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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俊:何种分离?谁之命运?

——一项关于分离运动概念的梳理

更新时间:2018-12-06 06:49:07
作者: 周光俊  
尤其是在跨界民族较多,特别是大量无国家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被行政疆域切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008年的俄格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族群的南奥塞梯寻求与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奥塞梯人主体所在地区)合并引起了格鲁吉亚政府的不满,并出兵南奥塞梯,后又引得俄罗斯介入的战争。

   (三)分离运动的扩展概念

   1.去殖民化运动是分离运动?

   将去殖民化视作分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将民族自决权视作了分离权的基础,甚至有学者认为,分离可能会有很多种方式,但无一例外地都与自决权相连。(21)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动是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提及的,这是基于民族自决权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以联合国成员国作为民族国家界定标准的话,截至2016年,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22),其中绝大部分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且主要来自亚非拉。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被理解为人民,并且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非部分人民;被理解为民族,是政治民族(nation),而非文化民族(nationality)。(2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明确指出,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24)也就是说,自决在国际法上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根据1960年的第1514号决议、1966年的国际人权公约和1970年的第2625号决议,在殖民主义、外国占领和强加的政治统治以及种族主义等三种情况下可以允许民族自决,但民族自决不鼓励现存主权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分离要求。因此,“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25)

   2.脱离国际组织是新的分离运动类型吗?

   按照分离运动概念扩张的趋势,脱离国际组织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分离运动的类型。主权国家或地区从国际组织脱离的现象已经不是孤例,尤其是2016年英国退欧更是让这种现象成为可能的分离类型。部分国际组织的条约规定了成员退出的条款,如《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就规定,任何成员国均可根据其本国宪法的要求决定退出联盟。这一规定意味着在欧盟的框架内,任何国家的进出都是自由的,比较而言加入欧盟的条件则更加苛刻。根据“哥本哈根标准”,入盟候选国需要在三个方面达到欧盟的标准,即申请国必须是民主法治国家,必须是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有能力执行欧盟相关法律规定。然而,如果某国想要退出的话,只需要在本国实行公投获得通过即可触动第50条的相关规定,在最长两年内完成退欧相关程序即可。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不管是民主的意愿还是民主的闹剧,都明确地宣示,较之加入欧盟的漫长过程,退欧则是相对简单的。

   那么脱离国际组织的现象是否能够被认为是分离运动新的拓展呢?类似于英国退欧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分离呢?有学者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既包括民族脱离既有国家,另建与本民族边界相一致的独立国家的行为,也包括既有的民族国家反对加入一个更大的一体化组织,或致力于从一个类似的组织脱离的立场。”(26)对立的观点认为,“在各种条约中,并没有正式的分离条款适用于欧盟宪法。但是,成员国可以单独退出是为人所知的。这其中一个原则性的原因是,欧盟是一个邦联(confederation),而不是联邦(federation)。”(27)

   在实质上,至少两者都是对全球化的抗拒。民族国家的分离运动是少数族群为了维护自身特有文化、寻求身份认同的政治行动。如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全球化初级阶段的区域化(国际组织)的一致性要求必然与组织成员的制度体系、发展目标、国家定位存在一定的冲突,使得成员比以往的时代更关注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时代,要弄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越是卷入全球化的结构中,就越是被迫知道自己的积极定位,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28)

   (四)分离运动概念泛化的结果

   1.概念泛化导致分离运动概念日渐模糊、不可比较

   如前所述,分离运动的概念最早在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运用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随后的演化中,分离运动的概念逐渐被无限拓展,失去了其前提(民族国家的内部冲突而非国际或地区组织的主权国家冲突)、泛化了其目标(建立主权国家而非争取自治权)。当我们将分离运动界定为国家内部族群从民族国家退出以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行为时,跨界族群从本国退出加入他国的行为被视为分离运动,次级区域寻求与上级区域同等的行政地位被视为分离运动,甚至主权国家脱离国际组织的行为亦被纳入分离运动的考察视野。分离运动概念的泛化导致其外延日益扩展,已经很难就其内涵达成一致。然而,“在讨论中,只有当我们能够找到中心概念最为确切的定义时,或者至少为了我们辩论的目的而就如何使用这一术语达成一致,我们才能期待在实质性的规范问题上取得进展。”(29)因此,分离运动概念的正本清源是讨论和分析的关键。

   2.概念泛化导致分离运动的治理难以着手

   在科学研究中,问题可以分为两种,即用来回答的问题和用来解决的问题,溯源式的科学探索侧重前者,处方式的规范研究侧重后者。(30)然而,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只得其一,而应该是相结合的。要想开出处方,首先得回答为什么是这样;回答了为什么,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给出了防治之策。具体到本文,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分离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分离运动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然而,分离运动概念的泛化导致分离冲突治理的无措:如果将“内部分离”视作分离运动,我们会把寻求自治权(呼吁)当成分离运动(退出);如果将“脱离母国加入他国”视作分离运动,我们就会把叛国当成分离运动。不同族群行为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如果简单地将族群冲突都视为分离运动,就会导致治理思路的简约化和治理策略的简单化,适得其反。

