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恕 朱倍德: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恩怨:历史记忆、宗教分歧与地缘争端

更新时间:2018-12-09 23:52:57
作者: 杨恕   朱倍德  
结果,45万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汇聚到连接利沃夫和基辅的道路上,但链条没有向东继续延伸。这说明东乌克兰人在当时仍倾向于与俄罗斯组成联盟,对独立运动并不支持。

   在现今乌克兰的4600多万人口中,俄罗斯族占17.3%,人口约为800多万,他们大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并且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戚。可以说,如果苏联不解体,那持续了300年的俄乌一体化还会以更高的水平在乌东、南部发展下去,但苏联的崩溃使得这一进程戛然而止。300年的俄罗斯化使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尤其是东南一些州的使用率为20%-50%。在1954年才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人所占比例高达58.5%(2001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更是达到77%(2001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

   独立以后,为了重建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广乌克兰语,同时限制俄语的使用,这无疑削弱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在独联体国家中,尽管乌克兰俄罗斯人最多,使用俄语的人口最多,但俄语却没有国家语言的地位。这种状况对于东、南部人,尤其是那些俄罗斯族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用乌克兰语替代俄语。乌克兰政府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文化政策,受到俄罗斯及乌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经过讲俄语居民多年的争取,乌克兰议会迟至2012年7月才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规定在俄罗斯族人不低于人口10%的地区,俄语具有地区语言(региональныйязык)地位,这样的州在乌克兰27个州中有13个。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政府应该认识到,“真正完整、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拥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单独缔造、单独拥有的国家。”现实说明,东乌克兰的文化倾向影响着该地区居民的政治选择。如前文所述,在历次选举中,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投票支持亲俄的地区党,可以说是地区党稳固的“票仓”。总之,历史-文化差异严重影响着东西部居民的政治选择。

  

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18世纪末俄国合并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不包括乌最西部的加利西亚)后,波兰地主仍保留着庄园与地位,在官方机构中仍使用波兰语,甚至许多官员也还是波兰人,帝俄并未在这里实行俄罗斯化。直到1830年波兰起义后,俄国政府才意识到波兰民族意识的“危险性”,并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但当时波兰人在西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根深蒂固。19世纪30年代,西乌克兰有四百多万乌克兰农奴和近十万人的特权阶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大多数为小地主、大地主庄园的管家、土地承租人等,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波兰人。也就是说,尽管西乌克兰在当时已并入俄国50多年,但此地的管理阶层几乎仍是波兰人,这使得西乌克兰人的俄罗斯化并不明显。由于没有尽快确立俄罗斯文化对于西乌克兰人的优势,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认同感至今没有东部强。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统治下的西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地区。当时,这里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亲俄派,他们认为,奥地利正持续衰落,加利西亚总有一天会落入俄国之手。因此,和俄国结盟才是上策。19世纪中后期,在东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一股不强的亲俄力量。例如,在1907年加利西亚地区的选举中,亲俄罗斯派曾获得2个席位(乌克兰政党赢得了22个席位),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一战初期,俄军攻入乌克兰最西部,在加利西亚破坏乌克兰人的社会和文化,并将许多民族主义者流放西伯利亚,这使西乌人对俄罗斯的那一点好感完全消失。随着一战后乌克兰最西部归入波兰,波兰的反苏倾向又给予这里的乌克兰人很大影响。1939年,该地区被苏联吞并,由于苏联的错误政策,许多西乌克兰人在1941年欢迎德军的到来,希望能获得比苏联统治更好的境遇。1943年,有不少于7万的加利西亚青年进入德国党卫军的志愿军团“加利茨亚”(Галиция)。同时,一支为抗击苏军而组织的队伍——乌克兰起义军(UPA)也首先在沃伦成立。而在二战即将结束、苏军就要重返乌克兰最西部时,许多西乌克兰人跟随着德国人向西撤退。总之,两次世界大战使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恶感急剧增加,再加上西乌克兰本身所处的西方文化环境与俄国完全不同,这些都使得现今许多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苏联-俄罗斯怀有一种仇恨和蔑视的心理。基辅和西乌克兰的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认为,俄国和俄国人在文化上属于外国,在政治上则属于敌对一方,这种思想在加利西亚尤其明显。在加利西亚,游行示威者常常打出“打倒莫斯科佬(Moskals,一种对俄罗斯人的蔑称)”、“从乌克兰的学校里清除俄语!”这类标语。西乌克兰最极端的反俄情绪则集中表现在2011年的二战纪念日上:5月9日,在利沃夫的卫国战争纪念碑前,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撕毁了俄罗斯国旗、国徽以及花圈,并与老战士发生冲突。该市市长甚至称卫国战争老战士是“俄罗斯的法西斯”,这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正式抗议。此事说明了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取向。

