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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麒麟:政党竞争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研究

更新时间:2018-12-25 01:59:59
作者: 叶麒麟  

   内容提要:内含国家共识、政体共识和政策共识三个层次的政党政治共识,是西方式政党政治有序运转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又是通过政党竞争来实现维系的。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经济人”行为以及“寡头统治”倾向,政党竞争不仅无法起到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维系作用,还会造就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发生,则可能会给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实践带来危机和挑战。

   关 键 词:西方式政党政治  共识危机  政党竞争  Western Party Politics  Consensus Crises  Party Competition

  

   为了顺应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政党才摆脱了“派系”(faction)的恶名,政党政治也才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功能的发挥,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存在形态。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以来,西方式政党政治却开始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组织危机,意识形态淡化的意识形态危机,政党功能弱化的功能危机,以及社会认同度下降的社会危机,致使学术界中散布着“政党政治衰落论”甚至“政党政治终结论”。另外,21世纪以来,以照搬西方式政党政治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现了“退潮”现象。尽管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并未出现民主崩溃,但其民主也因为由基本政治共识赤字所致的政党竞争对社会结构(包括阶级、族群或教派)的撕裂作用,无法达致稳固。同样,也正是因为既有基本政治共识出现衰弱,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政党竞争时常出现恶斗现象,“否决政治”现象越来越明显,从而出现了民主的“去巩固化”危机现象。①简言之,21世纪以来,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共识危机逐渐凸显出来,成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另一种危机。

   然而,由于欧美老牌民主国家在20世纪上半期,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就已经基本完成,民主政治已经较为成熟,在国家认同和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共识已经较高,因而正是囿于欧美老牌民主国家这样的旧有共识框架和条件的语境分析局限,加之冷战时期以来西方以“党争民主”为标识的民主化释义和实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仅限于政党的组织、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社会对政党的认同等危机的研究,却忽视了政党政治有序运作的共识前提,遗漏了老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方面的研究。②因此,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考察和解析,成为西方式政党政治危机和民主化等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内涵界定


   一般而言,以“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配置的活动”为要义的政治,其存在和有序运转是需要依托一定的共识的。因此,作为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和存在形态,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特性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必然也存在着共识支撑的问题,而这就是有关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议题。一般而言,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指涉的是各个西方式政党对其所在的政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享有共同的认同。具体而言,依据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政治共识结构层次划分方法③,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包含三个层次:(1)国家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式政党政治存在的目的在于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基本功能,来满足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多元利益需求,从而让他们认同其所在的民族国家,从而实现对民族国家的维系,而这就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价值。因此,这就要求各个政党对其所要服务的民族国家的存在价值和规模边界享有共同的认同。(2)政体共识。既然维系民族国家的存在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价值,那么,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则是维系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则要求各个西方式政党对宪政体制、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规则享有共同的认同。(3)政策共识。上述政体乃至国家共识的维系,需要各个西方式政党秉持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采取协商和包容态度对待政策异见者。各个西方式政党在这些问题上,都应享有共同的认同。可以看出,在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结构层次中,国家共识是最高层次,政体共识是中间层次,政策共识是最低层次。其中,国家共识是政体共识和政策共识的归宿,而政策共识对政体共识有助力作用,其与政体共识都对国家共识有助力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对成员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共同认同即国家共识,才于17、18世纪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议会政治,从而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产生和有序运转提供了舞台,奠定了“场域”基础;正是因为通过“光荣革命”,英国确立起君主立宪政体的共识,通过联邦与反联邦党的论争后,美国确立起联邦制的共识,以及通过19世纪的议会改革等带来的选举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才为英美国家的政党由“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以及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正是因为政党具有通过组织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输出来满足多元社会利益诉求这一功能的共识,才为政体共识和国家共识的维系进而为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形成和有序运转奠定了“绩效”基础。

   简言之,上述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都说明,政党政治共识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形成和有序运转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式政党政治能否慰藉政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选举和组阁等方式去促使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有序运转,是西方式政党政治有序运转的判断标准所在。因此,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落脚点其实就在于,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民主巩固功能的发挥状况。就此意义而言,作为西方式政党政治主体的各个政党若在有关政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未能享有共同认同,致使政党政治无法得到有序运转,无法发挥民主巩固的功能,这便是所谓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具体体现在:(1)政党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各个政党未能对其所要服务的民族国家享有共同的认同。(2)政党之间政体共识危机。各个政党对宪政体制、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规则的具体安排,未能享有共同的认同。(3)政党之间的政策共识危机。各个政党未能在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上享有共同的认同,未能采取协商和包容的态度对待政策异见者。只要上述三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时,就可以视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已经发生。

