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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更新时间:2018-12-23 21:57:36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详另文)。要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既非不可能,也不那么简单。

  

二、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


   假如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钱,它们是可以重新串起来的,因为钱币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远大于其个性;但若这根本就是一地秋风扫下的落叶,离开了与树干相连的树枝,甚或被吹离了原来的树林,它们还能复原其本义么?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找到其原来的树,通过树枝确立落叶和树的关联。但更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觅得其原树的状态,或无法重建其与原树的关联。

   于是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钱绳索之后,以现代的绳索重新串起来的钱币,是否还具有接近原状的意义?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原初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即使我们搜集起一堆落叶,我们怎样理解特定的一片树叶或一堆树叶?怎样把它或它们置入我们希望再现的历史场景之中?

   进而言之,即使这一地碎散的文辞原就是一些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他们是否有某些时空的共性,经过整合可以表现出某种未必系统却具有关联性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意义究竟类似于树叶构成的拼图,还是新绳索串起来的旧钱币?这些恐怕都是见仁见智、仍存争议的问题。

   非常可能的是,后人用树叶构成的拼图,更多不过反映出拼接者对树叶的认知。即使用新线绳串起了旧钱币,也很可能带有新线索的时代意识、反映出串钱者的后起立意。遑论那些原本确实散碎的零星史料。但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继续发展的进程,后人对往昔的重构,不论是否是复原或再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复原和再现,它们已然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许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着上游的源头活水;且不论后之整合是复原还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种再生。

   引申而言,上述所谓断裂的碎片,也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细节。史贵能见其大,而不避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

   《管子》言,“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管子·宙合》)。故廖平以为,治学当“先急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外。若专说细碎,必失宏纲,而小者亦不能通。”[15]另一方面,又要平等看待大与小。如张申府所说,以求真求实为目的者,“大至于仅约略可想象不可测度的全宇宙,小至于几万倍的显微镜下看清楚的微尘”,都要“一律看待”。[16]

   一方面,大体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而后世经传乖离之后,学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的结果,却是“破坏形体”。另一方面,细节去则同异失而关系断。

   吕思勉指出,“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一些看似无可隶属的零星之事,若因修史者“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修通史者常“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17]重复除则同异失,史料之间本可显现的关系,也就切断了。

   在实际研究中,有时一个细节即可导致根本的转变:“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18]盖“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19]故“考据之家,一字为宝”[20];“一瓦一甓,大匠不弃”。[21]

   更重要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后人必仔细穷究,方“字字有着落”,而可见其整齐的排列。若心粗而不仔细穷究,即使在尊经时代,圣人言语也可能被人作“碎片化”的理解。故蒙文通要求学生“养成读书要细致的习惯”。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莫嫌其细小”,都必须搞清楚,因为它们“常常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22]

   微末细节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从中可能看到与整体相关的重要问题。具体之一法,或即如蒋梦麟所说,“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23]傅斯年在讨论专史和全史的关系时强调,专史乃“全史上之一面”,做专史要记住“无以一面之故,忘却历史大轮廓上所示之意义”。[24]在此基础上,“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具体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25]

   细节与整体,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朱子曾论《大学》说,“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26]析之极其精,正为合之尽其大;若不能析之极其精,也就很难合之以尽其大了。故柳诒徵主张,“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27]

   陈寅恪就向来注重从细节看整体,又将细节置于整体之中。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在他眼里,任何“具体之一人一事”,都始终反映着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28]王国维治学,也是“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29]两人的治学取向,最能体现刘咸J所所谓史学当“似个别而实一贯”的通达见解。[30]

   疏通知远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长期追寻的目标,而真能疏通知远者,又从不忽视具体的一人一事一物。《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最能概括这一精神。清代训诂学盛,学者知字字有用,一不可忽。考证学兴,草木虫鱼,皆可见道;也只有将其弄得清楚明白,方可见道。治学之趋向,于是大异。史学亦在此风气影响之下,细节之可贵进一步凸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重要的细节。但这一取向在当年就曾引起反弹,视为支离破碎,无关大体。人民国后,考据琐碎之批评,更不绝于耳。

