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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更新时间:2018-12-14 00:43:59
作者: 沈杏培  

   内容提要:关联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和常见类型,对于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史料缺失、学力不逮或关联方法使用失当等原因,出现很多“强行关联”式的学术成果。其典型症状有以下几种:一是简单并举式的松散关联,缺少对研究对象之间关联方式和作用程度的深度追问;二是研究对象的关联痕迹和影响事实被悬置,造成对象之间内在逻辑的缺失,形成虚假关联;三是以庸俗实证的方法把中国作家的文学品质归结为外国渊源或某种偶然性因素,形成庸俗关联。强行关联研究的共同点是违背文学现象之间真正的关系,强行建构起虚假逻辑,表现出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这一学术症候理应得到清理和反思。

  

  

   关联也即是关系之意。从理论上讲,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是密切而普遍的,因而,探讨、追溯文学现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内在关联、因果关系、影响效果,揭橥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历史真相,成为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和常见路径。但正是这样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误用、简化而制造出不少质量低下的学术成果。关联研究的本意是要在现象与现象、类型与类型、作家与作家、原因与结果、表层与内蕴、文本与理论等范畴间建立起联系,寻找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但由于研究者资料的不足、对历史语境的隔膜或对关联研究方法的不当使用,造成一种有局限的研究路径。这些症状典型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一是简单并举式关联,缺少对两种对象内在关联的发现;二是逻辑缺失,或是关联在一起的两个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薄弱,不能坐实;三是强盗逻辑式关联,通过庸俗实证和主观判断强行建立关联。这些研究方法都体现了研究主体僭越事物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主观虚设文学现象间内在逻辑的特征,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我姑且命名这种学术方法为“强行关联法”。由于强行关联研究内在逻辑的缺失或弱化,必然导致学术研究的空洞和无效,甚至带来一系列学术谬见。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严肃反思和认真清理。

  

一、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松散关联和简单并举


   在众多关联研究的课题与成果中,文化视角一直是研究中用之甚广的一种方法,也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各种文学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文化视角不同于作为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特指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学者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开创的知识领域和学术方法,它在80年代后期被引入中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然成为显学。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与学科方法,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化研究热的冲击下,文化与各个领域或学科发生关联,形成了纷纭多姿的文化视角,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界就为文学寻找到了如下的文化视角: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草原文化、消费文化、女性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节庆文化、迁居文化、政治文化、城市文化、租界文化,等等。

   如此众多的文化视角,确实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野和开拓性的空间。但文化视角并不是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各个文学现象内部空间的所有秘密。关键问题在于,把诸多文化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时,研究重心是什么?落脚点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主次又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定位不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研究将是失效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上,重点并不是“泛谈文化”,而是“找出文化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造就了文学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①。也就是说,以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时,文化是观察的角度,关注的重点是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品性,落脚点应在文学。

   近些年出现的大量关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由于方法上的偏颇,看似丰硕、厚重,实则并未给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性影响,也未能提供关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新的解释。例如,崔志远的《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例》(以下简称崔著)是近年采用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代表性专著。客观来说,这部六十七万字的专著,特色还是很鲜明的,比如由古贯今的整体视野,由文化、地理、历史、文学构成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不同地缘文化结构和内涵的细致辨析和准确定义。这些优点暂且按下不表。这里主要谈该书的问题。

   首先,我比较困惑的是,这本专著是关于文化研究,还是属于文学研究。分属哪种研究,涉及该项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选择。如果是文化研究,新时期小说很可能只是文化研究的文本材料,用以印证文化的特点;如果是文学研究,那么文化作为一种方法或视角,最后的落脚点应回到文学现象的解释和文学规律的揭示上。从该书作序者反复提及的“文学研究”这一关键词来看,该书属于文学研究类书籍。既然属于文学研究,那么建构关于地缘文化的诗学体系固然是内容之一,但应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文学现象的解释上,比如地缘文化资源如何塑造地域文学的属性,地域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倾向。但实际上,除了运河文化与刘绍棠、原型意识与王安忆、“水象”与汪曾祺等作家个案分析中体现了这种学术追求,崔著的学术重心和热情显然在于描述地缘文化的内涵,建构地缘文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体例和行文看出。全书共九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中国地缘诗学和中国区域文化格局这两大理论问题,第三章概述性地呈现新时期小说的地缘分布,第四到九章是对第三章的细化,分别选取六个区域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从章节设置可以看出,该书的重心在于地缘文化及其诗学的理论建构,而文学成为建构文化体系的材料。在论述文学的部分中,为了与各地域文化发生关联,作者采用的是“在文学中找文化”的方法,即“这里选的均为新时期作家,在分析中主要运用原型批评方法,也运用能够发现文学地缘性的其他方法”②。可见,地缘文化作为崔著的主体内容,是该书的学术重心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而新时期小说在这种热闹、夺目的地缘文化诗学建构中,实际上沦为了辅助性“材料”,对于一部小说研究专著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术实践。