  

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发生机理


   在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便面临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为何会发生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先解答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是如何维系的。当然,无论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为何发生的问题,还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如何维系的问题,都离不开对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的识别和剖析。

   西方式政党政治是在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身财产权益,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施行议会政治的过程中开始萌芽的。后来,随着19、20世纪以追求大多数人平等权的大众运动的此起彼伏,一些西方国家才开始真正推行普选权,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民主政治也才成为潮流。也正是在此潮流下,美国民主理论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将民主界定为“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④,即所谓的“竞选式民主”。也正是在“竞选式民主”潮流下,政党才开始实现由“体制内政党”、“精英型政党”向“体制外政党”、“大众型政党”的转型,才开始成为选举的组织渠道和工具,西方式政党政治也才算是真正诞生。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式政党政治与“竞选式民主”密不可分,带有竞争的特性。换言之,政党竞争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所在。为了冷战的需要,以美国为模板的西式民主化战略输出,更是将西方的“竞选式民主”标识为“党争民主”,这使得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政党竞争特性更加明显。

  

既然政党竞争是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核心特性, 那么在“党争民主”的理论逻辑和框架下, 政党竞争是如何维系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的呢?首先, 社会利益需求的多元化, 社会分化的多元社会是西方式政党政治存在的背景和前提条件, 而社会成员对所在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即社会成员的国家共识, 则是多元社会整合的关键。但是, 国家共识在“党争民主”的理论逻辑下, 则是需要借助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来维系的, 而西方式政党政治恰好能够通过政党竞争实现和维系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 进而维系国家共识。其次, 竞争机制在国家政权内部可以转化为党争牵制和监督压力, 使得执政党尽量保证政策的公共性价值原则, 进行公共政策输出, 不会只顾特殊群体利益, 从而使得包括政党在内的全社会的政策共识得以达成。除此之外, 政策的制定与输出执行,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行为, 而政府的产生和行为是在一定的政体规则下进行的。正如图1所示, 政策共识的达成, 又会助力政体共识的维系和提升, 而政策共识和政体共识又将助力国家共识。

  

   然而, 令人吊诡的是, 老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实践告诉我们, 政党竞争并不能对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起到维系作用, 而且还会造就出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例如, 在美国, 国会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性竞争, 无法通过预算, 致使经常出现政府关门事件, 从而造就出政治共识尤其是政策共识的危机。时任总统奥巴马所倡导、民主党议员所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 也因共和党的反对而夭折。作为2016年“黑天鹅事件”之一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斗更趋于白热化, 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愈加明显, 政治共识危机愈加严重。又如, 作为2016年的另一“黑天鹅事件”, 英国脱欧公投事件也折射出政党竞争所带来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问题。在“脱欧”和“留欧”问题上, 虽然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内部是存在着分歧的, 但仍然是以卡梅伦和特雷莎·梅所代表的“留欧派”为主。但是由于政党的恶性竞争, 在野的工党的“疑欧”态度, 以及独立党的煽风点火, 致使无法形成共识, 只能诉诸于全民公投, 致使英国政坛受到冲击和社会分裂加剧。除了老牌民主国家, 在许多施行西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 执政党和在野党也往往尖锐对立, 政治共识危机严重。例如, 在欧美与俄罗斯地缘战略争夺的催化下, 乌克兰亲俄罗斯的地区党等政党与亲欧美的季莫申科集团等政党之间, 时常因为政策带有亲俄罗斯或亲欧美的色彩而出现相互排斥现象, 从而出现政策共识危机, 进而就演化为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国家共识危机, 最终导致目前乌克兰的国家分裂悲剧。而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之所以能够由政党竞争所造就, 其主要根源在于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具体而言, 西方式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主要源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政党的“派系”天性。从词源学来看, 政党“par ty”来源于拉丁动词“par tire”, 使得政党承载着“部分”、“分开”的含义。因此, 政党被认为是从“派系”衍化而来的。换言之, “派系”是政党的“原生态”。由于“派系”指涉的是自私自利的组织团体, 因而政党在其早期阶段都被视为邪恶的东西。例如, 作为首位真正讨论政党的学者, 柏林布鲁克 (Bolingbroke) 曾指出, “政党之治理……必终结于派系之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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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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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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