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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胜: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

更新时间:2018-12-12 21:04:19
作者: 赵华胜  
“大三角”是对立对抗关系,在其背后存在着对立的政治集团、对立的军事集团、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两者壁垒分明,利益分割清晰,“谁战胜谁”是它的本质。而中俄美三角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融和,其利益关系错综交织,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既有冲突性利益也有共享性利益。中俄美三角也相对单纯,基本上只限于三个国家之间,都不能完全代表其所参与的组织或集团。这也就是说,中俄美三角还未使世界变成冷战时期那样的两个阵营和两个体系。

   从内容上说,“大三角”以军事战略安全为核心,确立军事优势和保证军事战略安全是主要目标。在中俄美三角中,军事战略安全因素也存在,但最显著层面的内容是国际秩序建设和国际战略平衡及安全,中俄美三角主要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应对军事威胁还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以上这两点,应是“大三角”与中俄美新三角关系的本质性差别。

   从结构来说,“大三角”是两极结构,而中俄美是三极结构。尽管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经济总量与中美差距太大,不能与中美并列为三极。但中俄美三角关系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而不是在经济意义上。而对地缘政治来说,重要的是综合影响,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远超其经济指标,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中国,足以与中美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定位为独立的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坚持与中美平起平坐,这也是它能够作为一极的重要因素。三极结构与两极结构的基本区别在于:两极结构是以两个坐标为中心的运动组合,三极结构则是在三个坐标之间的运动组合。两极结构是两强一弱,三极结构是三强并立。具体说,在中美苏“大三角”的两极结构下,战略机动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坐标之间,战略联合只能在中美或中苏之间形成;而在中俄美三极结构下,战略机动可以发生在中俄美三个坐标的相互之间,这意味着中俄、中美、俄美都可以形成战略联合。

   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中俄美三角没有“大三角”那么“大”。“大三角”是世界格局的结构性框架,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体现着当时的世界格局,因此“大三角”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最高层面和整体性的,“大三角”的变化也即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中俄美三角虽是世界格局最主要的结构性因素,但它本身构不成世界格局的整体框架。在国际政治更为多极化的条件下,世界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其他力量中心的制约和塑造,中俄美不能取代其他力量中心的作用。

   最后,从在三国外交中的地位来看,“大三角”要高于中俄美三角。“大三角”在中美苏三国外交中占有显著地位,是撬动战略大格局的最重要杠杆。而中俄美三角在内部结构上比“大三角”松散,联动的效应有一定局限,作为一种外交工具的运用还有些遮遮掩掩,不像“大三角”那样明确和彻底,在功能上也不似“大三角”那样有大刀阔斧的效果。因此,中俄美关系在三国外交中虽然十分重要,但还达不到“大三角”的程度。

  

中俄美三角的变量和变化


   如果要对中俄美关系现状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这样说:当今中俄美三角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为战略伙伴,在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形成两大思想和主张。但两国针对一国的结构性的框架并未形成。中俄都希望与美国合作,都希望避免与美国为敌,两国都视其战略合作为防御性质,而不是反美联盟。中俄美相互都保持着独立定位,都留有战略机动的余地,中俄美三角仍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弹性。

   那么,中俄美三角变化的主要变量是什么?

   中俄美关系没有确定的变化轨道,现阶段它的前景仍具有开放性,它的变化有不止一种可能,其结果取决于多个变量。这些变量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量两大类。背景性变量是指国力对比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的变化,它们具有本源性,不过它们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着多向性。直接变量是指中俄、中美、美俄三对双边关系。背景性变量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到中俄、中美和美俄关系上,它们的互动和变化直接决定着中俄美三角的形态。中俄美三角的变化不是机械、孤立、线性的运动,它是多边互动的结果,取决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

   国力对比变化作为变量是逐渐积累的,因为国力对比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只有在积累到一定的质量后才会发生效应。因此,这个变量相对稳定。

   国际形势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变量。与历史上相比,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变化多、幅度大、影响广。特别是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突发几乎成了常态,导致国际形势变幻莫测,难以预料。苏联解体、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的出现等都是这类所谓“黑天鹅”事件,它们都使国际形势发生突然的巨变。因此,对国际形势只能作常规的预设,无法作准确的预估,特别是对突发事件及其影响无法预知。

   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象。俄罗斯则有“普京现象”。普京在俄罗斯享有的权威之高,使他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化身。但“普京现象”也有给俄罗斯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的一面。与“特朗普现象”相反,“普京现象”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它的到来,而是因为它未来的离去。正因为普京对俄罗斯影响至深,因此他未来离去留下的变化空间也就越大,也越不易预测。

