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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登学: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更新时间:2018-12-18 00:16:49
作者: 黄登学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关 键 词:美俄关系  “再重启”  制约因素  前景

  

   毋庸讳言,虽然当前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相对衰落,但其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俄罗斯经过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尽管经济实力与以往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鉴于其超强的军事力量、独特的军事传统与军事战略以及别具一格的“另类”外交风格,也依然是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重量级“选手”,在军事、政治及安全领域尤为如此。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俄之间的互动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及力量格局的变化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美俄关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再重启”的迹象愈发明显;而一旦美俄关系再次实现“重启”,不仅将直接关乎大西洋地区乃至欧亚大陆的安全与发展,而且必然将对中俄和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就美俄关系“再重启”问题的研究而言,由于特朗普上台不久,其外交战略包括对俄战略尚未定型,特别是美国政坛内外对特朗普的诸多牵制,导致美俄关系的“再重启”还未成为“现实态”,因此,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笔者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围绕该问题的学术研究。尽管俄罗斯国内已经出现若干从某个侧面分析美俄关系“再重启”问题的文章,但也主要见于其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等报刊。比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德尔·卢克扬诺夫(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2017年4月17日在该报发表的题为《还未展开的美俄“浪漫曲”的结局》的文章认为,美俄关系“再重启”是可能的,但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基于确保相互摧毁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框架并未发生改变,因而这种所谓的“再重启”之路难以走得很远。①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在俄罗斯国际政治顶级期刊《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的2017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世界政权危机与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对中俄同步推行极具冲动性的“双遏制”政策,中俄或结成战略联盟也未可知,因此,美国需要调整对俄战略。②俄罗斯最权威的政府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部主任伊万·季莫菲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也持类似观点,他在题为《双重遏制: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两难困境》的文章中声称,即使中俄不结成实际的军事联盟,美国亦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中俄两国的双重反遏制困境,因而特朗普上台后亟待解决的一个任务就是“再重启”美俄关系,以破解“两面作战”的战略困局。③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该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论述,力争提出具有一定超前性和前瞻性的结论。


一、引言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关系一直呈现一种“起落不定、一波三折”的发展态势,“期望与失望并存,争斗与协调交织”成为这一关系发展的突出特征。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俄“蜜月”般的关系与20世纪末双方围绕北约东扩等问题的激烈争斗形成鲜明对比,小布什执政初期美俄间形成的反恐联盟同其后不久双方围绕中亚“颜色革命”、东欧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俄罗斯民主和人权等问题的尖锐对峙构成强烈反差;而从奥巴马上台初期“踌躇满志”的美俄关系“重启”到乌克兰危机后双方遏制与反遏制、制裁与反制裁的“新冷战式”对峙,更是让世人深感美俄关系发展的复杂与无常,“不得不肯定地说,大约从2012年起,奥巴马政府就开始摧毁美俄合作的基础了”。④尽管俄罗斯多次警告西方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红线”,但美国还是在2013年秋介入了乌克兰危机,并由此将美俄关系推向了新的“僵局”。到2016年底,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危险点,在以乌克兰危机为起始的美俄对抗背景下,两国武装力量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刚刚卸任的奥巴马总统留给世人的是一个糟糕的记忆。他从美俄关系‘重启’始,却以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关系的最坏状态而终。”⑤或如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Песков)所言,“奥巴马执政末期,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冷战’时期还要糟糕”。⑥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相应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包括对俄政策,其再次“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从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情有独钟”到对普京总统的诸多“溢美之词”,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与普京高频度的三次电话交谈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成功互访,从2017年7月初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相谈甚欢”的“超时特普会”到叙利亚西南部地区停火协议的达成,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表明,以特朗普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为契机,美俄关系有望再次“重启”并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声称,美俄之间存在共同利益领域并可以就此开展合作,美国新任总统有意“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特朗普正在寻找机会开启与俄罗斯的新关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确实正在开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所不可能出现的‘机会之窗’”。⑦就连特朗普本人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声称,“已经到了推动与俄罗斯建设性合作前行的时候了”。⑧而其与普京的汉堡会晤,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马克马斯特(Herbert McMaster)所说的那样,“已经开启美俄共同解决两国及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对话”。⑨

