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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

更新时间:2018-12-14 20:59:42
作者: 杨阳  
而一些在政治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却往往逸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这个问题在《通史》中基本得到解决。比如《明清卷》第1、2、3章分别将朱元璋、朱棣、宋濂、方孝孺、邱濬、高拱、张居正、吕坤、海瑞单列一节,除吕坤外,这些人物都不见诸哲学史著作,而以往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甚至连吕坤也很少提及[12]。


三、问题意识与逻辑线索


   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往往给人以头绪繁多,线索纷乱的感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前述的在对象选择与编撰体例等方面存在问题以外,还与有些研究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有关。没有清楚的问题意识,就很难形成串联思想史叙事的主线。

   问题意识来自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特征的认识。从梁启超开始,该领域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定位,也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政治思想,其主流必定也是专制主义的。但是如何将这一总体定位贯穿于政治思想史叙事,特别是如何将其与不同时期的王朝政治需要以及政治思想主题相结合,提炼出属于特定时期的问题意识,并以此来统领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形成能够清晰展示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活动及其演进线索的章节编排,却鲜有成功之作。

   《通史》编写以刘泽华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定位为总纲。《综论卷》共4编80.2万字,包括17章正文和2篇附录。第一编用5章篇幅叙述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价值认识等问题的观点,附录两篇文章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学术史清理,是对第一编内容很好的补充;第二编主要叙述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的认识,以9章篇幅概括性地论证了作为社会运行机制和政治思想主旨的王权主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表现;第三编论述了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虽然只有3章,但在古代部分却整整归纳出了20个重要问题。

   这些总纲性概述,汇集着刘泽华学术思想的精华,其对全书的作用自不待言。但《通史》编撰,难度更大的是如何将这些纲领性命题体现在各分卷的叙事中,特别是要将王权主义的主旨定位转换为各时期的政治思想主题,形成具体的问题意识,进而搭建起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框架和逻辑链条。相对而言,《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近代卷》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下文仅以《秦汉卷》《近代卷》为例略作展开。

   《秦汉卷》10章,连同导论和附录,共73.6万字。导论主要叙述秦汉之际的制度变迁和观念演化。第1章题目是“王权支配与思想的御用化”,可谓匠心独具,对分卷内容有“点睛”效果,清楚地提醒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已经结束,历史已进入“王权支配”的新时代,思想活动在这一既设环境下,逐渐走向“御用化”将是无法逃脱的必然;第2章讲统治集团反思秦政调整统治策略;第3章陈述儒生等知识精英通过自我调适,转换政治思维,其思想系统为统治集团所改造、接纳的过程;第4、5章围绕汉代两个重要政治事件——盐铁之议和王莽更化展开,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在“王权支配”下,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在价值取向上的深层分歧,以及经学思维支配下儒生集团对王权体制的认识与迎合;而后两章则集中叙述了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化,以及王朝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以上从导论开始,各章节的安排,都围绕王朝统治思想的确立与儒学意识形态化这一主题,可谓环环相扣。王权支配,体制制约,儒生的挣扎,调适与迎合,以思想活动的形式逐次呈现,逻辑线索清晰可见。

   《近代卷》仅6章20.8万字,篇幅虽短,但却是问题意识鲜明、叙事线索清晰的一卷。该卷紧扣中国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将其放置在世界史的宏阔背景下,提炼出4个核心论题——走出天下走向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从王法走向公法的国家主权思想、从耕战走向商战的国家利益思想,走出王权走向民权的国体思想,分别以4章加以论述。虽然内容繁多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被归结为4个论题肯定会引起争议,但作为一家之言,特别是作为《通史》的一个分卷,其很好地发挥了贯通古今,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政治思想史亦是社会政治发展史


   《通史》主体部分是古代,《近代卷》《现代卷》相加只有86.2万字。这并不意味着刘泽华对现实问题缺乏兴趣。事实上,刘泽华的古代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都是在试图解答自近代以来一直缠绕中国理论界的某些重大问题。例如,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为什么没能依靠内生资源转变为现代文明[13]?在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探索和痛苦思考中,刘泽华逐渐放弃和修正了曾经信奉的某些理论信念,转而着眼于对中华文明特殊性的发掘,通过对战国第一代地主产生过程和国家权力在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的考订与分析,他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资源”的观点[14]。“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政治和政治关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角”,弥散于并支配着其他领域,政治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成为思想展开的最终归宿。这种社会领域的“王权支配”和与之对应的政治思想主旨,刘泽华将其概括为“王权主义”。

