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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芬 马佳娜:《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

更新时间:2018-12-09 23:07:56
作者: 周燕芬   马佳娜  

   内容提要: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白鹿原》深厚的历史生活描写、深刻的文化思考和人性揭示,使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当我们把《白鹿原》视为一部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时,小说承载的中国故事,就成为读者不断进入历史想象的生发点,而在作家“希望达到而未曾达到”的文本之间,又潜藏着批评家和研究者多向度阐释的种种可能。这既给了我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诸多启示,也给了我们有关中国文学未来命运的深远思考。

   关 键 词:《白鹿原》  文学经典  “未完成性”  The White Deer Plain  literary classic  incompletability

  

   陈忠实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23年之后辞世。这位文学成就卓越、人格精神高洁的作家却未能寿享遐龄,陈忠实的离去震动了中国文坛,让热爱他的读者倍感伤痛,鲁迅当年所言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用来形容陈忠实的生前身后可谓名副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存立于世,陈忠实物质生命的终结,却极可能意味着《白鹿原》艺术生命的又一次隆重开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伟大的作家,他的精神生命是永远不会向人类谢幕的。

   《白鹿原》的创作起笔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1997年有过一次修订,之后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家之死是一种标志,《白鹿原》已经从陈忠实的怀抱中飞离而去,汇入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浩瀚星空之中。大凡清醒的作家都知道,每一部作品都有作品自己的命运,而时间“老人”和作为“上帝”的读者,将是其最终的价值裁判。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认为,创作有“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两种,“可读的”指封闭自足的文本,满足短期的阅读性消费,而“可写的”则指那些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艺术佳构,它召唤着读者和研究者不断进入“重读”,并完成思想艺术的再生产、再创造[1]。如果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换句话说,由读者参与创造的《白鹿原》,还远远没有完成。

   《白鹿原》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这是百年历史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又一个节点,远传统的几经塌陷和近传统的价值失效,使得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再次站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起点上。在价值多元与个人出位的文化语境下,9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驳杂,曾经最惹人眼球的是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热闹景观,这股娱乐大众的商业化潮流绵延至今,成为文学自由的时代表征。而在纯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创造了新时期文学首轮辉煌的一批实力派作家,在走进第二个文学十年的时候,普遍遭遇了思想价值系统的崩裂与重构,除了有些人选择职业转向,坚守文学园地的作家大都迎来他们文学历程中最深刻的一次创作变化,陈忠实也应该算作其中之一。

   言说陈忠实与《白鹿原》,离不开八九十年代这一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环境,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的文学命运又显得如此不同。陈忠实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起步于60年代,十年“文革”,正是陈忠实迷醉于文学、在文学殿堂门前狂热摸索的时期,这就决定了陈忠实比之稍后成长起来的知青代作家,更直接地受到左倾时代风气的影响。或许,卸除历史重负和挣脱旧的思想牢笼,对他来说显得过于艰难和漫长。几乎整整一个80年代,尽管陈忠实已经有了丰富的艺术积累,有了相当出色的创作表现,但依然没达到让他自己满意的文学高度。直至长篇小说《白鹿原》出世,陈忠实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陈忠实留下了《白鹿原》,也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为我们走进作家隐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准确的途径。陈忠实在书中细致描述了由创作欲念的萌发,到开始酝酿写作,直至《白鹿原》完成的全过程,贯穿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词,就是“剥离”。这个在其他作家那里多被称之为“自我斗争”或“自我否定”的心路历程,陈忠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恰当的表述,叫做“剥离”。这样的表述凸显了思想裂变中血肉疼痛的感觉,因为在陈忠实行将背离的文学传统中,有他一直视为文学教父的柳青。他说:“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2](P92)通过与柳青的影响关系,陈忠实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的无条件信奉和遵从。“剥离”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陈忠实所表述的“精神和心理剥离”,也夹杂着矛盾和惶惑的情绪,类似孩子甩开大人的手独自走路时无法避免的摇晃及惊恐。当时的陈忠实被分派到农村督促和落实分田到户责任承包工作,他不无震惊地想到了柳青,想到读过无数遍的《创业史》,他说:“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2](P91)经历过阶级斗争年代的人大约都能体味“反动”一词的丰富含义,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终被颠覆时,陈忠实意识到自己正遭遇到“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

   《创业史》曾经筑起少年陈忠实美丽的文学梦想,走上创作道路后,因小说被认为有“柳青味儿”而感到无比荣耀。而这时,《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题材和当下现实发生了粉碎性碰撞,刺激陈忠实的同时也把他推到了新的转机面前。陈忠实写《白鹿原》,动用的是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关中乡村生活,但恰恰是对建国后发生的合作化运动以及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再思考,让他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今天我们阅读《白鹿原》,为什么强烈地感受到陈忠实笔下的所有历史叙述与家国忧思,都指向现实生活,指向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因为作家是以他亲身经历的“1949年后”为出发点提出问题、再回溯历史的。酝酿《白鹿原》的过程,也是陈忠实迫切地“打开自己”的过程,他曾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蓝袍先生”为参照,来“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表现在他自觉地将西方现代文化纳入自己的思考系统,同时要在一个多世纪风云际会的开阔视野中,去探寻那些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启示。陈忠实最终用《白鹿原》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完成了自己历史反思。如果没有经历那种艰难的自我否定、自我斗争过程,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迎接痛苦的思想蜕变,进而激发出能动地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力量,陈忠实期待已久的艺术创新和自我超越很难如期来临。

