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

更新时间:2018-12-03 01:32:52
作者: 王雷  
董事会决议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实体原因是否存在,并不影响决议是否可撤销。法院无需审查董事会解聘公司经理的原因(即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存在。[15]可见,基于对团体自治的尊重,司法审查不宜过度介入团体自治,而应该本着团体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事由法定原则,在决议行为是否可撤销上,更加强调对决议程序是否违法、决议内容是否违章的判断,不审查决议内容是否合理或者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立。

   决议行为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性特点是《民法总则》在决议行为法律制度上的重要立法进步。《民法总则》第85条后段、第94条第2款后段规定的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不当然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规则体现了妥当兼顾团体自治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立法考量,而此前有关决议行为的分散立法如《物权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并无该制度。《公司法》第22条第4款也仅规定公司根据决议已经办理变更登记的,该决议被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后,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公司法》第22条第4款规制的仍然是公司的内部组织,而非公司对外行为。团体内部决议行为被撤销,团体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团体名义对外从事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成为无权代表,这就指向《合同法》第50条的解释适用。

   (三)《民法总则》开创了决议行为立法新体例

   比较法上就决议行为的立法体例,代表性做法是《德国民法典》将决议行为的一般规则置于总则“社团法人”制度之中加以规定,并未将决议行为置于法律行为制度中规定,而是作为法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法律行为制度也是以合同行为为典型原型进行构建,但不能据此否认决议行为的法律行为属性。笔者认为,既然决议行为的适用领域不限于法人等哪一类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对决议行为的法律规范配置宜置于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之中,而非“法人”一章。《民法总则》第134条将决议行为置于“民事法律行为”一章下规定,认可了决议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性,是重要的立法创举,开创了决议行为立法新体例。

   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民法典规定决议行为的共通法律规则是立法回应现实之举,可以避免决议行为法律制度分散式、碎片化立法带来的法律不统一现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并未规定决议行为的一般法律规则,有学者就曾批评指出:“由于民法中对于社团总会决议之瑕疵态样尚未有与时俱进之立法,此或可参考公司法之近期发展而为法律之类推适用或解释。”[16]

   《民法总则》第134条正式将决议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新类型,成为该法中决议行为的一般规则,该法第69条、第72条、第81条第2款、第85条、第94条第2款、第95条、第98条、第106条等对决议行为做特别规定,这构成了《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的立法体系。有学者批评《民法总则》第85条,认为该条与《公司法》第22条类似,二者均未规定决议行为的不成立。[17]笔者认为,应该系统地看待《民法总则》中的决议行为法律制度,《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从对该款规定的反面解释中可以得出决议行为不成立制度,这也就弥补了《公司法》第22条对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可撤销与无效二分法的法律漏洞,[18]也弥补了其他特别法中决议行为效力瑕疵制度的不足。

   当然,《民法总则》规定决议行为的共通法律规则,而不是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全部。应该本着民法总则与分则相结合、民法商法合一的立法体例,在民法典分则中以及民法典之外的民法特别法中进一步完善决议行为的具体法律规则,在决议行为具体规则立法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民法和商法中决议行为相关法律制度的合理差别。例如,决议行为的可撤销制度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行为的可撤销,决议行为作出过程中,个体表决权人因重大误解、被欺诈、被胁迫或者显失公平作出意思表示,不当然导致决议行为本身可撤销。《物权法》第78条第2款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当然,如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包括多项具有可分性的内容,则存在因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而部分内容可撤销的问题。而《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就公司决议可撤销事由更强调决议程序违法、内容违章,并未规定决议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这种立法差别的原因在于,公司决议侵害股东固有权,违反股权平等、股权保护原则,则相关决议无效。[19]当公司决议不分配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持异议的股东在符合《公司法》第74条规定时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脚投票”对外转让自己的股份。对比来看,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时,该业主无法请求其他业主回购自己的专有权、也无法轻易对外转让自己的专有权,因此对决议的撤销诉权就成为更方便的救济途径。

  

二、决议行为成立与效力制度的特殊性


   (一)决议行为成立要件具有团体性和程序性的突出特点

   决议行为是团体自治的工具,是民主价值观在民法、商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决议行为借鉴并实践了政治哲学上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和正当程序规则两大核心要义,前者是决议行为成立要件团体性的体现,后者是决议行为成立要件程序性的体现。

   在决议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由多数决等程序机制得出的意思表示,团体意思源于个体表决权人的个体意思但又高于个体意思,在团体意思形成过程中,少数人的意思表示可置而不问,决议行为具有鲜明的程序性和团体性特点。弗卢梅就曾指出:“通常,决议行为中起作用的不是参与者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是多数决原则。”[20]多数决机制使得决议行为具有鲜明的团体法品格。

