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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

——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

更新时间:2018-12-05 23:18:46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形成了GDP竞赛,结果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结构失衡、两极分化等问题,因此,目前中共执政团队强调“治理”,本意就是针对发展中形成的新问题,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治理政策。

   最后是治理行为调适。40年来,中国的党政主体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但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主体以及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城乡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且党政部门及其官员的行为方式也在从严治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得到规范。民众的权益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民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是中国的事情,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

   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是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的。那些遭遇国家解体、政权垮台的国家和体制,恰恰是坚持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反对改革、拒绝变化的国家或体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阐述的两个观点——“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和“繁荣加速革命到来”——常被解读为国家解体、政权革命的原因。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认定“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的观点,其实只是说明心理效应在法国大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并不能说明大革命的根本起因。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变革,展示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型政党的世俗化意义。革命党必须完成向建设党和执政党转变的自我革新,才能在之后的执政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进而在世俗化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继续执政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不断与时俱进,这是它在30多年经济市场化持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保持继续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历程,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均衡性意义。一个国家,要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要治理,也不能只求治理而不谋发展。“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和困境。

  

结语


   供需关系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知识框架的基础,二者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学的基础。政治学的供求关系表现为民众需求(人民和社会需要)和政府效能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框架下,人们习惯于从民众需求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沿着“启蒙运动-民主自由-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政治发展”这样的路径来讨论问题。新的政治发展理论要求从政府效能(政府回应能力)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补充分析的思路是“政府回应-制度供给-政府创新=政治发展”。后一种思路更加说明,中国40年的发展实则是中国治理改革创新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从目前来看,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然而,最近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引发中国经济变局,或许成为中国发展的拐点,将中国推到“再次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研究表明,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须依赖于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宏观效率的不断增进。由此推断,推动中国发展40年的核心要素,关键还在改革创新。诸如“学习型政党”、“后发优势”、“规模优势”、“人口红利”、“举国体制”、“宏观刺激”等等,不论哪种说辞、哪种做法,短期看来或许有效,但如果不能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创新”,它所带来的繁荣和成就都难以持久和持续。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怀疑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走多远和能坚持多久;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且经济成就突显的时候,又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破坏、官员的腐败、民主的压制、自由的牺牲、企业员工的下岗、政府的无限扩张、社会福利的低水平、法治的不昌相联系。现在,恐怕需要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要再次通过改革,向世界说明:只要保持开放学习、改革创新的心态和政策,中国完全可以克服上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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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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