   之所以反复强调“剥离”对于陈忠实不寻常的意义,是因为其决定着作家完成艺术突破的可能性,决定着《白鹿原》成为艺术经典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时已年近半百,而且算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说家了,但他面对《白鹿原》这一巨大的艺术工程时,那种创作的冲动和情感的燃烧状态,那种重新打开与探问半个多世纪隐秘历史生活的急切愿望,令人想到文学历史中那些勇敢开掘未知世界而一举成名的青年作家。《白鹿原》对于陈忠实,确实是一次艺术生命的神奇再生,不同的是,作家既遭遇新的变革时代,而自己又正如期走进了人生的思考季节,之前所有的思想积累和艺术经验,都将落成为这座雄宏艺术大厦的坚实基座。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新开张的一部小说,我以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大概莫过于此了。

   陈忠实想要重新书写历史,重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也想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文化价值系统,重新来过意味着不能固守任何既成的思维定势,也意味着要将历史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都纳入到小说中来,这就使得《白鹿原》整体上处于一种思想艺术的放开状态,成为各种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冲突对决的战场。作家在小说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以此为基调,《白鹿原》在中国社会政治演变、道德文化传承和个体生命进程三个纬度复原小说中的历史,对人性及其演变的深层揭示则贯穿始终,这样的艺术构想已然突破了简单明确的传统窠臼,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把握已胜人一筹。他笔下的历史是一种复合体,是偶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有序与无序的交织物。如果读懂了《白鹿原》,读懂了陈忠实的文学世界,一定会惊异地发现,原来一部好小说涵盖的是人生的全部,包括对人的存在本源的探照和对理想人性的终极追求。同时,陈忠实又为这个纷乱的《白鹿原》世界安放了三块思想基石,以统摄全局,维护这一艺术系统的稳定性。这三块基石就是人道主义、儒家文化和现实主义。

   人道主义在新时期的回归,带有历史补课的性质,由此再出发的新时期文学确乎在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宽广表现中,攀上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全新的高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白鹿原》是一部赤诚的生命写真,作家对各色人物灵魂样态的逼真描画和蕴含其中的忧患意识、悲悯情怀,既构成这部小说的人性底色,也对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进行了有效的突破,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衡量一部作品经典价值的基本标准。对《白鹿原》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小说中的儒家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研究《白鹿原》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陈忠实在他的长篇创作手记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儒家文化的思考文字,或许我可以理解为,一部《白鹿原》中,陈忠实已经用小说的笔法把自己的儒家文化观写尽了,余下的是结论,这结论却是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结论。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发现并将其奉为《白鹿原》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大的时代氛围来看,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寻根思潮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回视,而从作家自身分析,陈忠实生长的陕西关中平原,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作家浸润其中,自身的文化性格也形成于此,以儒学为小说的思想之本,在陈忠实这里是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是作为小说的血肉构成了陈忠实笔下的历史生活,但我们分明读出了作家以此对话当代中国社会的强烈冲动,作家急切地想通过儒家文化由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思考当下文化危机的由来,探寻民族救赎、人性复归的途径。这使得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白嘉轩和朱先生,成为文化标本式的文学形象,因而多被称之为“文化典型”,小说中的其他系列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带着文化象征的意味。一部《白鹿原》,从始至终回响着一个沉重的叩问,儒家文化能否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定海神针?在恪守儒家文化传统的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蕴含着陈忠实既有认同也不乏质疑的深刻思考,作家用文学的笔墨尽了修复的全力,然而并没有获取完全的文化自信,一部《白鹿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留给读者的是新旧文化惨烈撞击后的一片狼藉。《白鹿原》创作的发生得益于时代变革的机缘,也必然难以逃避文化价值分裂的历史宿命。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文化无解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思想高度,在通往未完成和未抵达的文学道路上,中国作家倘若不跨过这一“文化死穴”,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有理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文学家园。

在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决中,我们明显感觉到西方现代文化乃至五四新文化内涵的相对稀薄,这不是陈忠实个人的问题,而恐怕是这一代作家文化性格构成中的资源性缺失。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风行文坛的时候,陈忠实接触到了马尔克斯,开始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著述,使陈忠实的“整个艺术世界发生震撼”[3](P15)的这次影响直接作用在小说创作当中,可以将此理解为《白鹿原》世界性因素的重要由来。一份文化遗产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发生过养成性影响,还是功能性地拿来为我所用,体现在创作中终究有所不同。陈忠实走的依然是“西学为用”的路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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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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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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