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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 :苍凉的黄昏——陈旭麓先生最后十年的学与思

更新时间:2018-12-14 20:49:46
作者: 周武  
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载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贯串整个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但前三十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架构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在这个分析架构中,改良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甚至是反动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都遭到了更大的歪曲。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作用,就不仅是史学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重新建构中国近代史分析架构的前提。

   基于这种宏观思考,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980年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先生首先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革命与改良的内涵与外延,并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然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塔形层次说,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的变革由上层肇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革命与改良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但作为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和分化组合。

   在革命兴起之前,改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成了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辛亥革命时期张謇等人发展实业所作的努力,梁启超传播新知识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独步一时,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后,革命与改良对发展实业表现了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积极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带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等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经过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而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

   1985年,先生又发表了《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作为前文的续篇,进一步论证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同一性。文中,先生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和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各自的含义,认为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并峙表现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对立着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又具有同一性。并从二者的性质、反帝爱国、思想武器和斗争锋芒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同一性。他在论文的最后写道:“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之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围绕革命和改良,先生还写了不少其他论文,如《光绪略论》、《戊戌与启蒙》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改良在近代史上的各种作为。通过所有这些论文,先生创造性地还原出改良的历史面目及其在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体现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这样就在事实上动摇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已呼之欲出了。

   (二)国家与社会

   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曾经是所有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在民主模式上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分野,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在终结帝国时代的君主独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曾经合力地促成了中国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但进入民国之后,民主国家体制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民国迅速地走样、变形,以至于鲁迅在民国创立十多年之后就感叹民国的来源和民国的精神已经“失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遭遇到严重的挫失和曲折”,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先生认为,单从国家或政治层面出发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而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构性乃是其中的关键。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踵而至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机制变外来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又反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陈代谢的急剧性,这种急剧的程度是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有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二是近代社会上层体制、政治思想的演变是迅速的,而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则是缓慢的。在政治思想上,我们似乎是胜利的,但胜利又是不巩固的,广大的处于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从意识到生活都没有越过小生产的轨道,实现向近代的根本转变。在近代社会里,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与停滞着的广大乡村同时存在,民主、自由、博爱观念与宗法、畛域观念同时存在。近代与传统的并存与传统,构成了近代社会显著的特征。这又意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体制、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和不对应性,这种脱节和不对应性导致了上层体制始终处于游垠无根的摇摆状态,无法正常地走上宪政的轨道。

   沿着这样的思路,先生致力于近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探究,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深见卓识的论文,如《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这些论文着眼于社会变迁,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近代社会的特征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或从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制约近代步伐的结构性根源。

   在《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成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

   秘密会党是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先生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征,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认为“不懂得会党就不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这样的思路和理路,已完全逸出了前此的近代史分析架构的认识轨道和思维惯性,它表明先生的近代史思辨已完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转换,即由以革命为叙述中心的近代史架构转变为以社会变迁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

   陈旭麓先生书房留影

   (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

   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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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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