   早年也曾批评清儒的顾颉刚,后来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学理如此,学术史上的实际历程亦然:“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31]在此基础上,他深感“清人之学范围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实而不蹈虚”。且因清代考据“已遍及各个角落”,若“能集合同工,为之作系统之整理,组织其研究结果”,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32]

   实际上,碎与通虽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却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钱穆指出,很多人以为“考据琐碎”,其实是自己“徘徊门户之外,茫不识其会通,而讥其碎”。盖碎是通的基础,“非碎无以立通”。[33]钱基博稍后申论说,“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否则就可能“以笼统为会通”。[34]这是对“非碎无以立通”的最好诠释,会通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人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不是会通。

   由于现存史料在本质上就是断裂而零散的,在每一“个别”之中,或不一定都能找到“共通性”;且每一细节与大局的关联程度,也可斟酌。但在一定的范围里,各细节之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很多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从断裂的碎片中看到整体,也只能从残存的断片中了解整体。

   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35]另一方面,如他在“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36]这样的“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历史想象力。如顾颉刚后来所说,“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37]张尔田也认为:“历史事实,当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为之补全,其有缝可合者,固无问题;但终不免有破碎无从凑泊之处,即不能不用吾人经验判断所推得者,弥补完成。”[38]两人想法相近,都想要从断片复原整体(有意思的是,通常视为守旧的张尔田主张更理性的推理,而一般以为更“科学”的顾颉刚则敢明言“假想”)。

   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叙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过于“系统”和“整齐”。更早提出此说的傅斯年也更有分寸,以为“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39]作为一种始终从残余断片窥测全部结构的艺术,任何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观的分数”在里面。也只有一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40]盖历史现象本“是极复元( heterogeneous)的物事”,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则难免疏误。[41]

   毕竟史学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学问,众多选项的平等(即不具排他性)存在,是治史者进行比较和做出选择的基础,也是读史者形成判断、决定取舍的基础。研究和叙述取向越“多元”,呈现出的史事越丰富,便越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我们既要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并力图将其峰回路转的原貌呈现出来;又要充分承认史料的有限性,愿意接受不那么系统整齐的历史作品。历史本是已逝的往昔,在这方面,文物界所谓“修旧如旧”的讲究,是可以借鉴的(惟所谓“旧”,也有当世原状和存留状态的区分)。若历史的丰富一面得到凸显,则其虽不那么“整齐”,可能还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三、余论


   就前引贺昌群所谓“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之比喻言,星光不过是星空最显而易见者,后面还有那漫无边际的“夜天”在;没有寥阔的夜幕,也就无所谓闪烁的小星。整体从未隐去,只是所见层次有深浅之别。史学的具体问题,就如一颗颗寥落孤星,星点之光既是星与星反射彼此之光(日月亦星体),也是其自我状态的无声言说。如果我们既看到孤星的闪烁,又看到诸星之关联,复不忘其背后无尽的夜幕,则史学之具体研究,虽在细节而不废整体,且与其他细节交相辉映,乃一片广阔的天地,又何需忧虑什么碎片化?[42]

   且从上面的讨论看,如果史学本是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似亦不必太担心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相反,比较可怕的是,即使在一些已显“琐碎”的题目中,还是常见从头到尾的空论。若习惯了蹈空之论,久假忘归,或沦入真正的历史虚无取向,即朱子所警告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寄怀》)。至少对史学的初人道者而言,题目不论大小,论述都宜由虚入实。把问题讲清楚了,再言能见其大不迟。

在我们的学术流程中,确有一个真正导致了文科研究“碎片化”的因素,那就是很多刊物的字数限制:不少刊物都将文长限制在万字以下,甚至更少(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欧美学术刊物文长动辄数万字,很少看到这样“少而精”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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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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