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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从《金岳霖回忆录》看金岳霖与胡适的角色分歧

更新时间:2018-12-19 08:44:30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这也是上述梁漱溟所述之“故事”的一个旁证。

   抛开时代性话语,贺麟所言,也部分地解释了胡适弃“玄学”式“哲学”的西学依据。贺麟认为,胡适“反对哲学”是从孔德实证主义出发,“认[为]实证科学已经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依胡适的看法,只有科学知识才是有充分证据,可以信仰的知识,凡哲学知识或者是坏的科学知识,或者是超出经验的实证,属于不可知的领域。贺麟还找出了胡适说法的两个西方思想来源:一个是杜威,因为杜威“只承认如何求知,如何思维,如何增进各部门知识的方法、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而贬斥世界的可知性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为‘哲学家的问题’,想要‘以不了了之’”。另一个是罗素及其美国追随者。因为罗素怀疑人们是否能够认识离经验较远的那部分宇宙和事物,他所主张的“对于世界加以零碎考察”和“归纳和科学的气质”都是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的。那时美国流行的逻辑实证论也视哲学的根本问题为经验以外的“玄学”,以为凡是不能翻译成“物理的语言”这样“科学的统一的语言”的哲学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命题。当然,以“新心学”见长、又笃信黑格尔唯心论的贺麟也是话中有话,他所谓的第二个来源,显然与胡适无关,而是在借机批判金岳霖一路哲学的。

   有意思的是,后来也被认作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贺麟同时认为,在反对“哲学”的问题上,梁漱溟和胡适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因为梁漱溟“讳言主义”,只注意中国的问题研究。看来,站在客观唯心论的立场,贺麟是将梁漱溟揉和伯格森直觉主义与阳明心学的新儒家理论直接排除在“哲学”以外了。

   然而,贺麟没有谈到,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危机,中国哲学界也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便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因为与会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发现,哲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现实了。同年十月,一名来自哲学界内部的作者还观察到“现代哲学思想的趋势,是注重在找求自然科学的根据,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为过渡思想了”[参见张聿飞:《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北平:《现代评坛》半月刊卷二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但贺麟对胡适反对“玄学”的西学背景的分析正可以解释金岳霖“不大懂胡适”的疑惑或者说二人的根本分歧。这要从金岳霖的回忆说起。

   在回忆录里,金岳霖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指胡适——引者)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页一八二)《论手术论》是金岳霖自称一生最满意的三篇文章之一,初刊于《清华学报》一九三六年卷十一第一期,批评的对象是后来(一九四六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布里奇曼(P.W.Bridgeman,1881-1961)的“操作主义”(operationism,金译为“手术论”)。如果从渊源看,操作主义与实用主义共同相信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操作主义就是实用主义的操作主义。但在《论手术论》中,金岳霖对操作主义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操作主义的实验性论证在物理学及其实验中适用,但不见得适用于数学。

   面对金岳霖的提问,胡适说自己“不懂抽象的东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没有读过《论手术论》;二是读过,但作为实用(验)主义者,他不接受金岳霖的批评,但也无意当面反对,故出此言。

   “不懂抽象”之说出自胡适自己之口,当然有自谦的成分,转译成今天的语言,应是“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客观地看,“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是胡适哲学研究的特点,也是一个大忌。因为就哲学研究言,“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基本等于是断了成为专业哲学家的念想。可是,这里面也要细分,比如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儒家思想、诸子思想或经学思想的研究,就不一定非要有抽象的爱好。因为用冯友兰的话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因事见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就理见理”[ 《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卷一,页二三三。]。

   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中说过的一段话或有助于了解金岳霖的哲学取向。他说:“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象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冯先生也不回避,他说他自己看《知识论》原稿,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看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 以上均见北京:《哲学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冯友兰在此当然亦有自谦的意思,但对比冯、金的哲学或哲学史著作,何者抽象也是一目了然的。按理说,在义理与考据上,胡适偏重于考据,而冯友兰是偏重于义理的。在对义理的理解上,冯友兰理应强于胡适。而冯友兰与金岳霖不仅私人关系密切,哲学上也相互影响。可是,连冯友兰也说看不懂金岳霖的《知识论》,那么要求胡适这个“不喜欢抽象的东西”的人强说自己喜欢抽象的《论手术论》,不仅不尽情理,且会让人觉得虚伪了。

   问题在于,金岳霖是从事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据金门弟子、哲学家冯契回忆,金岳霖说过:“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 mind。”他觉得自己有点“abstract”(抽象),虽然也常常陷入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之中[ 冯契:《忆龙荪师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收入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页一三三-一三四。]。金岳霖以西方“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看待信奉实用(验)主义的胡适的“哲学水平”,当然不能理解为何胡适“不懂抽象的东西”还能研究哲学,更不可能理解胡适所言以及胡适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背后强烈的现实关怀。

   这里没有所谓高下之分,只是两种哲学理解之分,是抽象或有形,纯粹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取向之别。至于回忆录中谈到的面对“necessary”(必然),胡适强调“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金岳霖对答的“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页一八二),则很可能不是金先生不理解实用(验)主义,而是他坚守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解放后所笃信的唯物论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只能说是学派之分或门派之间的偏见了。

   不过,胡适对金岳霖等来自哲学界同人的寻开心或“攻击”似乎不以为意。一九三五年四月,由胡适提议组建的中国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届年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中,有胡适和金岳霖。年会上,正式成立的中国哲学会筹委会也是由胡适主导的,三名筹委会召集人,贺麟是代表北大的,黄子通代表燕京大学,清华的代表,他选的就是金岳霖。据胡适日记记载,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筹委会的金岳霖、贺麟、黄子通在他家里开会,拟定中国哲学会的章程草稿[ 《胡适全集》卷三二,页四八八。]。虽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国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胡适致开幕词时宣称自己已经“改行了”,他确实无意于哲学了,故一直没有参与具体事务,但会后依然列名于理事的名单之中。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金岳霖学问和哲学研究水平的认可。一九四七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遴选第一届院士时,胡适拟定的人文组哲学学科三名候选人中就有金岳霖,金岳霖最后也成功当选。

  

   读《金岳霖回忆录》会时时感受到耄耋之年的金岳霖书生的童心以及在政治和现实的人际关系上的天真。像《论手术论》明明在批评操作主义和实用(验)主义,金先生却只意识到,他批评了清华同事、物理学家叶企孙的老师布里奇曼,可能引起后者不开心。而在金先生看来,他的另一最满意的文章,即一九五五年所写的《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的最得意之处则是“找到了杜威在他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页五八)。他在《回忆录》里所言“我不大懂胡适”,或可作如是观。

  

   (原刊台北:《传记文学》2012年5月号[第10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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