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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峰: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学选择

更新时间:2018-12-14 00:54:02
作者: 关峰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拿杨贵妃来说,就有很多现代作家从中取材,各表所见。俞平伯甚至还写了《〈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提出“杨妃死于马嵬的可疑”(《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但就历史小说来说,不论是严敦易的《马嵬》,还是沈祖棻的《马嵬驿》,都在杨贵妃之死上达成了一种民怨沸腾的日常生活式胜利。实际上,不论生死与否,杨贵妃这一符码所能提供的语义场或交往空间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广场的现代投影。拿上述两篇历史小说来讲,同样是写杨妃之死,其立意和表达却明显不同。前者重在兵变,重在众怒。这一“往民间去”(V Narod)的平民主义情怀显然带有红色1930年代的工农革命的色彩,而李隆基进退失据的心理纠结也不无民众力量的投影。同时,对李隆基细腻深入的心理剖析也已超越了生杀予夺的古代帝王界限,而进入到日常生活的现代意识较量之中。与对皇帝的正面描写相反,后者在爱情与女性上的用力也同样在向日常生活精神致敬。夏曾佑曾说,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则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反观《马嵬驿》却大做其爱情文章。在杨贵妃眼中,他与玄宗之间的“爱是这样纯洁,这样真诚,这样崇高,这样伟大,这样完全。这中间:没有权力的压迫,没有虚荣的引诱,更不是享乐的要求;没有目的,没有条件,是心与心的结合,灵魂与灵魂的拥抱,生命与生命的交融”(《马嵬驿》)。作为日常生活魅力的体现,爱情表征了日常生活的深邃和繁华。不用说,女性与爱情的双双死亡也演绎了刻骨铭心的日常生活悲剧。有意思的是,鲁迅也曾有过以杨贵妃为题材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计划,郁达夫、许寿裳等人都曾从旁聆听并记录佐证,而像唐玄宗七月七日长生殿的爱情幻灭及马嵬坡下的授意处死等情节构思都是可谓超凡脱俗、“妙不可言”[16]148的设想,从中不难管窥鲁迅的日常生活用心和机心。

  

三、是历史还原?还是日常生活生发?

  

   鲁迅曾在《高老夫子》中讽刺了一个把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的投机文氓形象。大体而言,旧历史小说就在诱引兴趣,以为学史者的方便。吴沃尧曾表示:“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临其境。”[17]与旧文学相比,五四新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或专注自我,或朝向现实人生。比如“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即便是偏于文学本位的胡适的定义也出于启蒙的需要,也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历史小说的出现也不例外,具体表现在作为表述对象的历史被组织或镶嵌进日常生活的现实之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是如此,相信“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18]的茅盾更是这样。在左拉和托尔斯泰之间,茅盾更倾向于“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19]的后者。这使得他在1930年完成的《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等小说充满了现代气息,并打上了鲜明的日常生活烙印。譬如写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的重心就落在了富农世家的两位军官与“闾左贫民”(《大泽乡》)的戍卒九百之间的阶级斗争上。当时茅盾的社会观察和理论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是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是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上述三项虽然是就《子夜》立论,但对接连创作于1930年9月和10月份的两篇历史小说也一样有效。特别是对农民复仇精神的渲染,有力地声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复杂现实,难怪柳亚子赋诗相赞:“篝火狐鸣陈胜王,偶然点缀不寻常;流传人口《虹》与《蚀》,我意还输《大泽乡》。”[20]不能不说与日常生活的视点和情境密不可分。

   有关历史小说的争论在现代并不明显。鲁迅“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的作法固然传播最广,如聂绀弩自述包括《鬼谷子》在内的三篇历史小说“是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学来的”[21]等,但另外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宋云彬在《从历史小说谈到〈历史小品选〉》一文中就“猜测”在《故事新编》之后结集出版的《豕蹄》的作者郭沫若的“言外之意,似乎不很满意于《故事新编》的作者把古人漫画化了”[22]163。确实,在《豕蹄》的序文中,郭沫若特别提到“时代错误”的“滑稽”,以为“玩弄得不太巧妙时是足以令人颦蹙的”。他还再三强调语言“不能太摩登,一切总该有个限制”[23]。这些针对历史剧的“立法”恐怕也未必不能运用于历史小说,而使人联想到《故事新编》上去。茅盾在指出鲁迅“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应爱,乃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的重大意义后,也不忘提倡和鼓励“爬罗剔抉,显幽烛微,还古人古事一个本来面目”的“脚踏实地的办法”。他相信“作为青年认识古人古事之一助,却是有它的站得稳的立场的”[2]284。为此,他还有意保留“历史小品”这一概念,以别于历史小说的规定,如他所说:“我以为在‘历史小说’以外,可以有‘历史小品’。这就是用故事的形式演述历史。”[24]说白了,历史小品更倾向于历史,而不同于历史小说的偏重小说。徐懋庸甚至将自己这部分题材的作品直称为“历史故事”。施蛰存也在《将军底头·自序》中把《阿褴公主》视为“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云彬才怀疑“毫无历史根据的《起死》”[22]169的历史小说性。不过,即便是历史倾向,也不怀疑和否认想象与批评的成分,正如巴金所说:“《罗伯斯比尔》一篇是借古讽今的作品,借用一个外国‘古人’来骂蒋介石的独裁。”[25]518显然,历史小说的灵魂仍是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动力和潜力。