   决议行为的成立须经法定决议程序。决议大致包括议事和表决两个过程,分别对应《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议事方式”主要是指决议行为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还是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21]决议行为中的“表决程序”具体包括召集程序、会议通知、出席会议、主持会议、审议讨论议案、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做成会议记录、公布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等,其核心则是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因此,如同《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和《民法总则》第85条规定,决议行为中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的欠缺会影响决议行为的效力。

   在“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中,公司章程中明确授权股东会可对股东处以罚款,安盛公司据此以祝娟在职期间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行为为由对其处以罚款。法院认为,章程关于股东会对股东处以罚款的规定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有限公司人合性特征,不违反禁止性规定。但在赋予股东会罚款职权时,章程应明确规定罚款的标准、幅度,否则会使得罚款的可预见性丧失,也无法防止股东会滥用罚款权力,本案公司章程未作明确规定,股东会罚款的决议因法定依据不足而无效。[22]决议行为中能否对社团成员做出“处罚”?这涉及到社团是否具有“处罚”权这一争议问题。[23]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法人一章没有规定社团罚,造成了法律空白。[24]笔者认为,基于公司的团体性特点,为了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的“社团罚”约束股东的行为,股东应该受此约束。社团罚应该受正当程序规则的制约,需要在团体自治和成员权利保护之间进行平衡,例如社团决议行为可以对《物权法》第83条第2款等既有法律责任制度进行具体化。类比行政处罚法定和正当程序规则,公司股东会社团罚决议的做出必须遵职权法定和正当程序规则。[25]具体地,其一,在公司章程未作另行约定的情况下,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并无对股东处以罚款的法定职权,如股东会据此对股东作出罚款决议,则属超越法定职权,决议无效。其二,在公司章程授权股东会做出社团罚职权时,若授权不明,只规定了罚款事由,没有规定罚款的标准、幅度,也不符合社团罚职权法定原则。其三,在社团罚职权法定的前提下,公司股东会对股东做出社团罚的决议还须遵循正当程序规则,遵循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其四,并非公司章程授权股东会实施的任何社团罚都合法有效,公司社团罚不应该随意削减或者剥夺股东的自益权,例如,除非全体股东在订立公司章程时一致同意,否则不能规定出现某种事由时就径行剥夺股东的股权。[26]综上,公司“社团罚”决议需要兼顾公司决议行为的团体性和程序性,其他团体的“社团罚”决议同样如此。

   (二)决议行为效力瑕疵不当然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

   《民法总则》第85条后段规定营利法人的决议行为被撤销时,“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第94条第2款后段也规定捐助法人决定被撤销时,“捐助法人依据该决定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这些规定都体现出决议行为效力不当然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这也是决议行为效力的内部指向性特点所带来的决议行为内外部法律关系区分规则,而且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区分团体内部决议行为与外部合同行为,还及于区分团体内部决议行为和外部合同行为之外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团体法作为自治规范和组织法,主要调整团体内部关系,主要在团体内部发生效力。”[27]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团体法主要调整团体内部关系,主要在团体、团体成员及团体机关之间即团体内部发生效力,对团体外部人不产生约束力。……(团体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不应当适用团体法,而应当适用民商事一般法。”[28]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对团体内外部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分,有助于避免团体动辄以违反决议主张外部合同无效以最终危害交易安全。

   在“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诉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司增资纠纷案”中,科创公司通过股东多数决作出“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股东会决议。红日公司和蒋洋二股东对该决议事项投反对票。陈木高与科创公司随后签订《入股协议书》。蒋洋和红日公司诉请法院确认科创公司该股东会决议无效,确认相关《入股协议书》无效,确认其对新增资本优先认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科创公司增资决议涉及新增股份中14.22%和5.81%的部分因分别侵犯了蒋洋和红日公司的优先认缴权而无效,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部分无效,相关《入股协议书》也存在瑕疵,但陈木高作为合同相对方并无审查科创公司意思形成过程的义务,科创公司对外达成协议应受其表示行为的制约。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在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过程存在瑕疵时,只要对外合同行为不存在无效情形,公司就应受其合同行为的约束。[29]该案件确立的裁判规则显示,团体内部决议行为的部分无效并未导致团体以此为基础对外签订的外部合同行为也部分无效,这扩展了《民法总则》第85条后段规定营利法人的决议行为被撤销时,“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的适用范围,从更广义上确立了决议行为被撤销或者无效不当然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也是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和团体法上外观主义原则的体现。

有学者指出:“决议主要调整组织内部关系,不调整组织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30]“纵然按照法律规定团体对外进行某些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以团体决议为基础,即使团体决议不存在或者无效,也不应当影响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除非与团体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第三人事先知晓团体决议不存在或者无效。”[31]笔者认为,并非决议行为的任何效力瑕疵一律不影响团体对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团体外部合同行为须以内部决议行为的授权为前提时,这就将外部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与内部决议行为的存在关联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77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