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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淼: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更新时间:2018-11-30 00:50:41
作者: 谢淼  

   内容提要:在80多年的传播历程中,鲁迅在德语世界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译介和较为深入的阐释,受到越来越多德语读者和汉学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逐渐成为他者视野里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典范。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与他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密切相关,同时又涉及更多的跨文化因素。本文通过考察鲁迅在德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影响、依托的文化载体、经由的汉学途径,试图分析这些因素在译介的潮流、资源、方法尤其是书目选择、文本解读和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相关呈现,并由此思考和探讨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关 键 词:鲁迅  德语世界  译介  阐释  经典化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鲁迅作品的英、法、俄诸种译本便开始在德语地区流传,1935年《孔乙己》德译本的发表①,标志着鲁迅在德传播接受史的正式开端。历经80多年的译介与阐释,鲁迅越来越受到德语读者和汉学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从中国文学域外传播与影响的角度而言,他已成为了他者视野里中国作家的一个典范。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显然与他在汉语世界的声誉密切相关。实际上,集“中国白话文学的开路先锋”“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等头衔于一身的鲁迅,在中国国内的典范意义在其生前就已突显,更不用说在经历了推上“圣人”神坛的崇拜和“回归鲁迅”的真切观照之后,其经典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公认。

   然而,相比于在中国的经典形象的建构与深入,鲁迅在德语地区的传播和经典化,还涉及更多的跨文化因素。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德外交关系是如何影响鲁迅的翻译和研究的?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主要依托哪些载体实现?又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进入到西方的研究系统与读者视野,并且在德语知识界成长为一个审美和认知的代表人物的?本文通过考察鲁迅在德经典化进程中所受到的政治影响、依托的文化载体、经由的汉学途径,试图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材料和思考,也希望通过德语世界的这一个案,为鲁迅在整个世界文学版图中的经典化问题提供一些理路和参照。

   我们常常把鲁迅作品德译本的正式出版看作是他进入德语世界的开端,这个时间节点如上文所述落在了1935年,这一年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翻译的《孔乙己》在《东亚评论》上发表。但事实上,鲁迅作品最早的德文翻译,可以追溯至1928年中国人廖馥君和德国人汉斯·玛尔瑞·卢克斯(Hanns Maria Lux)共同完成的《阿Q正传》,遗憾的是该作未能发表。当然或许可能在更早的时候,鲁迅就已进入德语世界,因为从20年代中期开始,其作品的其他语种译本就已经在德语地区流传,这些译本为德语读者接触鲁迅提供了最初的可能。

   那么是否由此可见,鲁迅及其作品进入德语世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取决于某一个汉学家、翻译者的见识和抉择,取决于某一次公开发表的出版机缘,甚至取决于某一个其他语种鲁迅译本的传播。而实际上,种种偶然之中又包含着些许定数,鲁迅此时在德语地区的流传,已然具备了中国故事域外传播的诸多要件。要件之一当然是鲁迅作品自身的精神穿透力与文学感染力,这是海外对他的作品频繁译介的根本原因,也是对他本人不断解读的持久源泉。要件之二是德国汉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与发展,这为鲁迅德译提供了汉学学科背景和汉语语言支持,从长远来看,更为鲁迅在德语世界的进一步阐释和推广提供了翻译人才和潜在读者。要件之三是这一时期鲁迅及其作品《阿Q正传》的译介热潮与世界影响: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英文版《阿Q正传》出版;同年,敬隐渔翻译的法文版,经由罗曼·罗兰审阅推荐至《欧罗巴杂志》发表,该译文1929年收入《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该书又被转译成英文分别在英国(1930年)和美国(1931年)出版;1929年,瓦西耶夫(中文名王希礼)翻译的俄文版出版并由鲁迅作序……由《阿Q正传》掀起的这股“鲁迅热”为其进入德语区、甚至整个欧洲,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契机。

