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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维特根斯坦与人类学

更新时间:2018-12-03 21:38:48
作者: 李文倩  
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们考察地球上各种人的生活和行为,我们会发现,除了消化等等等等所谓动物性活动,人还施行某种真正具有他自己特性的行为,这类行为可以称之为仪式行为。”[21]在这种种仪式行为中,人的愿望得以表达和满足。

   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人,对食色的需求是一种本能;与此类似,人对愿望之表达和满足的需求,其强烈程度殊不亚于吃饭和性交。维特根斯坦说:“我为什么事愤怒的时候,用我的手杖敲打地板或敲打一棵树。但我并不认为地板有罪或敲打它会有帮助。‘我把火发出来’。所有仪式都是这一类的。可以把这类行为称作本能行为。”[22]从这个角度看,对人类而言,仪式行为之不可避免,正如我们无法用理智克服本能的需求。

   在《评弗雷泽的<金枝>》中,维特根斯坦基于对人类行为方式之多样性的考察,对那种寻求以某一种理论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学问的人总是喜欢有个理论”[23],但那不过是一种过于狭窄的思路。有学者指出:“没有要用看似琐细的经验来质疑成体系的说法的欲望,就无所谓人类学。”[2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视野的引入,对维特根斯坦反理论之哲学观点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二、语言

  

   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将维特根斯坦哲学分为前期和后期。而更细致地考察发现,在前后期之间,还有一个中期的转向。种种划分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有意义的。但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并非截然分立,其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对语言的批判。只不过所谓语言批判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但从语言的角度看,这里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和科学是一家的,而且,哲学从其源头处,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冲动,即追求哲学的科学化。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一趋势亦是愈演愈烈。事实上,不管我们对这一思路有多少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作为这一成功的结果,即是哲学所辖的地盘越来越小。对于这一追求,有学者指出:“哲学的伽利略主义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多样的化身,它扎根于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漫长而牢固的传统,一种独断的对等性或可翻译性之中。”[25]而这里所谓“独断的对等性或可翻译性”,事实上即是指一种无差别的同一性或普遍性。

   而从语言的角度看,《逻辑哲学论》虽承认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和完备性,但其所看重的,却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以及数学和逻辑语言。但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时即指出的,维特根斯坦20年代到小学教书的人类学实践,使他对语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并清楚地认识到《逻辑哲学论》对语言的看法是不成熟的。从日常语言,尤其是儿童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角度看,“可以说《逻辑哲学论》的语言置于真空。”[26]这里所谓的“真空”,是说《逻辑哲学论》对语言的理解,是脱离日常语境的。有学者比较说:“在《逻辑哲学论》里,说被限定为命题式的、脱语境的说,在后来的语言游戏里,说与围绕着说的周边环境和周边活动交织在一起。”[27]对语言的不同看法,其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上世纪20年代的人类学实践和30年代的人类学阅读,促使维特根斯坦在重返哲学研究之后,对其早期语言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本文如下的考察,将以《蓝皮书》和《哲学研究》为主要文本依据。

   在《蓝皮书》中,维特根斯坦这样写道:“语言游戏是儿童由以开始使用字词的一种语言形式。对语言游戏的研究是对原始语言形式或者原始语言的研究。如果我们想研究真与假,研究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或不一致,研究论断、假设和提问的性质,那么研究原始语言形式是有好处的。”[28]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研究语言的视角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强调从儿童视角出发、研究原始语言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样一种研究,对理解科学语言及相关问题是有帮助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儿童所学习和使用的语言是简单的,而科学语言是高度复杂的。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研究简单的原始语言,来理解更为复杂的语言现象,而且事实上,如果没有对前者的深入研究,我们对语言的把握就是不得要领的。有研究者指出:“维特根斯坦坚决主张思想和语言根植于原始的、前语言的行为,反对理性主义的、理智化的思想和语言模式,强调成年人的有意识的语言行为与幼儿和非人类动物的前语言、前概念行为之间的某种连续性,当代哲学完全同意这些观点。”[29]

   基于儿童学习和使用语言的生活范型,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足够的严格性,他说:“我们一般说来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使用语言,而且我们也不是按照严格的规则学习语言的。”[30]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是学习还是使用语言,都是在一定的生活情景中进行的,并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的例外和偶然性。我们无法在某个被严格限定的环境中,按部就班地按照某个固定的规则学习语言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还说:“如果我们把语言说成是一种按照精确计算使用的符号系统,那么我们就能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中发现我们在心中所想到的那种东西。我们通常的语言用法仅仅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符合这个精确标准。”[31]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些看法,以我们普通人平素的眼光看,并无多少特别高深的地方。但对莱布尼茨以来的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而言,这样一些观点,无疑具有一种巨大的解放意义。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如上这样一些平实的观点之所以有提出的可能,在根本上源于其考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极大转变。在类比的意义上,如果我们将古人视为儿童,那么现代人即理智成熟的成年人。维特根斯坦对儿童视角的看重,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即意味着通过对原始人类之语言现象的考察,来反观高度复杂的现代/科学语言。这一方法论上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转向。

