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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毕尔:观念、行为与制度

——政治科学的现代性根基

更新时间:2018-12-13 01:03:36
作者: 塞缪尔·毕尔  

   内容提要: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 with 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 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 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一、现代性与政治科学

  

   《牛津政治制度手册》编纂者要求我从切身感受出发,以制度在政治科学中扮演的角色为题写一篇评论文章。这使我专心思考近些年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我为何从事政治研究,如何开展研究并有所领悟。”我认为自己在英国和美国政治领域取得的成果,其特色正是观念和制度研究,而且多年来我讲授一门名为“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跨学科课程,运用政治思想经典著作对政治史进行阐释及分析。此刻我有机会强调制度的作用,同时介绍自己在英美政治比较研究方面的历程,而这一切都可追溯到法西斯主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我们那一代人也因此重新思考自由的含义。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时,我对政治科学课程敬而远之,对历史与哲学研究则有浓厚兴趣。1932年至1935年旅居和周游欧洲期间,近距离接触作为政治运动和政府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经历,让我没有按原来想法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并专攻中世纪史,转而成为一名政治学者。

   1.现代性的自由主义

   在当前政治生活的智识混乱状态中,中世纪研究始终指引我探寻前行道路,并提供了感知现代性发端的视角。我将现代性视为近代心智演进中意义深远的转折点——近代心智孕育了自由社会并经受持续挑战。这里谈到的社会的自由指现代自由,它构成了被我称为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显著特征,而现代化进程则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近代文明以及其他伟大文化区域。通过历史对比,政治制度在新时代的基本特性展露无遗。

   西方思想自古便关注各种形式的自由,两千多年间,西方的主导性观念支持一种有关等级划分的不平等信条。古典哲学向统治者教导智慧之道,基督教神学向统治者劝喻神圣之阶,中世纪思想家更把两者杂糅一处,将权威置于自然德性与天赐恩惠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自由意味着严重亵渎。现代性令事物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阿奎那神学大行其道的时代,思想自由者的下场不是贬窜便是斧镬,如今思想自由却变成现代政治秩序的首要自由。依据学院派人士对政治观念的系统分类,“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表达了现代自由同现代以前自由的明显分野。自由主义作为现代价值体系,在广义上包含形态各异且龃龉不断的内容,其中既有自由放任主义,还涉及福利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掀开现代自由主义巨大的意识形态帐篷,不仅能看到右翼共和党人、左翼民主党人、保守民主党人与工党社会主义者的身影,更可从中发现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潮流的主旋律。

   美国独立宣言申明了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关于平等的论断承载着自由与解放的意蕴。承认人人平等,必然否定任何人有权向别人施加权威。对多数者能力的坚定信念,也会引出否认少数者权威的平等论调。多数者既可凭一己之力,亦可集全体之功对自身遂行统治,若对此深闭固拒,人人可享“平等权利”的主张便沦为空洞说词。自我统治权利向世人宣告自由与解放的同时,也假定了人类理智能够获得自由与解放。在自由主义的信条里,人们自由统治自己的合理性在于他们能为自己着想,人们外在的自由源自内在的自由。由于具有这种被麦迪逊称为“自然恩赐”的能力,人的首要自由是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摆脱陈旧封闭的社会,在无拘无束的心灵驱策下迈向全新开放的世界,必将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现代性许下的承诺与取得的成就尽管宏伟非凡,但危险和灾祸正迫在眉睫。一方面,自由意志的所向披靡表现为各国财富增长、公民自由扩展以及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防控;另一方面,人类见证了工业社会不公的危害、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全面战争的爆发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当前人类生活所遭受的核威胁,正是现代性的产物。自由主义现代化进程孕育了种种有意为之或难以逆料的后果,它们都富于好恶相克和轻重难调的悲剧意味。

   因此在自由主义秩序状态下,那些被称为政治制度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由人设计产生并作用于人类行动——在释放自由理智力量的同时,还要竭力减少它所引发的灾祸。

   2.理性之城

   我在1938年进入哈佛大学,1943年写成博士论文并以《理性之城》为书名出版。这本著作大体上遵循唯心论哲学的政治理论,该研究传统源于黑格尔,并由格林与罗伊斯等英美唯心论者发扬光大。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科学观是当时主宰哲学思考的唯一真理,黑格尔等人的研究路数不仅被斥为陈旧不堪,更被指摘在学理上亦多有谬误。怀特海与杜威是我书中倚赖的两位当代思想家,怀特海的思想较杜威更为系统完整,阐释了他称之为“机体哲学”的一套学说。机体哲学蕴含两个主题:一为假定人类心智自主性的“创化进程”(creative advance)理论,另为个体层面上实现“真实汇聚”(real togetherness)的“社会联结”(social union)理论。我对自由政府的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时,运用了一些从怀特海与杜威著作中引申出的直觉与假设。概而言之,创化进程与社会联结这两个主题,为下文探讨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两部分内容提供了哲学背景。