   虽然目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法案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签署,但要说特朗普时期的美俄关系势必将沿着恶化的轨道继续“滑行”且不可逆转未免过于武断,断言特朗普已经完全屈服于国会压力而彻底放弃了改善美俄关系的能力及意愿更是为时尚早,特朗普关于“制裁法案存在严重缺陷”的公开宣示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将来的“事件反转”埋下伏笔。简言之,美俄关系的种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那么,美俄关系“再重启”(以下简称“重启”)的逻辑何在?“重启”的领域及其制约因素可能有哪些?美俄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试对此做一探析。


二、美俄关系“重启”的逻辑


   特朗普上台后选择“重启”美俄关系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特朗普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二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三是与俄对抗政策难以奏效,“重启”并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才有可能解决美国所关切的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

   1.特朗普“孤立主义”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

   立国之后,鉴于自身的国力所限,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政府曾经长期奉行所谓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在其即将卸任之际所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美国要成为自由、民主、伟大的国家,必须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谨慎和谦让,美国的基本政策是避免与外界的任何部分结成永久联盟,“对于我们来说,在与外国的相互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同时与其保持最低限度的政治联系”。⑩华盛顿的这一外交“遗嘱”随之开启了美国长达一百多年的“孤立主义”时代。

   真正将美国的“孤立主义”推向极致——把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合二为一,强调内部事务优于外部事务,以及鼓动普通民众反对贵族与教育精英的则是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杰克逊世界观的基础是自觉的、目标明确的平民主义,这一点和信奉自由世界秩序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自由、开放”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就此而言,特朗普堪称杰克逊的追随者,他强调美国国家利益,对所谓的全球领导角色“嗤之以鼻”,这与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平民主义情绪形成了强烈“共鸣”。就现实来说,当前美国平民主义情绪的高涨与其参与全球化的成本相关——部分是实际成本,部分则是臆想的成本,不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因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气息并在选举中大获成功。实际上,杰克逊与威尔逊两种思想遗产的角力始终是美国外交争论的一部分。小布什第一任期内这种争论就曾经喧嚣一时;不过近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将威尔逊思想中的干涉主义范式当成了一种定律,然而时移人易,当前,“孤立主义”再次变成了特朗普的治国“法宝”。

   特朗普政府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从一般意义上讲,意味着美国要消极参与全球治理,减少对外部世界的干预和国际责任担当,争取最优国际发展环境以服务于所谓的“国内优先”,从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从与俄罗斯的关系来说,这里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则是:美国要调整此前的与俄对抗性政策,通过“重启”美俄关系和实现美俄战略缓和以减少对俄政策中的精力“消耗”,使自己从欧洲防务事务中逐渐抽身,而将其军事力量更多地转移至其他战略区域特别是亚太地区。当然,这里所言特朗普重拾“孤立主义”政策,并不是说美国要重返二战前所奉行的那种孤立主义政策(这一点在当今世界条件下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说特朗普执政将会根本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而是主要意指“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会有一个从‘超级卷入’向‘较为民族主义取向’的战略转变,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力图继续削减特定范围的国际支出和一定程度弱化对国际问题的参与力度,另一方面,特朗普要奉行所谓的‘国内优先’,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国家基础”。(11)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卸去”美国所承担的全球义务,只是口头上没有承认罢了,而“特朗普则是公开地讲出了奥巴马未下决心说的话:美国打算关注自身利益,不想再承担全球领导者的负担了”。(12)

   2.离间中俄关系与遏制中国的双重需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罔顾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以及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潮流,企图以所谓“冷战胜利者”的身份,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全面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目标是要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美国通过加强美欧军事联盟特别是通过北约东扩预防性地遏阻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特别是近年来,在对俄“系统化遏制”的政策框架下,美国更是深度介入乌克兰危机,加速部署东欧导弹防御系统,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西部边界以及黑海盆地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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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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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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