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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处理研究

更新时间:2018-12-05 01:16:37
作者: 阮清华  
但一些主要慈善社团的领袖未能进入疏委会。

   1949年底,由于苏北、皖北等地发生水灾,中央内务部明确要求各地暂停人口疏散工作,对“已逃至各地之灾民,不得强制遣送回籍,应即发动当地群众,在自愿原则下互助互济。”(41)因此上海人口疏散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上海市民政局于12月29日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在联救会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协助下设立12个庇寒所(后增加到40余个),收容、救济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难民。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庇寒所主要设在上海原有的会馆、公所以及慈善组织的房屋内,具体救济事宜如煮粥以及分粥等活动也指派给慈善机关来做,充分利用了上海原有的民间慈善组织(42)。设立庇寒所、开展冬令救济活动是上海慈善界的惯例,但此前的冬令救济一般是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市政府警察局、社会局等从中协助(43);但此次冬令救济由人民政府民政局组织,各慈善组织将物资、善款交民政局,“由政府集中救济”,有关慈善团体从中协助,可以明显地看出主次之不同(44)。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更多地承担起冬令救济的责任,而且向各个难民庇寒所派去管理人员,对难民进行“回乡生产的教育”,准备于第二年春季遣送回乡(45)。

   1950年3月,根据政务院上年底发布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在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简称生救会),具体负责失业工人救济和资助灾难民回乡(46)。生救会依然是以上海民间慈善团体为主的社会救济机关联合起来的组织,但与联救会已经有所不同,联救会强调社会救济,生救会侧重于“救灾”和“生产”,即主要救济受灾人群,并强调通过“生产”来进行“积极救济”。另外,生救会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指导下由上海市民政局领导成立,“在待遇上享受全民所有制工资”;而联救会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劳动”(47)。生救会主任委员是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其他11位委员也由上海市军管会直接任命(48),生救会成立以后,将办公地址设在上海市延安西路1号华东军政委员会大楼内(49)。这意味着生救会是市政府下属临时机构,其方针政策完全由市政府颁布实行。虽然生救会与联救会表面上“工作人员分工不分家”,但实际两者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一是“人民团体”,一是政府机构;而且二者工作重点亦有不同之处(50)。因此生救会的成立是人民政府掌握和改造民间慈善组织的重要步骤之一。

   上海市生救会成立以后,再次开展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工作。1950年4月,政务院内务部领导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简称救总),同时要求各地成立分会;10月,上海救济分会成立,这是上海社会救济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救济分会内设立一般救济团体工作委员会,通过不定期召开一般救济团体联席会议,专门管理上海民间慈善社团(51)。可以看出,从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到生救会,再到救济分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断加大对民间慈善社会救济团体的领导,此前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一些慈善界人物也逐渐从这些新“会”的委员名单中退出,来自新政府各层级的领导人占据了新“会”的主要领导职位;并且人民政府还通过这些委员会逐步削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在慈善界的影响力,从而为最终改造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奠定了基础。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于1927年,王一亭出任第一任委员长,直到1938年王去世,由副委员长黄涵之接任;1949年联合会改为理事制,黄涵之出任第一任理事长,李思浩、王叔英为副理事长。慈善团体联合会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救济界享有崇高声望,也一直是上海民间慈善救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52)。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后,慈善团体联合会一方面积极协助新政府进行灾、难民救济,另一方面继续充当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代言人,积极要求政府给予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空间和平台。如1949年底,联合会要求市政府免除慈善团体地税及其他捐税;1950年,各慈善机构收到市税务局通知,地税“比照上年下半期税额10倍以上”,联合会决定再次“申请减免”。但这些要求,除有些个别解决外,大多并无回复(53)。另外,在此后的冬令救济、推销折实公债、疏散难民回乡、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运动中,联合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这些运动中,各慈善组织也元气大伤,1950年10月,市政府再次号召各善团协助开展冬令救济事宜之际,联合会决议虽然亦称“积极准备”,但“各会员一致声称经费莫不在困难之中。”(54)事实上,上海市救济分会成立前后,联合会即多次开会讨论“本会存废”问题,但代表们始终希望能够继续保留(55)。是年底,联合会修改章程,重新认定其任务为“协助政府推行救济工作的政策、法令,辅导会员开展救济工作,促进团体与政府的联系,同心协力推进社会救济事业。”(56)

   此时期,新政府与上海慈善组织的联系通道先后或同时有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人民救济分会等组织,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仍然在积极工作,甚至一些以前未加入该会的慈善组织还在继续寻求加入,如1951年7月接受纯德善会为会员等(57)。但人民政府对联合会的工作始终有批评,认为联合会对各慈善团体的“帮助不够”(58)。到1951年10月份,联合会最终决定解散,主席黄涵之首先检讨:“本会成立二十余年来,对于社会福利愧无多大裨益。”然后讲到现实,人救分会成立后,“现在一切的一切有上海市人救分会为之督导与指示,且分会范围内又有一般救济团体工作委员会之设,慈联会实为骈枝。”决定即日起宣告办理结束(59)。1952年1月慈联会解散,所有档案账册交上海市人民救济分会代管(60)。领导上海慈善界20余年之久的慈善团体联合会彻底退出了上海慈善界的历史舞台,这也预示着曾经颇具影响力的上海民间慈善组织面临重大转折。

