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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鹏:“宗教商业化”的法律解读与法治思路

更新时间:2018-12-05 22:58:18
作者: 张志鹏  
除了实务为主的财产权利,不少宗教组织的知识产权也经常被他人侵犯。对此,宗教组织需要拿起法律武器,聘请专业人士,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对于商标领域的涉宗教术语,我国不仅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有大量的司法实践。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公布的《商标审查标准》第十条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商标不得注册,其中包括了有害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或者民间信仰的。2003-2014年,全国共1630件“不良影响”一审案件中,宗教类案件有36件,其中,法院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的有31件,撤销决定的有5件。36件案例中,法院认定有不良影响的有34件,无不良影响的有2件。涉及的宗教及件数为:道教4件,佛教17件,基督教12件,伊斯兰教1件,印度教1件,其他1件。涉及宗教信仰的标志拒绝注册的包括:“观音”、“妈祖”、“碧霞元君”、“玄妙观”、“全真”等。评审委员会认为这些商标如果被注册,可能对“相关公众”的宗教情感造成损害。

   在依法维护宗教团体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获得法人身份同样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缺少法人身份是难以进行注册保护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97年,少林寺的释永信主持不得不成立了河南少林寺实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想通过商标来实现保护少林寺品牌的目的,在当时只有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今天,更多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通过登记成为法营利法人,就可以做到未雨绸缪,提前注册和保护自己的各类知识产权。因为,不仅一些涉及宗教的普通名词容易受到抢注,一些影响力逐渐增大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品牌也容易被恶意抢注。

  

四、非宗教机构从事涉宗教商业行为的边界


   虽然说宗教界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这并不意味就绝对不允许包括营利法人和政府在内的其他机构从事涉宗教的商业行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看,既没有明确界定那些行为和活动才是“宗教”的,哪些不是;在实践中也难以划出“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许多打着“宗教文化”、“传统文化”、“文化旅游”旗号的活动游走在模糊地带。此类活动也是造成宗教商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普通民众分不清,宗教界觉得“很受伤”。为此,需要从法律角度来明确这类活动的边界。

   从法律视角来看,其实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非宗教界人士有没有资格自称或建立某种宗教?其他机构有没有假冒某个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名称?非宗教界人士的身份是不是非营利法人?涉宗教的商业活动有没有依法纳税?在宗教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项目中,产权是否清晰?双方是否平等自愿?

   在上述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的争议最大。虽然一些宗教界人士从自身利益和情感而言,不会同意其他机构打着自己宗教的旗号,而且在《宗教事务条例》中也表达了对这现有宗教团体的保护。从宪法和法律来看,一个宗教团体有权依据章程辨明、拒绝甚至依法消除他人对自己所在团体(如协会或场所)的冒名顶替。但问题是,一个宗教团体并不能禁止个体或群体对该宗教的信仰以及采取相应的宗教性活动。例如,中国佛教协会可以声明某个自称是佛教组织的群体不是自己的会员,清理出一些没有皈依的“假和尚”,但不能禁止非会员的人群自称是佛教徒,也不能禁止他们建立某个佛教文化机构。对此,宗教界人士要有清醒的认识,自己虽然有从事宗教活动的优先权,而且也建立了进入“壁垒”,但并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进入这一领域。

   虽然有关部门可以对“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进行处罚和禁止,但近30年来的实践表明,这样做无异于只剑斗风车、人墙拦洪水,最终不仅无效,而且使得类似群体分布更加广泛、活动更加隐蔽。

   宗教界与相关部门无法禁绝的其他机构进入涉宗教领域的问题,却能够在民法和税法的管理框架下轻松解决。对于假冒某个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其他机构,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对于不是非营利法人的其他涉宗教机构,则应当依法纳税。事实上,著名的灵山大佛的经营者就是以营利法人注册的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的佛顶宫等景点也是由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开发运营的。对于这些涉宗教的商业经营活动,只要依法纳税,且向社会公开法人身份,也就不会对宗教本身造成侵害。

   至于这些商业公司是否通过投资场所,还是投资修建或承包经营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规划法规与审批流程,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该商业机构自身的经营决策。不宜以涉宗教为名进行禁止或处罚。

   深入来看,这些商业公司之所以争相投资涉宗教项目,无非是由于当前宗教场所及宗教产品、服务的供给远远小于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抬升了宗教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为替代行为留下了空间。这一现象正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物质产品领域一样,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电子手表、皮鞋等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曾经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各种“倒爷”、“皮包公司”层出不穷。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些诈骗现象随之销声匿迹。很简单,当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合格产品、名牌产品出现时,人们有能力鉴别出优劣,也不会再轻易上当。

   从法律角度出发,还可以对教职人员直接参与商贸活动、为商业活动站台等行为和各级党政干部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做出判断。在这些活动中涉及到宗教界与商业公司、政府部门的合作,该活动是不是合法则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从政府的行为而言,需要关注是否触及政教分离的原则,扶持某一种宗教的发展。其次,如果政府仅仅通过投资平台将“宗教搭台”当做打造开发区、旅游区的一个投资项目,只要能够做到产权明晰,平等自愿合作,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也并非什么违法事情。再次,对于宗教界人士而言,需要自行评估和决定参与商业活动的利弊得失,在法治社会,每个人或组织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正如一位企业家或一个企业出现违法行为或丑闻,并不能否定所在产业的价值;一位宗教界人士或一个宗教组织出现不良行为,也并不表明宗教界或某个宗教都有问题。要相信作为消费者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会被蒙蔽一时,但最终会区分良莠,去伪存真的。

  

五、提升宗教管理的法治思维与治理能力


   上述分析从所谓“佛教道教商业化”的问题出发,依据最新的民法和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最终解答了受到广泛关注的多个涉宗教现象。概括而言,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一是宗教活动场所能够从事赢利性商业活动乃至具有“营利法人”资格;二是其他非宗教机构不能以某个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名义进行商业活动,侵权行为的多少取决于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等的维权力度;三是其他个人或机构能够以宗教之名或从事与宗教相关的商业活动,具体进入的领域和深度取决于相关部门的管制程度。尽管法律分析得出了的结论与人们日常情感的认知有着显著差异,但情感并不能代替法治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宗教管理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法治思维,不断增强基于法治的社会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创新变革。

   一是瞄准宗教或自由的国际规则,完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法治基础。主要是着眼于《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宽容和歧视的宣言》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地区性人权机制等有关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内容,推动国内国际的法治接轨。

   二是在宗教治理上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宗教事务积极适应上位法的转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对于宗教治理而言,同样需要加快依法行政的进程,在民法、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税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落实宗教法治化。

   三是宗教界人士需要积极依法维护权利,依靠优质服务来赢得“市场”。法律既是宗教界维护权益,脱掉“商业化”污名,走出“被商业化”怪圈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其他机构和个人进入涉宗教领域的公平保障。作为宗教界人士,不仅要将精力放在“打击异端邪教”上,更重要地是深入研修,为信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和影响力,由此振兴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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