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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在中国发现性革命:一个“自娱自乐”的社会学家自述

更新时间:2018-12-06 21:43:19
作者: 潘绥铭 (进入专栏)  
我三次到B镇和它所属的S区,进行了总计46天的社区考察。

  

   (一)什么叫“社区考察”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和规范:所研究的社区,应该具有足以说明问题的、明确的时空,既包括确定不变的地理范围,也包括足够长的一个时间段。因此,蜻蜓点水式的多地巡游,显然不能算作社区考察。所针对的社区,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辖区或者简单聚合的一群人。从具体方法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面和层次也应该尽可能地多。

   一般来说,社区考察仅仅适用于典型调查或者时点调查,无法代表任何一个相当大的总体。同时,从基本性质上来说,它也主要是定性描述,无法进行统计分析。因此,社区考察既不是至高无上,也不是百病包治。但是,由于在方法论上,它处于个案访谈与随机抽样调查之间的位置上,因此它也具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首先,社区考察更容易了解到某个人类集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文传统和心理氛围。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时,可以比个案调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环境感;可以比问卷调查获得更多的相关因素、参考情况和纵深资料。尤其是,如果我们并不那么追求个人故事的生动与量化数据的精确,那么社区考察反而可以在确定的时空内,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总体,更深刻地揭示其内外纵横关系与机制,更贴切地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在同一个社区考察之内,可以把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个案与问卷、观察与访谈、历史资料与现实资料等等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对具体方法之间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第三,在社区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获得对于该社区的整个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和理解;更容易发现那些无法量化和统计的、无法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甚至根本无法言传、无法观察的活生生的资料。也许,这就是社区考察最大的优点。

  

   (二)社区考察的内容

  

   笔者在社区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调查与观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定时定点的监测(“蹲坑”)

   挨门挨户的粗浅访查(“问价”)

   直接住在某场所里进行的摸底调查(“入住考察”)

   从经营角度访谈老板(“取经”)

   以“闲人”的身份访谈“小姐”(聊天)

   模仿嫖友访谈嫖客(“同行交流”)

   在社区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事了4方面的工作:

   (1)收集官方资料

   笔者从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收集了该镇和各个管理区(相当于内地的村)的基本统计资料,尤其是与性产业密切相关的那些统计资料。此外,笔者还访谈了一些官方人员。

   还采用了定时定点的监测统计的方法。笔者运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性产业的多种场所,进行了定点的时段观察记录以及时点观察记录,然后加以统计处理,以便推算性产业的实际规模,发现其活动特点,确认其活动规律。笔者观察的重点是“小姐”的情况和她们可见的活动。

   (2)个案访谈

   笔者对许多性产业的当事人和直接相关人员,进行了非量化的个案访谈,对其中的重点人物,还进行了追踪访谈、客观观察和搜集旁证。

   显然,这样的个案访谈与目前所发表的大多数个案研究有所不同。笔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当事人的个人历史或者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原因,也从来不想仅仅靠这些个案来推断性产业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笔者只是试图是通过这些当事人,这些直接就业者和亲身体验者,从内部来了解和分析整个性产业的状况。这样一个研究角度,是这次社区考察中的个案访谈的灵魂与最重要价值所在。

   (3)访谈调查

   笔者对当地居民(包括流动人口)中的各个不同阶层分别进行了访谈调查。访谈的主要内容是:

   ①了解整个社区的综合情况,从局外人的角度上,了解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史和现状;了解当地一般公众,尤其是妇女,对于性产业的认识、评价和可能做出的选择;了解性产业与整个社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与相互作用;

   ②社区内的分层。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社区里,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动人口)都可以根据他们与性产业的关系,划分成5个阶层: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客观上从性产业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人;与性产业毫无瓜葛的一般公众;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产业损害的非直接从业者;作为集体和制度的各种官方人员(当他们作为个体存在时,则可以归入前4个阶层)。不同的阶层在看待和评价性产业的时候,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参照系。