   中俄关系、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是影响中俄美三角的直接变量。

   中俄关系。中俄关系对中俄美三角具有关键意义,它有深刻改变中俄美三角的潜能。具体说,中俄关系如发生逆转,则中俄美三角的形态就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这将为俄美联合制衡中国创造条件。反之,如中俄保持友好,则中俄美三角中的中俄战略合作结构将基本上保持并可能发展。

   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友好合作时期。两国解决了世纪难题的边界争端,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性冲突,两国建立起了高层交往的制度性机制,在国际领域持相近理念并相互协作,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长期保持,建立上合组织解决了两国在中亚的关系问题,大欧亚伙伴关系解决了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合作问题,两国正在形成能源战略伙伴,并努力推动两国经济利益的扩大。曾经有许多领域被认为是中俄关系的“雷区”,如中亚能源输出、中亚“大游戏”、所谓中国对远东的扩张等等,但这些问题都得到消解或缓和。展望中近期未来,看不到有使中俄关系逆转的严重矛盾。两国之间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实务合作领域,但基本上属于技术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

   未来十年左右,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不是现在看得见的某一具体矛盾,而是两国地位关系的转型,即两国将如何面对国力对比的大幅变化,也就是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罗斯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如何使中俄关系平稳地适应这一新的条件。这一转型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俄关系走向何方。有学者认为不平衡发展是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这当然也正确,但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实质。不平衡发展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也是客观过程,不是可以人为停止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和对待,这是可以主观选择的。换言之,对于中俄关系来说,不平衡发展是客观趋势,但它对两国关系不是指向一个结局,而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和选择。

   中俄关系的转型之所以特别复杂,是由于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两国经历过特别的历史,形成了特别的相互认知和思维,也习惯了特别的相互关系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可概括为“强大俄罗斯—贫弱中国”,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还有“文明西方—落后东方”的潜意识。

   在近代中俄关系中,俄罗斯强大、中国贫弱是客观事实,由此形成的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俄罗斯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对中国人的思维也有很深影响,它也反映在两国关系的构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历史性转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有两个标志性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苏联解体,这两个事实构成了中俄关系史上一个不寻常的进程:中国向上,俄罗斯向下,差距迅速拉开,两国的位置发生历史性交替。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苏联解体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10年之后,中国已是俄罗斯的4倍。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俄罗斯为2.2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近5倍半。从2011年算起,中国的纯增量为4.69万亿美元,俄罗斯才约3 500万美元。

   军费开支对大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1990年,尽管苏联的军费已经大大减少,但仍达1 907亿美元,而同年中国是210亿美元。1992年俄罗斯独立后军费锐减到407亿美元,当年中国是271亿美元。2017年俄罗斯军费恢复到663亿美元,而中国已经增长到2 282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方式我们不一定认可。按照中国官方数据,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是11 070亿元人民币,约合1 700多亿美元。按照俄罗斯官方的数据,2018年俄罗斯国防预算是27 700亿卢布,约合480亿美元,与中国也有三倍多的差距。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正常情况下未来中俄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更悬殊。在这种状态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环境后,它将使中俄关系面临一系列不曾有过的可能的潜在挑战。这里所谓挑战并不是指危机形势,而是指可能遇到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挑战之一是在政治关系上,中俄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平等。平等是中俄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不能触动的政治神经。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别强,把不平等视作不可接受的屈辱。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与此有关。不平等的物质根源是国家实力的差距。这不是说国力差距一定导致不平等,但它一定是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国家总是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制订战略目标,选择实施手段,并形成认知和思维习惯。国家强盛总是使其在对外政策上更有进取性,这是自然的。反映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在双边对话中会更有优势、更为自信、更加主动,这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时,这也易导致自觉或不自觉的自负心理的产生。而对俄罗斯来说,如何适应这一巨大落差是一个痛苦矛盾的过程。而且,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它对平等会更为敏感或过于敏感,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为不平等,使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变得脆弱,中苏关系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训。现在已有把中俄说成是老大哥与小弟弟的舆论,认为俄罗斯是中国的小伙伴,中国主导着中俄对话的议程。未来这种舆论将会长久存在,如果它上升为某种政治意识,将会是中俄关系的严重隐患。

   挑战之二是在安全关系上,它的实质是如何在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安全上的互信。中俄相互是最大邻国,有 4 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又都是军事大国,安全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换句话说,相互不构成安全威胁是两国关系最深层的基础,这个基础一动摇,中俄关系就会发生基础性的变化。

   挑战的产生源于中俄军力对比的变化。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俄罗斯的立国之本,在过去几百年里,俄罗斯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巨大优势。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军力快速增长,两国的军力对比在悄悄发生变化。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中国现在的军费已是俄罗斯三倍多,将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毫无疑问,中国的军事能力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可以预测,未来中国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将赶超俄罗斯。中国常规军事力量不仅规模比俄罗斯大,而且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俄罗斯的优势将主要保留在战略核武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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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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