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立德:帝国转型:传统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18-12-08 21:41:36
作者: 欧立德  
在于结合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

  

自己成为帝国的中国


   综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仍然视拥有单一、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及政体的中国为“地区”或“王国”而已。十七世纪中叶后,随着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明显地让欧洲观察者看到建基在清开国功业上的就是帝国的本色。满洲统治者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传教士卫匡及其他人看到的,是来者不善甚至是残酷的管治手段,这里反映的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因而带有帝国权谋的特质。

   当然,西方人视中国为帝国,除了是亲自体验了明清交替时的残暴血腥之外,这亦召唤了过去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历史记忆,瞬间以欧洲前近代帝国经验印证中国眼下发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欧洲人在中国发现“帝国”并不是因为对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新认识,不是他们试图以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将中国“天下观”(产自中国本土而能与“帝国”观念比附的观念)翻译而成的。

   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在欧洲人眼内,必然极类似同一历 史轴上的神圣马帝国(一九六二——一八〇六)、 奥斯曼帝国(一二九九——一九二二)、 莫卧儿帝国(一五二六—— 一八五七) 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

   如果日耳曼、 莫卧儿、 土耳其和俄罗斯能称为“帝国”,同样逻辑也能用诸中国身上:中国是“ 帝国”,它的统治者——皇、 帝(或者汗) 自动成为帝国的皇帝(emperor) 。 这在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各种语言论述中国时达成共识。

   不过,这仍然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如上所述, 在近代之前,我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词语同时带有“皇帝—— 国家”(emperor-country) 和“帝国”(empire) 的复合意义。 我们也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已有“皇帝” 一词,但这是有别于表达“王” 或“霸” 的词,而且亦从来不曾与“地”及“国” 等空间概念连用。那么,中国人自己何时发现中国是“帝国” 呢?什么时候把中国的皇帝有意识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emperor” 呢?

   据黄兴涛教授在《 文化史的视野》(二〇〇〇年,69页) 一书所言,“帝国” 一词是由留学东京的学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带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词耳濡目染。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另外,据刘禾教授《 语际书写》(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录A,269 页) 指出,“empire” 的现代汉语“帝国” 是由严复译介而来。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在《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 页) 有同样的说法,指严复在一九〇二年翻译亚当· 斯密(Adam Smith)《原富》 时,首次译入“帝国” 一词。刘禾及马西尼两位教授都指明,自己无法判定这词是否借自日语而来。不过,更重要的似乎是,应该对严复相关译词的选择及他的引文做更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亚当· 斯密说到“帝国” 时,紧接着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东征西讨的霸业以及他统领的常备军。严译为:用此〔额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 弱选耍, 其克之也者, 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变局也。

   在阐释“英拜尔”一词的含意的时候,严复附加了以下的解释:

   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

   从这段可见,“empire”一词在当时仍属一个新词,同时存着多种可能对译。以音译“英拜尔”翻译“empire”有力地表明,严复对empire 的理解是来自英文,而非日语。不容忽视的是,对严复而言中国并不被构想为“帝国”,亚洲帝国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现代以来的)日本,而非大清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在中国文献中早于十九世纪末已偶尔出现“帝国”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似乎是在一八二〇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一篇由传教士马礼逊(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年)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他以非洲为例解释了世界上各国家层次结构,关系如下:

   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据现存资料来看,英语“empire”的含义这样翻译到汉语还是首次。而马礼逊的新词并不是从日本借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鸦片战争后,清廷专门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睁眼看到西力压境下,在一八五〇年出版的《夷氛纪略》内提供了他对欧洲政治主权分层架构的观察:窃思欧罗巴洲各国, 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 无分统属。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以汉语词汇“帝国”反映西方“empire”一词词义的用例。但同样重要的讯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内。

   《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 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 在宁波海关担任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指派, 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 李圭把自己的见闻撰成《 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

   李圭记述的展览会,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馆入口处的牌匾:“梁际悬金漆额,大书‘帝国日本’ 四字”, 而中国那边则挂着“大清国”。 当时的图片印证了他的说法,而且更显示英文字样“Empire of Japan”。 可惜,李圭没有进一步评析他对这新词新语有没有突兀之感。

   在其后二十五间,但凡使用“ 帝国” 一词都仅限于指日本或欧洲各国。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临,“ 帝国” 作为一个术语( 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empire 意义)的用法才真正普及。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 马关条约》 中、 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 大清帝国” ──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有趣的是,这词出现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频繁、更突出。 中文版全文一贯以“帝国” 指称清廷;日文的版本则要待称呼“ 大清帝国全权大臣” 李鸿章及李经方时才出现。我们知道,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帝国” 词义, 我们更可以猜想, 他实在了解到国际舞台以“ 大清国” 及“ 大清帝国” 指称中国的分别。 从官方档案可见, 李鸿章与伊 藤博文谈判时, 他再三地称清朝为“ 我帝国”。 只是, 作为战败方的清廷,难以与日本讨价还价, 要求日本贯穿全文以“ 帝国” 指称大清。