   在《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18节,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比喻,以阐明他对语言的理解。他这样写道:“可以把我们的语言看作是古代的城市:它是由错综复杂的狭小街道和广场;新新旧旧的房屋,在不同时期作了添补的房屋组成的迷宫;包围着这一切的是街道笔直严整,房屋整齐划一的许多新市区。”[32]在这一比喻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1)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古城,表明语言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而绝非某个突然出现的新东西;(2)语言的形成、丰富和完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某种事先规划的结果;(3)语言有其内部的复杂性,它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4)新语言的出现,对已有的语言而言,正如老城扩建;(5)高度的规范性,是新语言的典型特征。

   从上述视角出发,早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看法,仿若一个从外地来的游客,将新市区视为整个城市的全部,而对历史悠久、内蕴丰厚的古城则茫然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早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看法是表面的。维特根斯坦视哲学为语言批判,因此,建立在早期语言观之上的《逻辑哲学论》,就带有某种强烈的哲学偏食症。维特根斯坦曾说:“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593)[33]同样的道理,语言批判如果只限于某一类型的语言——比如自然科学的命题,而无视日常生活中丰富多样的语言游戏,那么这样的哲学必定是视野狭窄、眼光呆滞的。

   人类学的广阔视野,有助于我们将自己的眼光,从某种单一类型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认识到语言游戏内在的多样性,还有其他的困难。在《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仍旧意识不到日常语言游戏的惊人的多样性,因为我们的语言外衣使一切看起来都很相像。”[34]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但知道多种语言并理解其内在的多样性,并非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做到这一点,将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解放作用。维特根斯坦在《纸条集》(§323)中指出:“知道多种语言使我们对那些用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写下来的哲学不那么较真看待。”[35]从这个角度看,许多哲学上的偏执,不过是执迷于某种类型的语言而已。

   在后期的哲学思考中,维特根斯坦还常以某种人类学设想的方式来做思想实验,讨论相关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论证。《哲学研究》第一部分之32、206小节等,即是用这种方法进行思考的典型例子。在《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维特根斯坦说:“可以想象有一种人,他们思考起来就好像说比我们要确切得多,我们用同一个词的地方,他们用好几个不同的。”[36]这样一种思考方法,明显接受了人类学的影响,但又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证,而是一种带有经验可能性的思想实验。

   维特根斯坦将其对语言的人类学看法,推广到对数学的认识上。我们知道,许多哲学家长期以来,对数学持一种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数是一种客观的实体。因此,数学家的工作,即是对一种实体间关系的发现。20世纪以来,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观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但仍有不少数学家坚持这一主张,还有著名的逻辑学家哥德尔。但有学者指出,维特根斯坦成熟期的观点则认为,“数学只是基于生活形式上的约定,该约定是紧缩论意义上的,数学演算就是此约定下的语言游戏,数学是可错的,但是谈论它的可错性是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并没有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判据。”[37]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数学上的约定主义,即是将数学视为一种人类学现象。“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数学哲学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数学的建构主义,或者看成是一种人类学现象。他否认数学的客观性,认为数学的一致性源于语言游戏及生活形式的一致性。”[38]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彻底性,另一方面也可清楚地看到,人类学的思路对其哲学思想产生何等深刻的影响。

  

   三、价值

  

   对价值问题的讨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与语言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学者指出,到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逻辑哲学论》的客观实在论被一种精致的相对主义所取代,其性质是以人类为中心,即一种语言系统的比较人类学,语言系统的意义由应用所决定。”[39]从这一大致地比较中,我们亦可看出维特根斯坦在价值问题上的转变。

   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对世界的反映,因此,语言之有意义地使用,主要是以自然科学命题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所谓的价值语句,因对世界无所描述而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所谓价值即绝对价值,它在世界之外,是不可说的。在经过中后期的人类学转向之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进行了批判,不再以超验的绝对价值来规范人类生活。与人类多样的生活方式相伴随的,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在这个时候,语言的意义亦不在于其是否对实在有所反映,而是在其具体的使用之中。有关这一点,人们多以“意义即使用”来概括之,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使用”即在平素的意义上而言,而并非是对某一抽象实体的指称。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他提出了一种有关意义的新理论。

对语言之多样性的重新发现,同时也意味着对生活方式之多样性的看见。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人们以相似或差异甚大的方式在展开着自己的生活。但这些看得见的生活细节,尚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发现在语言之多样性的背后,是价值的多样性。而价值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价值不是对事实的描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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