   此前不久,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亦已将工作移交给救济分会办理。因此,从1951年底开始,上海市所有救济、福利工作都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救济分会办理,尚存的民间慈善组织则由救济分会内设立的一般救济团体工作委员会联系和管理。1953年6月,救济分会与上海市民政局合署办公,所有慈善组织的联系与管理工作都完全归入民政局日常工作之列(61)。解放军进驻上海前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处理战后难民疏散、失业救济、恢复生产和社会福利救济等问题过程中,通过设立一系列不同名称的机构,不断加强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将上海数量众多的慈善团体纳入官方要求的轨道,为最终将慈善组织进行彻底改造准备了条件。

  

三、充分发掘和利用民间慈善资源

  

   1949年4月,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接收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保管委员会的物资,并随即向“工商界和各宗教救济机构筹募捐款。”(62)是年8月,联救会获得中国福利基金会、基督教世界委员会、天主教全国福利会划拨的大批物资(63)。联救会一方面要求慈善组织向其捐款捐物,同时将获得的物资拨一部分给那些与疏散难民、救济失业等关系紧密的慈善组织,形成某种引导倾向。如浦东同乡会设立的浦东第一儿童教养院,由于对留养儿童实行半工半读,“力谋自力更生”,就获得了联救会的生产基金资助(64)。

   1949年底,联救会发起“一两米运动”,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每天节约一两米,同时要求各慈善团体响应号召。为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商量,准备在4个月内节省大米4000斤(65)。1月4号,仁济善堂即已将其员工4个月“可节省”的米粮送到联救会(66)。各团体实际上大多都只能是按照仁济善堂这种方式,从团体自身财产中拿出部分送交联救会作为“节省大米”。

   1949年,为了回笼货币、弥补财政赤字,政务院正式决定发行两期两亿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随后全国掀起认购折实公债的热潮。第1期发行1亿份,上海市需认购3000万份。1950年1月,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推销委员会要求上海慈善界认购15000份折实公债,20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与其他慈善组织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市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宗教慈善界分会慈善界支会,积极推销折实公债,最终全部认购15000份,实缴完成98%,为全市各界别中实缴比例最高者(67)。每一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等于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16斤批发价的总和,在1950年8月每份公债约合16000元人民币(旧币,下同)(68),因此慈善界购买折实公债即至少支付了至少23520万元。

   1951年6月11日,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号召全国救济福利界开展捐献救护机运动(69)。上海救济分会立即召开一般救济团体联席会议,要求响应总会号召,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70)。救护机加医药设备等需款约30亿元,会议决定根据各社团实力,分为每月100万和30万两种捐献;另外,救福界个人则以捐献一日所得或一定款额的方式连续捐献3~6个月(71)。此后救济分会和慈善团体联合会多次举行会议,催促各团体缴纳捐献“救护机”或捐献“飞机大炮”款项。目前虽未找到最终该项活动慈善团体捐款数量,但在联合会结束之际,黄涵之将其作为解放后联合会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即认购折实公债、捐献救护机和劝募皖北水灾救济款,可见联合会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当高(72)。

   而在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之前,人救分会还号召各慈善团体认缴救济基金准备米款,开会前刚收到各团体缴来之米款2740万元(73)。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市救济分会要求各慈善救济团体优待烈军属,所有慈善救济机关及红十字会医院等原来对烈军属收费的,一律改为免费,原来是免费者改为特别待遇(74)。这在事实上也增加了各慈善团体的支出。

   近代以来上海很多大型民间慈善组织都购置了大量房产和地产,这些社团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身房地产租金收入来维持其运营。但是解放军进驻上海后,许多社团的房屋和地产被新成立的各类政府机关征用,无法正常出租或出租取息困难。如闸北慈善团原本“经费支出全恃按月房地租收入约计折米十数担,抵充经常开支”,但到1950年时,其所属惠儿院的旧式洋房上下9间,都由闸北区政府使用;其育婴堂楼房上下五幢二厢房除自用一部分办公外,其他都由卫生局诊疗站使用;其灵云坛楼房上下五间,楼下大部分归闸北区政府使用;另外其地产亦有10余亩由卫生局诊疗站在使用(75)。而且这一时期地税、房租税却越来越高,1951年地税税额就“十倍于前”;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多次向民政局、地税局交涉要求慈善团体房地产免税,但基本上都无正面回应,绝大多数慈善团体仍然必须缴纳高额税费。1950年新解放区土改开始后,人民政府号召慈善团体“拥护土改”、将团体土地呈献给政府。如江湾崇善堂慈善会为了拥护土改,将农田172.492亩呈献政府;闸北慈善团亦将郊区土地84.506亩呈献给了政府(76)。这些出借了房产、捐献了地产的慈善团体很快就难以为继,只能申请结束,如闸北慈善团、江湾崇善堂慈善会、普济协会等就在1951年申请办理结束事宜(77)。

一方面慈善组织的财产被大量集中于救济分会和政府部门,同时民政局等还不断要求慈善组织要增加救济力度,如孤儿院要增加孤儿收养数,学校要增加免费学额,有生产能力的要增加工房等(78);另一方面,所有慈善组织不许随便募捐,所有募捐活动都必须得到民政局或救济分会的批准,或者是协助救济分会发动募捐。募捐申请基本上不会被批准,而协助救济分会所募款项又必须全部移交救济分会,慈善团体本身不能因此获得捐款。有些慈善组织实在无法维持就私自募捐,但面临巨大风险,如南海旅沪同乡会就因“擅自募捐”而受到严厉批评(7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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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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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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