   廖、卢二人合译《阿Q正传》的年份与这股热潮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有更多动因上的关联。这股热潮所呈现的,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与国际左翼阵营在创作姿态和审美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例如30年代中期,彼此并不相识的鲁迅与德国普罗作家约翰内斯·贝歇尔(J.R.Becher)之间惺惺相惜、遥相感应,相互把对方引介到自己的国家②,这种精神上的互通和政治上的同道,大约是促成当时的欧美文学界译介和研究鲁迅的最大动机。这也就是说,鲁迅最初进入欧洲读者的视野,便与其时的政治风潮密切相关。而上述三个要件中的另外两个——鲁迅文本和德国汉学,同样都具备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欧洲读者而言,鲁迅文本自身特质中原本就包含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倒不一定是拥护某个正确的党派,而是他作为革命者为他的受欺凌的、沉默的同胞代言这种姿态本身”③;而德国专业汉学从其建立之初便与德国的殖民政策关系密切,之后的兴衰荣辱更与政治格局、外交风云休戚相关,汉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当我们回顾20世纪鲁迅在德语世界的传播经历时,更能清楚地感知到政治在其经典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德语地区便流传着上文所提到的《阿Q正传》诸种译本和鲁迅其他作品选集的德译本④,以及普实克等学者对于鲁迅的大力推介和细致解读。可惜的是,这种传播的良好势头,却在政治浩劫中戛然而止,纳粹上台后的极权统治和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德语汉学界译介鲁迅的中坚力量或去世、或被流放,即使留居故土的,也被迫中断了相关工作。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几年,译介鲁迅的工作才又重新开始,《风波》《祝福》和《故乡》等作品德译本相继出版⑤。然而,战争之后的民族分裂,又让鲁迅在归属不同政治阵营的两德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在50年代东德与中国的外交亲密期,鲁迅是最为政治正确的中国作家,在汉学界和知识界都颇受瞩目和青睐,《阿Q正传》《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的部分篇章以及一些杂文都被译成了德文⑥,以单行本或选集的形式在东德地区流传,介绍和研究鲁迅的报刊文章和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而同一时期,在反共思潮笼罩之下的西德,鲁迅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鲁迅作品集⑦,尽管装帧考究但却销路不畅,西德读者的冷淡态度与东德文坛的热烈反响形成巨大反差。进入60年代之后,鲁迅在两德的接受发生了倒置。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紧随苏联的东德也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实行冰冻,相关译著和论文都难以公开发表,鲁迅在东德的传播从此进入漫长的休眠期。而在西德,1968年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使得西德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鲁迅,伴随着对于理想化中国的想象和对中国政治兴趣的增长,鲁迅一跃成为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其反思意识和独立精神受到了关注和推崇。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鲁迅传播与接受,是这般戏剧性地摆荡在高潮与低谷之间,然而,迥然相异的氛围之下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本质,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鲁迅及其作品总是被人们政治化解读。鲁迅明明更多地是一个文人、作家、思想家,却常常以“革命”“左翼”“激进”的形象呈现在德语读者面前,尤其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他更像某种政治象征,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个政治漩涡,他的其他方面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德语世界对于鲁迅政治性的这种偏执,按照葛林(Tilemann Grimm)的观点——此观点大约也代表了“冷战”时期西方知识界的一般看法,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文学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权力的镜子”,所以“了解他(鲁迅)作为文人是怎样和政治纠缠,政治又是如何对待作为文人的他”⑧,必然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这种倾向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减弱,随着中德邦交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封闭良久的古老中国从此被打开缝隙,特殊的历史语境造就了中国文学在德语地区被译介得最为频繁、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一段时光。德语地区的鲁迅研究也开始回归文艺审美,回归作品本身,转向对于鲁迅创作与欧洲文学的关系、作品中的抒情因素与美学结构、以及反讽和象征等手法技巧的解读,鲁迅也更多地被看作文学家和艺术家加以探讨。

   政治施加于鲁迅经典化进程的影响,除了体现为传播历程与时代潮流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之外,更体现在译文篇目选择、文本解读标准、鲁迅形象建构等方面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接受的高潮期,政治风向对鲁迅译介影响最明显的体现,一是“冷战”期间“神圣化鲁迅”策略,二是“冷战”之后的“回归鲁迅”倾向。50年代东德建国之初对于鲁迅的翻译多以小说、尤其是反映中国人生存境况的小说为主,研究者的阐释则强调突出鲁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斗争精神,鲁迅作为革命的“民主战士”“政治作家”形象逐渐得以确立⑨。1968年大学生抗议运动爆发后的西德则以翻译鲁迅杂文为主,评论者侧重展示其不蒙蔽于表象的反思意识和不屈服于权力的独立精神,鲁迅也以激进的、先锋的“精神领袖”“青年导师”形象获得读者追崇⑩。到了80年代开放解禁之后,鲁迅作品被大量重译、重版,他的诗歌、散文、书信等先前不被译者重视的文字都逐渐得到翻译,学者们的研究从原本单一的“革命视角”转向其他视角,知识界也逐渐展开对鲁迅的全面解读,并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更完整、更生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典范的形象(11)。

   在接受的低谷期,政治对鲁迅传播的影响则常常直接体现为敌视或禁毁。这种影响有时是整体的,如鲁迅作品集《漫长的旅途》在西德遭受冷遇是50年代资本主义反共思潮的一种反映,而东德鲁迅研究专家葛柳南(Fritz Grunner)和伊玛·彼特斯(Irma Peters)撰写于50年代的博士论文,后来却因为东德与中国的外交决裂而未能公开发表,则是60年代中苏反目、波及东德的一种政治牺牲。政治影响有时又是局部的,在鲁迅研究的不同时段、不同区位、不同侧面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鲁迅生平的每个阶段都被研究得非常透彻,另一方面,他的传记里却还总是有一些禁区……有的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集非常畅销,有的‘内部资料’却只有少数人看到”(12),这或许也是鲁迅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性的作家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必然经历。

   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中,遭遇了纳粹统治、战争侵袭、两德分裂与民族统一等种种政治事件,不同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德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的跌宕起伏。在这些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鲁迅及其作品主要是通过哪些文化载体进入到西方的研究系统与读者视野的?不同的文化载体之间是何种关系、又分别对鲁迅的经典化进程产生了哪些不同的作用?

   推动鲁迅在德传播的文化载体首推大学,尤其是大学的汉学学科,这一由教师(常常也是学者或译者)、学生、图书馆、汉学期刊等构成的专业读者体系。他们主要通过学术研究和课程传授来实践对鲁迅的传播与接受。经由前者,前沿的资料得以收集和整理,创新的观点得以研讨和呈现,而经由后者,原本很少受到关注的鲁迅作品,藉由教材和课堂构成了一种固定的学科知识与传承模式,对后辈读者的引导与训练也因此得以展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学术研究作为一项更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课程设置和教材编撰的探索先锋,课堂传授反过来也会影响下一个阶段的鲁迅研究,甚至很多学术成果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课程教学长年耕耘的厚积薄发。

以德语世界里两篇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一篇是1939年王澄如在波恩大学完成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1940年出版)(13),一篇是荷兰人拉斯特撰写的《鲁迅——诗人与偶像:一篇探讨新中国思想史的论文》(1959年出版)(14),都集中体现了大学在鲁迅经典化历程中的文化载体功能。王澄如的论文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专论鲁迅的博士论文,尽管当时反响平平,但文中对于鲁迅的人格解读、个性评判和形象塑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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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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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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