   鉴于政治行为的涵义总是被人们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这里有必要先简略处理一个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难题。从更大的现实背景审视创化进程与社会联结的理论主张,它们似乎不再那么美轮美奂。面对人类在20世纪留下的充斥着短视与谬误的记录,尤其面对有限的心智与罪恶的动机,这两个学说有些力不从心。总之,现代化进程伴随的种种风险让人们愈发接受怀疑论,而它自古以来便如流水般不断冲刷西方思想的基石。这种以悲观态度表达疑虑的传统,能够从希腊人和新旧约全书那里探寻源头。万物流变这样的怀疑论命题,不仅令理智生活遭遇窘困,而且对个人努力及人类事功的怀疑论认识一旦广为流布,某种麻木不仁的厌世情绪便会萌生。在无法预知后果的情况下,尝试掌握历史又有何意义?既然所有可被获知的观点都莫衷一是,为何还要探寻公正之道?如果作为质疑与不确定性源泉的理性屈膝投降,那么在理智和情感的虚无渺茫中,乘虚而入的极权主义会以其蛊惑人心的权力和信仰给人带来希望。

   怀特海认为事物是彼此关联的看法,让我们得以设想这样一种宇宙图式——流变在“积蓄性秩序”中消解殆尽,从而为世间万物创设并保存局部性秩序。这种宇宙图式理解人类目的的意义所在。整体离开部分便不复存在,在宇宙运行的天机面前,人类为了减少世间万物的缺陷所付出的努力尽管微不足道,却未曾唐捐。对这种积蓄性秩序的信念愈加坚定,这套学说的力量就愈加强劲。对理性的批评使我们免于悲观和绝望,人类远大抱负的价值受到肯定而不必顾及任何现世灾祸,理解并增进人类自由的意愿也随之强化。就这样,我做好了从事政治活动和开展政治研究的准备。

  

二、政府过程比较与制度研究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得益于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我掌握了自由主义哲学关于政治领域的基础知识。这套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心智的自主性,其运行假设则是观念对政治行为施加有力影响。但它在看待观念与行为的互动时缺乏一种发展演进的眼光,从而在审视政治制度时缺乏经验研究的视角。我沿着制度研究路径前行,在政府过程问题上与一些同事的研究方式一争高下,对英国和美国政治过程的比较帮助我胜任这项工作。

   1.摆脱集团理论

   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研究曾经与美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随后被称为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集团理论主宰着整个学科。但是当把这些成果及理论视角投向英国政治,则产生令人困惑不解的结果。不少人惊讶于在美国蓬勃发展的压力集团,在英国却被当成是无足轻重的。有人认为我在英国发现了压力集团,但事实是“权力所在之处便有压力实施”,我不过率先展示英国压力集团运作的场所和方式而已。在英国,权力场并不是被行政部门实际控制的立法机关,而是各部大臣与政府公务员之间的日常接触,这些人代表了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我描摹出战后英国政策的结构,发现其间勾连的脉络竟如此发达,足以构成一套名副其实的发挥职能代表作用的制度,政府凭此有效管控经济。在这方面,绝非只有集团的压力活动才发挥作用。

   集团理论运用于美国政治某些方面时,其解释力也存在不小局限。有人挖苦道:“人们对杀人犯同仇敌忾,是否表明农民、工人、资本家可以并肩携手组建新的集团——一个规模庞大的反谋杀的利益集团?”人们总是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或“公共善”这类道德色彩浓厚却不具操作性的术语。把英国纳入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广阔的多元主义政治背景。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其所施加的“压力”亦可理解为“影响”。相较美国利益集团的运作方式,英国政治更易于接受政府中的集团代表活动人,两者对集团与政府相互影响的预期也有显著差异。事实清楚可见,但我需要运用构思把所观测的各种态度和预期予以统合,使其成为系统化的比较分析工具。我在1956年围绕“文化脉络”发表关于英国压力政治的论文,阐述文化脉络中的普遍观念不仅决定集团代表机制的运作过程,某种程度上还决定这些利益的实质内容。

   2.从文化到制度

社会科学研究把文化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反映了现代自由主义相信心智具有自主性,并在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文化”的广度足以容纳帕森斯所说的“符号的有序集合”的规范性、认知性、情感性,集体成员通过共享这套符号体系而感知及理解由客观环境和社会状况组成的周遭世界。阿尔蒙德在1955年提交的一篇会议论文,给政治研究的文化分析增色不少,我在那次学术会议上也提交了一篇关于英国压力集团与政党的论文。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至今仍出现在学界和日常用语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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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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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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