  

   三 分离运动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副产品

  

   (一)作为民族主义变种的分离主义

   分离运动是分离主义的实践形式,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变种。(31)因此,在分析分离主义导致的分离运动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实践。

   虽然“民族主义是当今政治和分析思想词汇中最为模糊的概念之一”(32),但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却是毋庸置疑的共识,有所异议的是,民族主义出现的时间与导火索是什么。不论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意外后果(33),还是工业社会导致的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物(34),或是19世纪以降建立在直接统治(direct rule)基础上的治理单元与民族边界相一致的产物(35),抑或是外部族群和更发达文明的进入导致的(36),民族主义都被视为现代政治现象。一般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之时迫切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基础,而作为行政单元造就的想象的共同体(37)或被发明传统(38)的民族主义无疑是等级身份政治瓦解后最为有效的工具。在中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相对于其经济地位而言是较低的,甚至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即使是在固定地通过三级会议表达政治诉求的法国,资产阶级因为其第三等级的身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在资产阶级追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如何塑造同质性的、表象上的平等去团结整个社会成为摆在资产阶级面前的头等大事。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瓦解了当时的等级身份政治,迫切需要新的社会认同去填补等级身份政治破碎后的缺漏。“如此强烈的社会认同在自由主义的解放之下便告迷失,只有个人以民族团体和公民身份所建立起的新认同才有办法替代,而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种新成员资格的颂扬。”(39)民族主义在日益加剧的认同危机中寻求能够忽略阶级差异与身份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40)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身份突然成问题的时候,各社会阶层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41),“象征着一种政治现象和人类身份认同的联合”。(42)

   法国大革命以前,民族主义从来没有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普遍的形式被提出来,在这之后,这一概念鼓舞着全世界的革命者,成为帝国的掘墓者。(43)此后,民族成为国家认同的利器,成为国家民族(国族,state-nation),“反映了对同质性的客观需要”。(44)作为政治民族的国族不仅是一个包含文化属性的集体,更是一个正式的法律单位,而这一单位的形成是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市场和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的结果。(45)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可能阶级不同、族群有别、信仰各异,但是,民族主义却可以使得各自的身份在民族主义的意识中获得代表性(虽然可能是被动代表性)。全体国民不仅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被连接起来,也在制度上被国家统一标准的制度安排结构起来,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化的民族。(46)民族的概念发生了嬗变,民族成为国家的民族,建立在中心族裔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式容纳了边缘族裔,国家建构是将所有的域内民族整合成国族。“建构民族性的过程,正是对不同的人口集团进行整合的过程,是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种族联系的人口中创造出统一性和凝聚力的过程。”(47)民族单元与政治单元相一致(48)的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意味着本国所有族群与国家结合以产生共同的民族认知,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国家民族都是如此。由此,国家的概念也发生了嬗变,不再是王权的国家,而是成为民族的国家,“国家构成了民族关系的轴心”(49),成为多民族的统一的现代国家。“随着阶级和其他运作者获得市民的和政治的身份认同,国家便成为‘他们的’民族—国家,一个他们效忠的‘想象的共同体’”(50),基于多民族建构的民族国家建设(nation state-building)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任务。由此,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二重性,民族优先与国家至上互相勾连,要有效保护民族利益就要建立起属于本民族的国家,要有效捍卫国家的尊严就要建构起统一的民族,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民族国家化、国家民族化的趋势,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民族国家建构了一种以领土(疆域)为认同区间的国家认同模式。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无边界(borders)的情况使得内部的认同被局限在文化上,“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而在于是否文明开化。地理空间的领土认同在国族认同与公民身份的重合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一种“公民—疆域形式的民族忠诚”(51),最终将固定疆域的领土区间建构成新的认同模式。领土是一种物理空间,提供在场的情境感(sense of context),“地理空间政治化”使得“领土作为一种政治化的空间,与国家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意义”。(52)国家最终被限定在有着固定边界的疆域内,使得民族国家类似于芬纳所提的疆域国家,其忠诚来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认同(53),以领土为认同区间使得民族成为领土区间内唯一的认同载体。

民族认同不仅成为一种“社会地位”,更成为一种“政治身份”,并且这种政治身份需要法律的规约,以明确其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双方的边界、权利、义务,民族因此而获得法律身份。(54)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的获得需要建基于法律,成为一种更能获得认同的模式,即公民的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作为一国国民,至少是两种身份的集合体。作为族群的一员,他需要通过表明自身的文化属性来获得群体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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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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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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