创造的交往特点,塑造了一个潜在的交往结构。例如,Facebook、Twitter和微信等技术应用形态,使得每个社会行动者与他人之间先天地产生了一种潜在的组织可能性。在互联网时代,基于这种点对点的社交技术,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交往情境实际上是事先建构的,是一种给定的隐性结构。

   在传统的社会行动过程中,行动目的与他人关联的社会行动,都需要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或者场景之中。而这一情境的搭建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例如,在传统的购物方式下,消费者需要和商品的出卖方共同搭建一个商品交易可以实现的社会场景。在消费者的社会行动中,耗费时间和金钱前往商场,走到柜台旁边,是消费者为了和出卖方搭建交易发生的社会情境的付出,而出卖方则需要为商场的搭建付出租金,为柜台的装饰付出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为了最终的交易行为发生而付出的社会情境搭建成本。同样,对于组织形态而言,传统的社会组织需要为组织成员搭建现实的社会交往情境,需要耗费成本,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境的搭建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在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中,Facebook、微信、QQ等软件,为每一个行动者提前搭建了一个可以永久利用的社会行动情境,这种社会情境是先在于网络组织的,是在行动者形成组织之前的潜在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瞬时结构化的发生就是将潜在的虚拟空间上隐性结构瞬间现实化和意义化,发挥其现实作用的过程。

  

四、隐性网络自组织的现实影响及治理


   互联网时代的瞬时结构化造就的这种隐性网络自组织,并非仅仅是一种后现代理论意义上的推论,而将真实地影响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并且这种影响有可能随着民众互联网使用能力、习惯的增强和网络社交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融合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加深。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首先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成员的自我组织能力。按照主流观点,中国缺乏社会组织的传统,或者在当前的文化、政治、社会背景下,民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态势,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一代”将更加适应互联网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种理想的发展状态下,有可能使得中国未来的社会成员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能力。当然,这种自我组织能力如果体现在对群体利益的维护上,在法律的框架以内实行,则有可能产生出更多的合法集体行动,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形成快速结合又快速解体的利益团体。从维护社会民众个体权利的角度,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从另一方面,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能力,并不代表具有更高的自我组织意愿。组织化以后的行动者,是否行动还要取决于一些现实的动因。

   从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国家网络社会治理的有限性,国家的网络社会治理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能力限度。现有的社会治理体制中,现实的社会组织与网络社会组织分属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管辖。民政部门负责现实社会组织的登记和日常监管,而网络社会组织则属于网络管理部门监管。隐性网络自组织恰恰存在于这种日常管理的中间地带。因为,对于民政部门来说,缺乏物理社会互动场景的组织是隐性的,无法监管的。而对于信息工作部门来说,在网络隐性自组织尚未结构化之前,并不是作为互联网上的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松散的行动者集合而存在,具体到每一个行动者上,就更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特点。

   随着技术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对网络社交平台,比如微信群和QQ群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管理的效果,但是这种管理也只能针对业已存在的网络组织,却无法阻止那些尚未存在,有可能瞬时出现的潜在网络自组织。在特定事件激发之前,网络隐性自组织也没有作为QQ群组、微信群组等网络社会组织而存在。只有当特定的事件发生时,例如,京沈高铁的环境保护评估的通过,厦门PX工厂的建立计划的公布,等等,现实利益相互关联的行动者才在极短的时间内,借助潜在的互联网社会交往状态组织起来,形成同时具有现实空间行动能力和网络空间行动能力的类组织。而这一结构化的过程和组织化的过程是十分快速的,而且由于信息中介的进一步多元化,从单一技术的角度是几乎无法阻止这一过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采取传统网络管理模式的国家,在面对互联网的隐性自组织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境。

   国家对互联网的治理应当摒弃一种完全掌控的思路,同时,需要具有一种互联网与现实融合的思维,也就是跳出互联网来看互联网。互联网上突然发生的聚集,最终将具有现实的行动能力和影响能力,归根结底是现实中民众利益结构与心理结构以互联网的方式呈现,同时也是来自于现实社会矛盾的影响。互联网中体现的社会矛盾在本质上仍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映射。互联网中的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形成过程是瞬时性的、流变的和隐性的,而现实的利益结构是相对稳定和可预见的。因此,对互联网的治理应当认识到政府单纯监管和治理互联网行动的能力限度,应当将重点放在现实的矛盾预防和疏导之上。例如,在某些地区性的环保抗争事件中,如果仅从互联网角度进行治理,那么就仅仅会聚焦于一些技术的手段,如防止互联网上的情绪传递和如何过滤信息等等,但是,这就容易忽视这些网络集体行动的现实因素,政府决策信息不透明造成的民众—政府矛盾。只有减少或者避免现实中的直接对立,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行动者集合迅速演变到组织状态的行动意愿。

   隐性网络自组织的存在,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民众,尤其是熟悉互联网技术的城市中产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获得了一种相对的权力地位,并且这种权力是容易被传统管理者所忽视的,具有一种隐性的特质。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面对的治理对象似乎是松散的个体,却又是可以瞬间结合成组织的潜在组织。如果轻视这种民众的隐性权力,则有可能遭遇到比前互联网时代更加激烈的负向反馈,这也构成了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力的一种正面约束。在具体的政策出台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增加与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行动,以共识获得更大的治理合法性。而从更加积极的层面来看,网络隐性自组织也蕴含着社会自我发育和自我治理的潜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中应当“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网络中的民众自我组织现象也应当被充分重视。从正面积极引导和规范这种互联网自组织现象,将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补充。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增长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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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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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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