   (4)考察侧重点

   首先,考察不同阶层对性产业的不同态度,分析他们各自的态度对性产业发挥了何种作用。其次,分析不同阶层的不同态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矛盾甚至冲突,以便深入理解整个社区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构成以及运行的。第三,针对同一个问题或者同一个现象,对照比较和互相检验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以便尽可能地获得整体的认知。

   尤其是,在5个阶层中,第一个(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所描述的性产业的情况,与第五个(集体的官方人员)所描述的,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极其重视对于一般公众的访谈调查。这是因为,在5个阶层中,一般公众这样一个群体处于中间的位置之上。访谈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可以用来核实与检验那些从社区管理机构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同时也就对性产业参与者的主诉中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测谎。

   从事后的系统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对于研究对象和考察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研究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全面的、更加真实的资料,证明这些设计是成功的。

   在同时进行全国问卷调查与性产业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在黄盈盈博士的合作下,我终于在2007年发表了《“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一文。这种“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1)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解构,尤其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建构的基础、动机和意义;第二层次,建构的过程和方向;第三层次,建构的机制及其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主体”的视角反对研究的客观化,主张从“主体”出发。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强调被研究个体的“主体性”和体验性;其次,在自己的文化中,侧重的是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的机制;第三,在多文化中,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一个主体。

   (2)“主体建构”视角可以说是这两个方面、三个层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总体。尽管这一学派其实很反对把自己“定义化”,但是还是可以把主体建构视角集中表述为:把现象作为主体自己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仅仅环境决定的),以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研究者的认知)为基础,更加侧重去研究主体自己的建构过程(而不仅仅是建构结果及其作用)的诸方面。

   在进行20年的问卷调查与10年的定性研究之后,2006年上级强加给我一个“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课题,使我获得了一个“计划外”的机会,到现在终于出版了专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

   我以为,除了性社会学之外,这可能是我足以留给学生们的最佳遗产了。


现场调查中的伦理冲突

  

   我刚开始考察红灯区的时候,首初遇到的道德问题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来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根本道义上的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些“小姐”和“妈咪”呢?

   这里面又有3个层次:

   第一,我究竟应该不应该去研究她们,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问题。

   在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中,有些人认为,任何对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们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给她们带来损害。如果真的是关心她们,就请收起怜悯和托辞,去帮她们建立一个工会。我不能否认,像我这样大谈性产业和红灯区的情况,有可能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实只是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时候,过度的关注就可能像过度的镇压一样,危害到她们的现实生活的质量。

   可是,我是凡人。虽然我并不认为研究“小姐”就一定会损害她们,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乱坠地打扮自己,因为这个红灯区里的某位老板一语道破:“你是教授,总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不过,我仍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国人的两条古训:在精神上坚持“将心比心”;在行动上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体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询当中一样,努力去真的忘记所有人的真名实姓,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这样可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姐”可能造成的伤害。其次,我努力“学术化”,寄希望于大多数各级决策者都不会看我的书,看了也会无动于衷,惹恼了也只来处罚我一个人。这样,也许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危害“小姐”们。

   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仍然会使我居高临下。还是严月莲女士说得更加透彻: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

   第二,我能不能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对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呢?

   例如:萍姐(“妈咪”)已经回家乡结婚了。这是研究“小姐”“转业”和“退役”的罕见好机会。可是,我还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吗?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还能表示我们曾相识吗?显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记录极不完整也罢。再如,我曾经偶然遇到过一位现在已经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这是研究“小姐”的“业内上升”的绝好个案。可是,既然她并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视而不见,擦肩而过。我坚信,任何社会调查都不能搞“逼供、诱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对方的“隐私屏障”,就是尊重对方的整个人格,也就是尊重调查者自己。

   第三,我应该从什么角度上去帮助她们呢?

在西方,从19世纪起,就一直有许多善良的人们试图“拯救”妓女,哪怕仅仅拯救她们的灵魂也好(劝她们入教)。现在,中国的许多机构也在大张旗鼓地拯救“失足妇女”,甚至关押她们的地方的名字,也与关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样,不叫“劳教所”,更不叫“监狱”,而是叫做“妇女收容教育所”。但是,人们的这一切良苦用心,其实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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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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