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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从“优势论”到“优先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

更新时间:2018-12-07 21:42:23
作者: 王玮  
“美国优势”认知形成后,逐渐催生了相应的命题来阐释美国优势地位的正当性,如美国权力的自我约束、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国际合作的积极期待、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等。然而,这些看法自始至终受到美国国内的质疑。在质疑者看来,这些国际主义者视为力量源泉的因素,恰恰有可能侵蚀美国的力量基础。反向的思考让质疑者相信,“仁慈霸权”或许是在自我设限,让人搭便车,纵容他国柔性制衡(soft-balancing),最终将导致美国精神涣散。

  

   (一)   自我约束抑或自我设限

  

   从立国起,美国一直试图向外界传递出一种信息,即美国不同于旧大陆的传统大国,美国追求的是正义,而不是滥用权力。从实践来看,尽管现实状况同期望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美国在推动“全球秩序的改良”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的国际关系总体上比一个世纪前进步了许多。大国在权力使用方面比以往更加慎重,而美国作为体系中的最强者,也比以往的霸权国家更为克制。一方面,美国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大多数场合并不需要真的动用这种力量;另一方面,“仁慈霸权”的观念也让美国愿意对权力加以约束。

   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仁慈”只发生在国家强盛之时。如果形势没有那么乐观,则“仁慈”就是“藉寇兵,贲盗粮”。因此,对国力和形势的判断,是决定要不要“仁慈”的关键。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仁慈”“道德”“软实力”“国际形象”“领导地位”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当它们可以促进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会大肆宣扬这些概念;反之,当它们有损于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会将其抛诸脑后。总之,尽管美国的政策文件中有大量华丽的辞藻,但是,政策实践者不允许自己的行动受制于辞令。

  

   (二)   公共物品与搭便车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权威和秩序的正当性源自其他国家的认可。“正当性根植于一项社会契约,在其中主导国向构成附属国的个体集合提供一种政治秩序,而那些个体则授予主导国约束个体行为并汲取资源的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必然会产生成本。分摊成本的方式因问题领域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也因主导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模式而有所差异。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友出动了人员装备,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则主要负责承担战争开支。

   通常,主导国愿意承担成本,以获得附属国的政治认可。但是,当主导国承担成本的比例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则不得不考虑“国内观众的成本”(audience cost)。在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许可的情况下,美国或可容忍附属国搭便车;反之,则不会容忍哪怕是亲密盟友的搭便车行为。冷战初期,由于安全合作是最大的政治,美国并没有过于计较盟友的防务支出。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经济不再一枝独秀,面对国内压力很难不再计较。于是,美国开始敦促盟友在共同防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趋于缓和,各国纷纷减少了防务开支,而美国的军事开支并没有减少,故而其占全球防御开支的比例不降反升。对此,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美国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因而强烈要求美国的盟友承担应有的责任。

  

   (三)国际合作与柔性制衡

  

   冷战结束后,寻求国际合作成为一种新的政治风潮。海湾战争是美国领导的一次集体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军事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多国与美国开展的不同程度的合作,让美国的军事行动具有了合法性,这对美国主导国际事务而言意义重大。正如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说,“得不到来自民主阵营的有效支持和认可的话,美国能否坚持下去就要打上一个问号。国际合法性——即由欧洲代表的自由民主世界的批准,对美国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为了国际合法性而进行多边协调,反过来又会让多边机构对美国形成某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旦被其他国家利用,会对美国的行为形成柔性制衡。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二等大国”,会通过非对抗的方式稀释美国的权力,诉诸国际多边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例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抛开联合国,采取了单边主义行动。美国的这一行为不仅受到中俄两国的批评,而且受到法国和德国等传统盟友的抨击,其国际形象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

  

   (四)对外宽容与身份困惑

  

   美国自认为美式霸权是“仁慈霸权”,力图把秩序的公共产品扩散至全世界。在它看来,和平的实现归功于集体安全机制,而它领导的大国合作功不可没;对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非西方、非民主国家,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化管道(socialization agent)来传授西方经验。这就要求美国用说服、感化、教导等方式,让对象国感受、领悟、体察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意欲打消“边缘国家”在心理上的抵触,淡化自己作为“核心国家”的色彩,展现美国的“软实力”,进而让其他国家跟随左右。

