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宽阔放光的小青年跑了过来。大家围着他又说又笑，显然他人缘很好，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我一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知道是长之先生的儿子。我先是一疑：难道李礼从插队的农村被招工回城了吗？明摆着，答案是肯定的。紧接着又是一喜：这下长之先生可以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了。更巧的是，父亲和李先生一同劳动，而我又将和李礼一同劳动。不管这个巧合是天意还是人力的强行规定，我还是为长之先生晚年生活的由阴转晴而由衷地高兴。

　　 有心想上前跟李礼认识一下并问候一下他的父亲，但看到他在众工友的围绕下喜气盈盈的样子，又不忍打断。于是退而求其次，我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也觉得很开心。忽听的那些人大声欢呼，“来一段，李礼来一段！”只见李礼嗽了嗽嗓子，惟妙惟肖地模仿起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片段：“快来瞧，快来看呐！金粒儿一样的小米流进了某某老汉的口袋里啦！”他的嗓音圆润宏亮，和当时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观其神、听其音，不难想象李长之先生年轻时神采飞扬、才气纵横的样子。

　　 会后人流散去。我四处张望，想找到李礼，跟他聊两句，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我暗自想：“幸福的门限不是很高。这下长之先生可算轻松地迈过去了。”

　　 然而我错了。“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很快就到来，我通过了高考，接到了某重点院校的入学通知。等待上学的日子是轻松愉快的。天气渐热的6月份，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父亲因心脏患病，不能参与任何引起情绪剧烈起伏的事，而我却设法来到会场，看到启功先生已经在那里，就跟在他身后行礼如仪。仪式进行了有一会儿了，忽然大门口又有人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李礼，仿佛身上背着个大孩子。等他走近了，我才看出，那不是孩子，而是长之先生。严重的类风湿，使他身体缩小了很多，且抽搐成一堆，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先是握着胡絜青先生的手痛放悲声，后来趴在骨灰盒上又号啕大哭。他的悲伤令我震撼。当时我不知道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与老舍先生一家过从甚密，就小声问启功先生：“李老伯和老舍很熟吗？恐怕是在哭自己吧？”先生一皱眉头，说：“别说话，跟着哭。”

　　 这是我见到长之先生的最后一面。听说他在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夜，写了一篇悼念老舍的文章。几个月以后，这位哲人、才子就与世长辞了。在拨乱反正，春风回暖，正可以重新施展才能的时候，长之先生倒下了。天妒其才乎？人妒其才乎？

　　 我写此类回忆文章，读者较为认同。北师大退休教授韩兆琦先生说这些文字“很平实，很有感情”。杨春教授说这些文字“鲜活，有血有肉”，其实都是肯定文中有充分、恰当的细节。我在美国教西方文论，其中含俄裔美国教授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他提倡“注意并摩挲细节（notice and fondle details）”，也是与长之先生传授给我的秘诀相合若契。我隔了三四十年重新用汉字写作还能有一定可读性，应该有长之先生细节论的恩惠。当时我年少鲁钝，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先生却早已归了道山。万般无奈，只好草写这篇小文来表达我对先生迟来的谢意与感佩。

　　 （作者系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