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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淼: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更新时间:2018-11-30 00:50:41
作者: 谢淼  
给予了德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的鲁迅研究以广泛的滋养。而拉斯特的论文作为战后德国第一本鲁迅研究专著,主要探讨了中国对鲁迅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此文一方面接续了德语地区王澄如之后中断了近20年的鲁迅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一条力图区别于以往批评家的“去共产主义化”的研究路径。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论文完成的时间:王澄如文的发表与“二战”的发动恰是同年,亦即纳粹独裁统治极为猖狂、鲁迅在德传播陷入低潮的时期,而拉斯特文撰稿的1955年到1957年,也正值冷战氛围最为浓重、鲁迅作为共产中国的文化偶像在西德最受冷落的阶段。可见,这两部论文不仅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逆运而生的作品,它们的发表,似与前文对于传播中政治影响和权力干预的强调构成了悖论。那么,它们的诞生有什么别的条件支撑呢?

   当我们回溯汉学学科在德国的诞生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学汉学系里的讲授情况时,便可知道这两部论文的出现并非意外。从1909年汉学在德国兴起,到二三十年代又有五所大学相继开办汉学系,汉学学科逐渐在德国大学建制内扎根(15)。这一时期波恩大学汉学系主要开设以汉语和中国文化史为重点的研究课程,负责人石密德教授(Erich Schmitt)正是王澄如的导师,此时他的学术兴趣从中国思想、民俗逐渐转向了语言学和中国短篇小说翻译。现代作家研究原本并不属于汉学的传统范畴,或许正是石密德的翻译经历,以及鲁迅在中西文坛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使得王澄如的选题获得了导师的认可与支持。因此,王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时期德国汉学学科建设与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个案呈现。拉斯特的论文成文于50年代,而在此之前,也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四五十年代,西德多所大学先后恢复了汉学系。拉斯特的论文指导老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是德国汉学元老福兰阁之子,而他所领导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在当时西德的汉学研究机构中是最为关注中国当代的,这一学术传统甚至延续至今。因此,拉斯特的鲁迅研究论文,从其教育背景和师承渊源而言,恰恰是德国汉学发展、战后学科恢复、机构学术偏好等多方因素合力下的一种综合展现。

   由此可见,尽管汉学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但在传播实践中又常常会显示出某种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中文的语言屏障和中国的陌生形象,使得鲁迅在德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体系的翻译与研究,汉学学科的兴衰沉浮也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经典化进程。

   经典的建构,除了依托学术精英的探索和教育机构的承续之外,也离不开普通读者的接受与反响,后者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标志着鲁迅在德语区的影响程度。传媒体系因其对于普通读者阅读选择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成为鲁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传媒机构借助媒体工具的自身优势,如报刊文字的通俗性、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剧场表演的现场性、图像展览的丰富性等等,对鲁迅做出深入人心的介绍和解读,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从精深晦涩的学院论文推向了鲜活生动的民众日常。

   传媒对于鲁迅的引介推广,不可避免地深受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显示出与时代潮流的一致与同流——这一趋势更多地体现在传播的兴盛时期。比如30年代初,追随着欧洲译介鲁迅的小热潮,《东亚评论》等杂志便陆续刊载了《孔乙己》《伤逝》《示众》等作品的德译文。50年代,鲁迅成为东德最炙手可热的中国作家时,相关的译作和研究文章常常见诸报端,座谈、演讲和纪念活动等也频繁举行。60年代末,在大学生抗议运动对共产中国满怀幻想与憧憬的思潮影响下,西德颇受年轻读者欢迎的刊物《时刻表》(Kursbuch)即刊登了鲁迅慷慨激进的多篇杂文,鲁迅也因此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追捧。1973年鲁迅杂文集德译本《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后记,成为一段时间西德广播电台节目的蓝本,译者布赫在后记中对于鲁迅的解读,也通过广播,对于读者和听众接触鲁迅与入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很大影响。而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热中,鲁迅再次得到重视,那些不懂汉语、却深具社会影响力的德语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报刊文章,如著名女作家卡雷娜·尼霍夫(Karena Niehoff)论述鲁迅与德语文学渊源关系的长文,《时代报》编辑卡尔·海因茨·杨森(Karl-Heinz Jansen)关于鲁迅对木刻艺术的热爱与推崇的介绍,先后在全德各大城市举行的鲁迅展览会、以及展览集册《鲁迅同代人》所塑造的更为全面的鲁迅形象……对于普通读者认识和理解鲁迅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传媒对于鲁迅的引介推广,也因媒体表达的相对自由,有可能对国家意志实现一定程度的超逸,表现出对于时代潮流的逆反与互补——这种倾向常常发生在传播的低谷时期。例如在西德与中国外交隔绝冰冻的四五十年代,在中国文学尤其是左翼作家遭受冷遇的大环境下,维也纳著名作家、记者兼出版商约瑟夫·卡尔姆(Joseph Kalmer),竟有勇气编译出版《祝福》(1948)、《漫长的旅途》(1955)等鲁迅小说集。这些译本在冷战局势下,注定难逃“无人问津”的命运,但它们的出现恰恰表明,即使在鲁迅传播的低潮期,传媒体系仍然在努力从政治高压的缝隙中捕捉契机,与时代潮流构成某种互补。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在东德与中国尚未恢复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管束仍然严格的80年代初,东德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根据鲁迅小说改编创作的剧本《阿Q正传》(16),在东柏林德意志剧院连演数场,反响热烈。这个充满讽刺和隐喻的阿Q故事不仅在当时的东德文化界风靡一时,其影响还延及西德和西欧其他国家,该剧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纽伦堡等地上演。《阿Q正传》走进剧场,不仅成为助力鲁迅在德影响从书本走向大众、从学院走向民间的重要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对接踵而来的80年代鲁迅传播高潮的某种酝酿与预演。