   但是,任何社会交往都具有互动性特征,塑造者同时也会被塑造。尽管美国经常处于强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弱势方的逆向影响。事实上,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亚文化有着众多的“非美国地方传统”。因此,美国在对外“宽容”的同时,也在营造对内宽松的环境。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其他行为体开始认可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价值日趋多元化。所以不少美国人担心,“西方文化受到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优势”认知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使有关美国支配地位的理论观点合理化。围绕“美国优势”概念形成的上述推论,其核心是减少美国对硬权力的依赖,不断扩大软权力的运用,以更低的代价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观点未免过于乐观,低估了国际政治现实的严酷性。故而,质疑者提出了相应的反驳,指出美国如果太过“仁慈”的话,只会加速其优势地位的衰落,只有对冷战对手进行全面改造,才能防止美国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四、对冷战对手的“战后改造”


   冷战后初期,美国的政治思潮转向更为积极主动的追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自由”的进程。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明确阐述过这种转变。他说,“在整个冷战时代,我们遏制对市场民主制的全球威胁,现在我们应该寻求扩大它们的范围。基于美国的信仰和对权力政治的谋划,必须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制国家的自由共同体”。显然,美国的社会精英对于巩固市场民主制、扩展自由共同体有一种乐观的期待。这种相当普遍的乐观情绪,最终让“扩展论”和“接触论”成为主导思想。

   除了依靠自身的优势,美国还试图调动国际多边机制来“扩展自由地带”。其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尤为典型。在经济融合上,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为这些转型国家建立起了重回欧洲大家庭的利益纽带。在军事合作上,北约东扩让它们完成了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的进程——或者更准确地说去华约化的进程。在“越大越好”的北约框架下,中东欧国家的军事转型进展顺利。在如火如荼的欧洲一体化形势下,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也在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同一性的观念似乎点燃了欧洲文化融合的希望。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固然很重要,但它们还不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首要关注。就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言,中俄两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如果说还有比中俄两国更大的威胁,那一定是中俄两国的联合。所以,无论从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制衡威胁(balance of threat)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或者两国的联合都是美国需要制衡的对象。更何况,中俄两国还与美国有着思想文化上的芥蒂。用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话说,“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不会热爱我们。他们不会变得像我们”。

   因此,在涉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时,改变中俄两国的行为取向才是核心议题。美国对俄罗斯有着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敌意。“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不是始于1945年,也不是俄国革命胜利的1917年。两国不是因为一个是共产主义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而卷入冲突。从19世纪开始,两个大国在一世纪里互争雄长。”之后,经过“第一次冷战”和“五十年战争”,美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抵触情绪更为普遍。

   长达50年的冷战对抗,让美国对苏联充满了敌意。冷战结束后,美国终于找到了“改造”俄罗斯和消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机会。如果说冷战的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那么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目标则是拆除共产主义壁垒,推进自由主义国际议程。在美国的推动下,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新自由主义者对俄罗斯强加了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这带来了灾难后果”。

   如果说美国对俄罗斯的疑忌源于长期对抗形成的历史记忆,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源于惧怕中国未来对美国主导的秩序构成冲击。正如美国战略理论家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所言,“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为,东亚海域不受该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是维持东亚权力分配的关键,也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美国对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控制东亚大陆和海域有持久的兴趣。”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正在打破地区均势,假以时日必将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相信,中国会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变成同美国竞争全球地位的手段。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国内就存在着一种商业力量的松散联合,愿意为发展中美关系进行游说。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取消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让美国商界日益不满。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也没有锁定在美国设想的轨道上。特别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一些国际机构中,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也刺激了美国脆弱的神经,加剧了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的不满。

  

五、从“改造他者”到“回归自我”


   早在“接触”政策看似很成功的20世纪末,美国国内就对“接触”政策能否见效产生过争议。“接触”政策之所以得到延续,是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令自由主义者士气高涨,从而强化了他们对美国在制度性竞争中获胜的信心。虽然一直面临质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接触”政策得到了全面实施。支撑“接触促改变”逻辑的基本假设是,美国的优势是可以持续的,而对象国的内部则或早或晚一定生变。

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议程受到战略思想家的批评。两极格局解体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者对可能出现的多极体系极为担心,认为这将让“欧洲重回无序竞争的状态”,在亚洲则“对抗已成必然”。波黑战争和台海危机的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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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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