   《马关条约》 签订后数月, 条约的内容通过传播西学媒体(如《申报》)广泛传于知识阶层间, 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这些议国论政的意见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启超主编的《 时务报》 之上。 其后在一八九九年《 清议报》, 就有这样的呼喊:“呜呼!斯政府,斯国民,斯官吏,何以得奋兴刷振大清帝国哉!”

   在官方的文献中,在义和团起义后这词就更普遍。 譬如, 一九〇三年清廷向日本发出的一封国电, 感谢日本盛情招待中国到大阪博览会的代表, 简短的电报一开始就自称为“ 大清帝国”。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国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电致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敝国前派专使贝子载振前往贵国大阪观会,深蒙天皇扰礼相待,足见中日两国邦交之亲密。皇太后及朕均皆欣悦无已。谨具电申谢。

   由于这则电报后来全文印在《 申报》 上, 全国皆清楚看到现在清廷不单以“ 帝国” 自称, 而且这样更反映出, 厕身帝国之间有着平等“ 两国邦交” 的意味。 从一九〇五年起, 在中国官员及知识阶层, 特别如张之洞、 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 已非常习惯使用这词称呼清廷。

   特别显著的是一幅一九〇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地图, 地图名称清楚标明《大清帝国全图》, 而地图的广告在《申报》 上亦占着当眼位置。 这地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不用说, 这更进一步深化大清帝国的地理空间感。

   以“ 帝国” 指称清朝的最后定案, 可以由一九〇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看到, 其中明确列明“ 大清帝国” 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 这种用法标志着与过去的用法“ 大清国” 或满文的“Daicing gur un” 做了决定性的分野。 此后, 在所有官方文献中, 清朝统一地以大清帝国出现。

   从上述可见, 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 这是承自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后的结果, 当中包括西方“ 帝国” 观念传入历史过程, 如何以汉语表述帝国, 并渐渐得以融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 显然地, 无论其西方起源及演变过程如何, 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没有妨碍“中国作为帝国” 的观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继续发展。

   最佳的反映, 莫过于袁世凯尝试于一九一四年以“ 中华帝国”(Empire of China)复辟帝制。 可以说,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中国人在自称自己的国家时, 与西方用上三世纪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中西对称的用法, 只维持了仅几个月,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 立即恢复了民国的称号, 即是人民的国家(respublica), 而非皇帝的国家。然而, 讨论到中国过去历史时, 帝国仿佛立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用法了。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 清代通史》 里, 就数次讨论“大清帝国”。 萧一山认为, 这个帝国是一六三六年创造的:及经皇太极连年征讨以后,疆土日广,汗业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见完密。于是始改号称尊,以建关东一统之大清帝国。故努尔哈赤之称汗,与皇太极之称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视也。(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147 页)他还提到大清的帝国主义, 不过, 他说清朝的那种帝国主义跟清末列强的那种不一样: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 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 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 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 文化经济, 反落我后。 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 在政治侵略以外, 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同上, 卷一, 3-4 页)

   显然,对于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刚刚推翻的大清王朝视为帝国似乎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脑海中,清朝无论是光荣还是衰败,还是“大清帝国”,使用“帝国”一词去指称中国过去全部历朝时,就像指称清为帝国一样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体的过去。

   “帝国”这个首先出现在西方论述中的概念,后来却蔓延到中国。历史中的清朝变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国,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到远古。这样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的“传统中国”指的是贯彻始终的帝国,中国统治者总是皇帝。我认为,相信中国从始至终是个延绵从无间断的“帝国”是被误导的,然而这想法到今天仍刚劲有力。

   虽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视传统中国为帝国的称法消失了一段长时间,及至一九八〇年起却有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时下“中国崛起”、“复兴中华”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批判意识地使用“帝国”一词的习惯已经从一个论述系统嫁接到另一系统去,并成为新的习语。

   固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用法,譬如,有学者讨论到美国清史研究时,就指出中国学界被迫以“帝国”一词翻译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称“大清”为帝国(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历史月刊》二〇一二年四月,106 页) 。无论立场如何,这正是历史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我们以古鉴今的工作才能对当下产生意义,而不是通过望文生义而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858.html
文章来源:《读书》2014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