   其次,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方式来看,该书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文学”式的简单关联研究方式。该书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地缘文化内涵;二是文学特性。在第四到九章的首节都对不同区域文化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接着分析每个地域文化之下的作家与流派。该书在地缘文化体系建构上面用力颇多,无论是总体性的地缘文化诗学,还是中国区域文化格局的历史演变,抑或是不同邦邑文化区的文化性格界定,都显得绵密而丰富。而在谈及每种邦邑文化圈影响之下的小说风貌时,该书又追求一种大而全的宏大叙事,试图一网打尽每个邦邑文化圈中近百年来出现的作家、作品与文学流派。由于这种宏大叙事涉及的作家与流派多若星辰,注定该书对小说的地缘风貌只能以描述性、泛论式的方式进行。这部分被作者自认为是该书的“重头戏”③,但由于其浓缩性和泛论性,看起来更像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为了所谓通史视野和学科完整而设定的概述呈现和简史演绎。因而,在这本专著中,我们很难看到不同地域文化如何塑造一个文学群体的属性,地域文化从哪些方面影响作家,不同作家在同一地域文化下何以形成不同的写作样貌。对于这些问题,该书的个案章节部分,比如刘绍棠、王朔、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贾平凹等专节,反而“落实”得较好一些,即在这些作家个案中可以看到地域文化与作家风格、母题、题材、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每种文化圈及其文化性格,肯定不仅仅体现在一位作家身上,一种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肯定是由多个作家体现的。那么,地缘文化作用于文学流派与文学个体的机制是否相同,不同个体吸收与转换的机制是什么,地缘文化对于流派风格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崔著中都未得到深入研究。

   最后,判断一种方法和视角是否有效、优劣与否,要看这种方法和视角能否在阐释文学现象时带来新的结论,能否发现其他方法和角度不能揭示出的规律和真相。“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有没有生命力,就看它有没有独到的解释能力,有没有根深叶茂的创新能力,能不能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深层的意义。”④从这个角度看,崔著也较为平庸。由于一味追求大而全的地缘文化体系,该著并没有完成文化与文学之间的深度关联和多重关联方式的考察。也就是说,从方法论上讲,该书没有建构起文化与文学关联研究的有效向度。以朱晓进对三晋文化与山药蛋派的研究为例,他认为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山药蛋派作品所包蕴的三晋文化的内涵;二是研究三晋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或制约山药蛋派作家的思维方式、观照问题的角度、审美偏好以及处理题材的方法;三是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产生、发展和消亡中,三晋文化所发生的作用⑤。由是观之,包括崔著在内的大量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在这类研究中,分析文学与文化的关联,似乎就是先罗列出文化的内涵,然后在文学中“找出”文化内容便算结束。因而,很多论著的重心几乎都是放在寻找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对应关系上。这种“在文学中找文化”的学术方法通常具有这样一些关键词和表达句式,比如“凸现了××地域风貌、民情风俗”“表现了××文化的魅力”“描绘了××地区的风俗民情”⑥。实际上,在文学叙事中找到文化仅仅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还有更为关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地缘文化作用于作家,是在文化的哪些方面发生影响?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题材选择、语言表达、美学风貌?这种地缘文化和其他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某个流派或作家,继而影响作家风格的生成、变异?缺少了这种学术视野,往往会使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流于文化与文学的简单对接,而不能使文化成为观照文学的重要视角,也无法得出新颖、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崔著对每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属性、历史变迁梳理得非常完整,可一旦进入小说流派或具体作家的文化剖析上,地域文化往往成了游离之物。比如,第六章标题是“吴越文化与新时期吴越小说”,这一章把现代以来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等浙江作家放在吴越文化视角下进行阐释。那么,从吴越文化的角度解释这些作家,能否看到其他视角无法看到的问题、得到其他阐释角度不能得出的结论,直接决定了地域视角是否有效。崔著在吴越文化视角下是如何解读这些作家的?比如解读鲁迅时,用“理智与情感”的多寡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三类;认为郁达夫小说的自传性,“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而茅盾作品的精辟表现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再如“将吴越小说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茹志鹃,其《百合花》的成就在于将“女性视域”推上了新的高度⑦。这些分析的共同特征是用地域文化视角阐释作家、作品时,并没有得出任何独特的见解,要么借了地域文化的壳,套用的是文学史已有的结论,比如对茅盾、茹志鹃的分析;要么是把作家的某个特点生硬地与地域文化画上等号,比如对郁达夫的讨论。自传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何以见得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总之,崔著在这些分析中既没有说清从吴越文化的视角阐释这些浙江作家,能够得出了哪些合理而重要的结论,更没有由此彰显这种地域视角相比于其他视角的优越性,甚至,有时连这些吴越小说文本中的吴越文化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分析不同程度地见于该书的其他章节中。这样的关联研究,既丧失了文化视角的穿透力,也没有达到对文学的新的阐释。

  

二、影响研究中的假式关联和逻辑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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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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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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