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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世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枫桥经验”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18-12-08 17:25:50
作者: 汪世荣  
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的结合,是实施评价的基本方法。评价过程中“一票否决”制度,体现了治理内容的焦点。

   源头治理要求矛盾纠纷的化解必须重视预防环节,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矛盾纠纷不发生、少发生。重视组织建设,主动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治理追求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应,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目标同向,合作共赢,共同追求良好的治理效果。长效治理确立明确的治理目标,治理活动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依法治理侧重建立和健全治理所需要的章程、规约,收集、明晰习俗、惯例,编辑和保存典型事例、先进经验,严格依法规范各类行为。加强规则的监督和实施机制,树立规则的约束力。发挥软法的作用,体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二)提高公民审美能力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在基层社会中展开,基层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和制约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以提高公民素养为中心的“枫桥经验”社会建设,在提高公民审美标准的同时,大力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治理效果的评价能力。同样,评价能力的提高反作用于治理活动,有助于推动治理水平的提高。

   绍兴市委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6月10日印发的《关于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市”实施计划(2016-2018)》提出了深化基层文明创建的3个具体项目:实施移风易俗深化行动、实施文明村镇提质行动和建立公民信用体系。其中,移风易俗深化行动目标任务是:出台和实施《绍兴市文明行动促进条例》,开展“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等系列行动。全面建立村(社区)环境卫生门前责任制度和节庆活动指导备案制度。文明村镇提质行动的目标任务是:加强文明集镇创建测评,落实文明单位结对共建活动。建立公民信用体系的目标任务是:将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卫生整洁、交通秩序、生产经营等内容纳入信用评价,探索建立信用积分激励惩戒制度。

   公民能力建设是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中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国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基层自治开启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10]“枫桥经验”通过村级民主议事制度、村规民约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基层民主建设,激发了公民的参与热情。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志愿者活动等等,都与公民素养的提高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三)营造和谐人文环境

   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和谐人文环境的支持,本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11]由此,普惠性的社会公平公正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文环境基础。以人为本的“枫桥经验”通过营造和谐人文环境,优化治理效果。

   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11月10日印发的《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三年(2016-2018)行动计划》提出了促进公共服务建设的计划:“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不断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加快教育、医疗、社保、文化、信息等城乡一体化步伐,推动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优化升级,千方百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完善法律服务供给制度,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市镇村三级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打造城乡‘半小时法律服务圈’。向村(社区)选派律师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村(社区)一顾问’,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推动法律服务向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延伸。制定公布《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目录》、构建多元有序的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协调体系,建立社会化公共法律服务激励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强调治理的规范性、有效性和目标导向性,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率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

  

五、治理目标的回溯能力


   目标回溯能力指治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均以实现善治目标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解放。提高文化品位,形成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文化。“枫桥经验”通过追求善治目标,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

   (一)提高文化品位夯实治理根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奠定浓厚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强化政府服务,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健全行业调解机构,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大量发展公益社会组织,发挥志愿服务作用;注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明确治理标准,凝聚治理共识。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等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形成治理的合力。通过党建引领、政府采购,引导各类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释放社会活力。在村落(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及校园文化中,融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各类制度,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家训等,为城乡村(居)民提供行为的规范和守则,实行合规治理。实行源头治理,通过孝德文化、公民信用体系建设、红黑榜制度等,弘扬正气,引领社会风尚。

   (二)改善关键要素提高治理水平

   关键要素的改善有助于取得整体的治理效益。决定治理效果的关键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手段要素、评价要素等。内容包括:

   主体要素包括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的作用,并实现合作治理原则。治理方案明确,分工合理,步骤清晰,目标明确。不仅不同主体责任明确,而且相互之间分工配合,追求最佳治理效果。

   手段要素包括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发挥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作用。社会治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充分吸收现代科技成果,运用“枫桥经验”人防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发挥物防和技防作用。针对特定人群心理特点,运用心理专门服务手段,发挥专业组织作用。

   评价要素包括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美满的程度,实行社会评价、政府评价和个体评价多主体有机结合的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运用到整改措施之中,改善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之中,主体要素是关键。手段要素服务于主体要素,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可以有差异。目标要素保证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并能够矫正治理的方向,保证治理的成效。

   总之,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各类主体职责明确,党委规划领导统筹协调,政府服务管理到位,群众自治真正落实。宏观设计、中观推动、微观落实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注重长期目标,建立长效机制,实现长治久安。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必须嵌入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一方面,基层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地区实际,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需要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宏观设计和指导,明确服务原则,提出服务标准,提供财政和政策的支持,提高治理能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司法如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发挥“枫桥经验”源头预防矛盾纠纷的作用,通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将纠纷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基层司法能力提升也成为了问题的焦点,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12]

  

   【注释】 *汪世荣,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5月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

   [1]牟盛辰:“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进路研究”,载《公安学刊》2018年第3期。

   [2]田凯、黄金:“国外治理理论研究:进程与争鸣”,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

   [3]李德:“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载《吉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俞可平:“自治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载《党政视野》2016年第7期。

   [5]诸暨市政法委:“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内部资料:《坚持发挥“枫桥经验”资料汇编》,2017年7月。

   [6]任建通、冯景:“纠纷解决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枫桥经验’为例”,载《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

   [7]同注[5]。

   [8]同注[3]。

   [9]同注[5]。

   [10]江治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途径”,载《社会治理》2015年第2期。

   [11]高苑、种哲:“基层社会治理中政治文化整合机制建构的前提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

   [12]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李炳烁:“通过司法的基层社会治理:解释的框架与转型空间”,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赵志:“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范例分析——现实与制度构建”,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2期。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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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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