   围绕“王权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刘泽华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辅组合命题”“刚柔二元结构”“经学思维方式”“四合一”“五独”“天谴论”“罪感意识”等不同层次的描述性概念,这些概念都被运用于《通史》的政治思想史叙事,有些还作为统领性的概念,在提炼主题、揭示思想的内在逻辑、评析思想的价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概念虽多运用于政治思想史领域,但却与“王权支配社会”等认识一样,不是取自传统经典或文献,而是来自刘泽华对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深刻体察[15];这些概念不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准确描述和高度概括的能力,而且对中国历史中的很多政治和社会现象也颇具描述和解释能力。进一步讲,它们的组合,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及其现代化路径的分析和解释框架。运用上述原创概念书写的《通史》,注定会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的新意,也注定会成为一部汉语世界真正有思想的思想史。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部政治思想史巨著,它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史和政治史意义。换言之,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部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形式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16]。它不仅概括性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旨特征,梳理了它3500余年的演化历程和逻辑线索,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足以影响政治行为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而且还以政治思想史的形式,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王权主义的恢恢天网,造就了硕大无比的权力囚笼,吞噬了个体与社会的自由空间,窒息了社会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造就了普遍的相沿数千年的臣民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五、遗憾与不足


   《通史》出版后,雷戈曾针对《综论卷》体现的刘泽华学术思想发表过长篇评论,认为《通史》的推出“至少能使刘泽华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三十年以后”。在高度评价之余,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大体包括刘泽华喜欢做“假言判断”,影响了学术推理逻辑的严肃性;“王权主义”概念的描述能力不够周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义不够彻底,等等[17]。这些批评有些颇为中肯,有些则可能是因为作者还没有完全理解某些概念的真正意义。作为前辈学人,刘泽华曾长期浸淫于传统史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经近40年的苦苦求索,他虽实现了自我超越,但思考方式与价值维度在转换之余,仍留有旧时代的些许痕迹,于文章中间或给人以“不彻底”的感觉,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对某些“假言判断”的存在,只要换个角度来观察,未必不能从中感受到刘泽华这些美好愿望背后蕴含着的炽烈的“家国情怀”[18]。至于王权主义概念,如果不过于执着“王”字本义,而更多地聚焦刘泽华对其核心特征——“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概括,则会发觉王权主义概念之所指,其空间和时间的范围远不像想象的那样狭窄。

   高端的思想史作品,肯定都是思想家的“产业”。《通史》总体上展现了刘泽华数十年的思想创造成果,汇集了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所得。它在主题设定、内容选择、体例编排等方面都充满新意。然而,一部535.6万字的巨著,参与作者近60人,集腋成裘,出现某些问题,留下一些遗憾,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参与作者众多,基础各不相同,用心程度也有差异,导致各卷的水平不甚均平。《综论卷》《先秦卷》来自于刘泽华前期著作和论文成果,又由刘泽华亲自编撰,故能做到问题意识明确,逻辑线索清晰;各章节论述,深度自不必说,而且文字风格质朴而犀利,其中点睛之笔、神来之思,常能启发读者的无尽联想,实为政治思想史著作中难得的精品。《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等都有诸多高水平前期成果做基础,体例编排、内容选择、线索勾勒等多有创新之处,将其认定为上品之作当无争议。其他各卷或因前期成果准备不足,或因作者用力不够,与上述各卷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各分卷虽都力求做到以问题意识统领全卷叙事,但对问题意识的准确提炼和把握,需要有较为扎实的前期研究做基础,需要有贯通中西和古今的知识视野,更需要有在纷繁复杂的思想现象中做到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各分卷主编和作者,虽多为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功力深厚的学者,但在上述各方面仍难以做到整齐划一,故《通史》中仍有部分分卷存在问题意识不甚明确、叙述逻辑线索不甚明晰等问题,而个别分卷在对象选择上也还未能完全摆脱哲学史的影响。至于具体思想家个案研究,其深度不一,个别研究还停留于简单归纳水平,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论。

   本文写作时,刘泽华先生仙逝已近两月,但笔者仍相信刘泽华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光大,自有后来之人,也相信《通史》以后再版,各分卷主编和作者能够精益求精,像刘泽华一样不断超越自我,使《通史》这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典范之作更加完美。

  

   注释

  

   [1]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706~7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2005年,在与刘泽华弟子的争论中,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陈明首先使用了“南开学派”“刘泽华学派”等用语。随后,方克立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载《中山大学学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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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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