   古往今来的社会和政治也许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可能变化不大,保有相对的稳定性。本·海默尔在指出了“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的日常生活含义后,还提出了“日常作为价值和质——日常状态”的别一种意义。他解释说:“它那特殊的质也许就是它缺乏质。它可能是那不为人注意、不引人注目、不触目惊心之物。”[26]从鲁迅到郭沫若的历史小说观虽有微异,但在直逼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许是受西方正统历史主义观的影响罢,夏志清对从《故事新编》到《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历史题材创作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以为“浅薄和零乱”“完全不顾中国古代的社会情形”[27]。王瑶曾定位《故事新编》为鲁迅自己所说的“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8],其精神则是虚实结合的再创造,这里的“虚”即是基于作者日常经验的想象和加工。也正因此,施蛰存可以借古人古事探索爱与性变态的心理(《石秀》《阿褴公主》);茅盾和张天翼也可以借了林冲和卢俊义来发掘内心的冲突和波动(《豹子头林冲》《梦》),要知道,现代人的情绪和心理本来就是日常生活万花筒的“奇葩”;何其芳更是把“雪夜访戴”的故事演义成现代日常生活的赞歌。小说中的王子猷“是知道生活,而且想把生活做成一本好诗的。他懂得生活上的选择与删弃,懂得如何去创造生活上的新鲜、幽深,又如何去捉着那刹那的快感。”(《王子猷》)至此,日常生活的淳美和幽深逼人而来,袅袅升腾。

   四、新历史主义与日常生活化的历史

   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型得益于历史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存在感和认识论影响了新的历史小说模式的生成。一方面,进化论的科学观彻底颠覆了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秩序,“现在”成为了新的平衡支撑点。另一方面,正如郑振铎所说,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向来历史都被视为“相斫书”,所记不过战争和政治大事。但自19世纪以来,历史一变而为“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内容也转而“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29]2。在郑振铎看来,编纂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30]。同时,他也注意到“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而“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郑氏相信,“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29]4。正是在这一信念的基础上,他才创作了《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等表现转折关头人物命运的历史小说。实际上,郑振铎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日常生活场域同时用力的。为此,他尽可能地利用虚构和想象还原主人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日常生活样态。同时,像郭沫若那样,他也基于“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结构来灌注生气,从而形成与现实问题对应与对话的机制。上述三部历史小说都有民族复兴运动的主题在,也就是1930年代社会焦虑的历史谱系,特别是《桂公塘》,正如义士杜浒誓与左丞相文天祥“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桂公塘》)一样。虽然是在日常生活的流转中完成了这一切,不过,也许是太过于历史化的原因,鲁迅还是坦言“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31],这一指摘恐怕同样也是基于日常生活标准的结果。

   鲁迅所说的“活泼”也许就是他自己所不满的“油滑”。无论“活泼”还是“油滑”,都似乎不无新历史主义的性质。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斯蒂芬·葛林伯雷也不反对文化诗学的说法。他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表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新历史主义强调“结构制约着本文的写作和阅读”。所谓结构,是指“历史必须揭示并重构意识和行为的条件,这种条件应被视为社会关系的系统”[32]。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一文中,海登·怀特从传奇、喜剧、悲剧和讽喻的弗莱式“前类型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structure)出发,认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无独有偶,周作人也认为:“就是正史也原是编辑而成,里边所用的野史材料很不少,这在古时也本是小说类的东西,与演义说部虽是时代早晚不同,差不多是一类的,论到可信的程度实在是相去不远。”[33]鲁迅的“油滑”未尝不是在建构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本文;郑振铎的人性通约也在作“揭示并重构意识和行为的条件”的假定和预设;冯至虽然相信“历史是科学,不是小说”,以为“今与古究竟是两回事”,并提醒,如果混淆二者,可能发生“因今乱古”和“以古乱今”的双重错误,因而,正确的做法应是“把已经成为历史的,也就是已经过去的,归诸历史,既不让它掺杂在我们现在的问题里,限制我们的行动,也不要用现在的色彩渲染它、蒙蔽它的真实”,但这只是就历史而言。如是基于历史小说来说,则另当别论。在冯至看来,“‘屈原为什么不率领三湘子弟展开游击战呢?’这样的话,放在一本以屈原为题材的小说或戏剧里则可,放在一本屈原研究里则不可。”[34]显然,冯至同样重视历史小说的日常生活性,这一特性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刹那”。关于“刹那”,他具体解释说:“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实际上,《伍子胥》的特点也就在“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35]371。其主线虽为复仇,但在这背后却有时代和社会的文化世界,表现了新历史主义的特性和追求。

冯至后来表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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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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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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