   二战后,加利西亚地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州)并入苏联,但并没有大量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地区,这使当地保留了乌克兰语的学校和媒体,并成为苏联境内“苏联色彩最淡”和“俄罗斯人最少和俄罗斯化最低”的地区。总之,今天的西乌克兰西部是乌克兰最为欧化、同时也是对俄罗斯最不认同的地区;而东部那些与俄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共同历史的乌克兰人则与此明显不同。

  

俄乌之间的外交-文化冲突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别,又成为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标志之一。伴随着乌克兰独立,乌克兰民族文化复兴也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被称为“负面”的因素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引发了双方的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总体来说,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争议的内容,大致可以以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对于并入之前,争议主要涉及基辅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等相关文献的内容、作用;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环境、目的、后果等。这些问题的争议主要在学术界,但其民族情绪和表达也在官方、公众和媒体中广泛存在。双方学者还召开学术会议进行讨论。例如,2008年4月3-5日,俄科学院欧洲所召开了俄乌关系史会议,俄乌学者就双方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研讨。以后莫斯科大学等也参与进来。虽进行了诸多争论,但分歧并未减少。对于并入之后,也就是处于帝俄及苏联一个国家内的历史文化过程,争议的内容则广泛得多,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官方成为争议的参与主体。客观而论,争议是由乌方主动引发的,俄方主要是应对式的反应。由于双方争议内容相当复杂,笔者无意对它做详细论述,这里以外交领域为主做概略的介绍和分析。

   乌克兰独立后就开始把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纳入到法律、政策范围加以处理,同时使其进入到外交领域。双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编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论文,同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以宣传自己的观点,扩大影响,并确立学术地位。在所有争议中,有关大饥荒的表达最为强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学者多次发表意见,认为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геноцид)。2005年尤先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6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俄罗斯为此道歉。大饥荒是1932-1933年在全苏范围内发生的一次灾难,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多的。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选择大饥荒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发起对俄罗斯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乌克兰官方甚至学术界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在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宣传大饥荒容易引起全民族范围内的共鸣;第二,把大饥荒塑造为“种族灭绝”可以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进而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精神联系;第三,大饥荒是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制造舆论有利于在国际上赢得同情;第四,由于大饥荒发生在斯大林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体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例,更易在西方得到支持,有助于乌克兰融入西方。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体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其中,大清洗、大饥饿这类疮疤更成为首选的靶子。此时,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大饥荒,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散居群体在这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58年,基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国内安全法案和其他国内安全法执行状况调查分委员会的质询,出台了题为《苏维埃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对种族灭绝的研究,歧视和越权》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乌克兰人为的饥饿中有480万到800万人死亡。1984年9月,参议院开始制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法案和两个决议,类似的工作也在众议院进行,并建议成立政府委员会,以搞清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中的作用,并使舆论界了解情况。初期计划要求委员会由21人组成,工作期限3年,从政府预算中拨款300万美元。1984年10月,委员会成立,成员减少为15人,工作期限减为2年,拨款减到40万美元。委员会成员中,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政府部门代表3人,以及乌克兰社团代表6人,委员会主席为杰姆斯·梅斯(James E. Mace)。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大规模死亡是由人为的饥饿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实施了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根据美国111届国会决议,宣布1984年11月4日为“乌克兰1933年大饥荒纪念日”。1986年,出版了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Conquest)的书《痛苦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和恐怖的饥饿》(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书中对大饥荒作了全面介绍,认为它是人为的,目的是打击民族主义和粉碎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意图。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文论述,于此不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大饥荒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独立后更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这在尤先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尤先科执政期间,乌克兰外交政策更加西倾,对俄罗斯(苏联)的指责也更加激烈,大饥荒被工具化就更为明显。尤先科以大饥荒为起因,在全国举行题为《乌克兰应记住,世界应承认》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创作相关记忆(历史)的国家书籍。在乌克兰所有遭受过饥荒的州,在州和区国家机关的领导下成立协调小组,收集1932-1933年由于饥饿受难和死亡的证据。这些协调小组指导着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组的活动,它们在各地、首先是农村搜集证据。参加人有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地方志学者、俱乐部主任等。

2.举办群众纪念活动“点燃蜡烛”、“不灭的蜡烛”等,举办悼念集会和演出,组织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竞赛、学生作文竞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893.html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