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它是跟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耳闻目睹以及个人的生活分不开的。”[36]不过，他否认视作小说，同徐懋庸一样，也以历史故事对待。这也许与建国后有关《故事新编》的争议不无关系。譬如茅盾在谈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统一的问题时，就曾提出“不损害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的条件。也就是说，“人与事虽非真有，但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条件下，这些人与事的发生是合理的，是有最大的可能性的”，相应地，在语言上也忌犯“让古人说今人的话”的“时代错误”[37]。适用范围虽是史剧，但也可以包括小说在内，并有针对《故事新编》的作意在。实际上，早在1940年代郑振铎就以《古事新谈》为题，从历史中取材，借古讽今，仿佛寓言一般，比如，在记述《史记》卷三十所载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的“捐谷得官”后，文末特别附上一句：“这恐怕是历史上卖官鬻爵的开端了。”(《古事新谈(二十四则)·三捐谷得官》)这一设制未尝不是对鲁迅批评的有意矫正。不过，就程度而言，仍与《故事新编》有着不小的距离。同时，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也重构了古今之间的关系，而淡化了现代历史小说的日常生活色彩。民国机制则别是一番景象，像凌叔华收在《小哥儿俩》集中的《倪云林》，写画家倪云林清高淡远的雅致。然而，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却于不经意间加添了画亭子、写胸中晦气等世情俗事的分量。毋庸置疑，再超凡脱俗的骚人隐士也难以逃脱日常生活的境地。同样，废名的《石勒的杀人》写历史背后的真相，也大有日常生活的架势和隐喻在。洛阳人的不忍见杀反映了民族和家国大义，与写作时的1927年3月的社会背景大有牵连。“流了眼泪”[38]正是作者日常生活情感的集中爆发。

　　

五、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创者和奠基者，鲁迅借历史来诠释现实，又借现实来演义历史，以日常生活为“大地”(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语)联通历史与现实。同时，日常生活现实也重构了历史。这一日常生活策略和范式看似偶然，却是对希望之路的探寻，也是知识阶级普遍的民族国家焦虑，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所谓“民族寓言”(《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周作人曾评价鲁迅道：“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39]鲁迅的日常生活取法或者正是“绝望的抗战”[40]之姿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日常生活回归中建构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学选择。

　　 1926年，郁达夫曾极力号召新文学家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不过，也许是新旧之争的现实原因罢，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名篇并不多遘。只是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国民党文艺政策紧缩的1930年代，历史小说的声势和规模才逐渐扩大开来。譬如《闲话皇帝》事件后，鲁迅就连写了包括《采薇》《出关》《起死》在内的三篇历史小说。而茅盾、郑振铎和郭沫若更是创作或出版了他们最好的历史小说或小说集。同样，除历史剧外，抗战时期也产生了像《伍子胥》这样的历史小说杰作。纵观上述轮廓，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不论是动机，还是叙事，也不论是人物，还是语言，这些小说都充分表达了日常生活经验，彰显了日常生活精神。譬如冯至笔下的伍子胥，就减去了先前萦绕的浪漫装饰，“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35]371。即便多年后续写，在作者看来，也绝非昔日复仇的辉煌，而是追询日常生活的结束——死。周作人曾劝人读史，以为“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41]。文艺学家程金城最近也表示：“艺术即历史，艺术即文化”[42]。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贯通古今，化历史为现实，在历史与日常生活的缝隙中谋求平衡。众所周知，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生和兴盛恐怕也正在日常生活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谢陈代新”[43]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