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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农村改革40年——回顾与感悟热点

更新时间:2018-12-16 20:33:45
作者: 柯炳生  
也是一种补贴,是通过抬高市场价格所实现的补贴。2004年,我国开始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2007年,开始对东北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开始对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11年,开始对棉花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具体名称不同,本质上都是保护价政策。

   在开始阶段,即2004-2007年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保持不变,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有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但是并没有启动实际的收购。其后,2007-2014年间,保护价大幅提高,结果,使得保护价水平,不仅高于国内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库存爆满,财政补贴剧增,市场关系混乱:国内过剩时还大量进口,出现了销地价格低于产地价格等各种价格倒挂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又进行了改革。2014年,取消了新疆棉花、东北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而代之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实现了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积极效果,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操作困难、补贴额大增等问题。于是,又进行了新的探索: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行面积补贴。此后,又尝试对稻谷和小麦的政策进行改革:保留最低收购价格制度,但降低价格水平。

   补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农业事关解决吃饭问题的重大国计民生,农民又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给农民补贴,是好事,完全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不过,如何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和渠道,非常重要。补贴方式不当,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会变成政府花钱找麻烦。并且,国家可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总是有限的,应该采用最有效的财政支农办法,让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佳的作用。我国按面积补贴强度已经高于欧美,但按人均补贴强度则远远为低,靠补贴是无法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的补贴是不扭曲市场的补贴,如欧盟的脱钩补贴;最好的支持应当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


就业制度改革是走向城乡融合的重大突破


   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就是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

   就业制度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包括了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私人企业等,相当于农村的二、三产业。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极大地突破了这种限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异军突起。到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为农村的就业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叫做“离土不离乡”。

   第二个阶段,是离土也离乡,这就是农民工的出现。其中,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叫本地农民工,现在已经超过1.1亿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叫外出农民工,已经超过1.7亿人。这在改革前乃至改革初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农民到城镇中就业,涉及到很多政策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允许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雇用农民工,是允许民营企业在城镇中建立和发展。

   乡镇企业和农民工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加。4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取得长期高速度增长的奇迹,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现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的占比,合计已经超过了一半还多。

   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民工进城,既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壁垒的突破,也是对城乡壁垒的突破。农民工进城,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减少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然,农民工现在也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对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感受最强烈的,可能就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在的差异主要是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差异,是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一些减弱减少。例如,农民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已经有了,但是水平仍然不高。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这些差别的不断缩小,是城乡发展的不断融合,最终实现城乡在体制上的真正融合。


发挥好两个作用是40年改革的根本经验


   40年来的改革,让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巨变,发展成就举世无双。回顾以上四大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根本经验,就是发挥了两个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40年改革的本质,就是不断的摒弃计划经济(包括制度和观念),不断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赋予参加者有高度的自由选择权利。包括产业选择(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怎么养……)、市场选择(卖给谁,卖什么价……)、消费选择(买什么,买多少……)、就业选择(哪个行业、哪个地方……)等等。自由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努力和创新;选择的动力,是利益最大化。而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的作用,就是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个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按照需求调整生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布局(在哪里生产,包括国内或国外);按照最佳投入产出效率确定投入结构(以何种方式生产或何种规模生产);等等。

   政府的作用。这也是绝不可少的,但是具体发挥哪些作用,却是需要不断明确完善的。四十年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即:不断放弃和退出一些领域的作用,而不断强化在另一些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也可以归纳为放、管、服。放,就是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尽可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管,就是管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例如维护市场运行,遏制坑蒙拐骗,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等。服,就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科技、规划、信息、教育培训等等。

   发挥好两个作用,需要解决文件、理念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文件,很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很大,争论很大,把改革写进文件,很不容易。理念,更重要;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之后,现在把改革写进文件,已经不那么艰难了,而要让文件中的内容,真正进入头脑,成为坚定理念,意义更加突出。实践,最重要;要把文件内容,真正转化落实为改革实践,落实到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中去,改革才算真正到位。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个作用的发挥,成就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展望未来,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把两个作用的关系界定得更准,把两个作用发挥得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伟大目标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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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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