   大学和传媒这两个体系既独立运行,又彼此关联。经由这两大文化载体的接受和传播,一方面构建了一个以学院精英为主的专业读者圈,一方面又将原本局限于狭隘群体的鲁迅作品和鲁迅资料,以及那些很有可能流逝在时间长河中的鲁迅研究和鲁迅影响,扩散和延续至更为广泛的普通读者圈之中,促进了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中心之一,德国向来以其精神传统自傲,在面对中国文学对象时往往难免西方中心主义的成见。那么,鲁迅究竟是通过哪些方式进入到德语读者的阅读视野的?又如何在德语世界里成长为一个审美和认知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鲁迅在德所产生的影响、所激发的互动,还涉及一系列前后相继、逐渐深化、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的汉学途径。

   翻译是最基础的汉学途径。鲁迅的主要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书信等,大多数都已经以单行本或选译集的形式被译成德文并出版。由顾彬(Wolfgang Kubin)组织翻译的《鲁迅全集》(1994年瑞士出版),更是迄今为止德语地区最全面、最完整的鲁迅选集。在这众多或系统、或零散、或官方、或民间的德译活动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译者身份。早期的鲁迅作品德译大多由德国人独立完成,与其英法译本常常有中国人参与翻译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这些德译者里,既有精通中文的汉学学者,也有完全不懂汉语的作家、记者和出版商,他们主要将鲁迅作品的英法译文转译成德文。译者身份的多样化,既是德语地区汉语人才稀缺的一个缩影,也是德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轻蔑姿态下的一种折衷,因为在以古典研究为正宗的汉学界,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还停留在对西方的摹仿阶段,不值一提。从《阿Q正传》译者之一的乌利希·乌格尔(UlrichUnger),在翻译该文时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名,只肯以笔名理查德·荣格(Richard Jung)示人,也可见一斑。译者身份的多样化也使得鲁迅的早期德译对于汉学学科的依赖不是那么强烈,非汉学译者在翻译的文本选择上更看重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因素,更讲究文学性而非学术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语种翻译情况的影响。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译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鲁迅德译历程中,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几部鲁迅小说译作以及图文并茂的鲁迅介绍,为德语世界的鲁迅传播提供了资料的便利和观点的参照(17)。在西德影响甚广的鲁迅杂文集《论雷峰塔的倒掉》(1973),更是其译者布赫(H·C·Buchs)和王迈(Mong May)根据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英文版本转译成德文的。

   二是漏译误译。译者身份的多样化也导致其翻译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参差不齐,频繁出现在译本中的漏译误译就是后果之一。尽管关于文学作品“正确而完美”的翻译或许本身就不存在,但是明显的漏译误译显然会损害读者对于鲁迅创作的准确把握。当然,一些翻译失误的出现,不仅与译者素质有关,也与鲁迅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和语言的多义所造成的翻译难度有关,所以即使专业汉学学者的翻译,也难免常有瑕疵。仅以《呐喊〈自序〉》前两句的德文翻译为例,鲁迅的中文原文如下: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8)

   约瑟夫·卡尔姆和约翰娜·赫兹费尔特(Johanna Herzfeld)对这两句话的翻译都存在纰漏,这一点顾彬在《鲁迅全集》后记中曾经论及(19)。两个德文版本的翻译失误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对词汇理解的错误,例如赫兹菲尔特把文中的“曾经”翻译成“已经”(schon),把“时光”翻译成“依稀的光亮”(lichte Helle),卡尔姆则把“偏”译成了“遗憾”(leid);二是由于对上下文理解的错误,例如卡尔姆把“后来”翻译成了“现在”(nun),而鲁迅这个“后来”的本意并非当下,而是指从日本回国之后那段“不免使人寂寞”的时光;三是由于对原文内涵理解的缺失,两个版本的译文都没有体现第一句当中的“也”字,译者大概并没能领悟到鲁迅在使用“也”字时那种对于过去与现在、热情与失望的强烈情感,因此翻译时也就轻易地忽略了这一重要副词(20)。

   误译漏译过多也是鲁迅作品被不断重译的原因之一,时间相对靠后的翻译版本总是试图避免之前版本的错漏,当然也常常被之后的版本纠正和超越。即使水准较高的译文,同样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遗憾。重译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冷战”期间东西两德的冷冻隔绝,于是同一时期同一部鲁迅作品便常常在两德各有一个版本。这是特殊历史时期两德互不通信、各自发展导致资源封闭和重复建设的一个明证,当然,对于两个版本译文的翻译方式、细节取舍、价值倾向的比较,也为我们了解两德迥然相异的政治立场和翻译路数提供了一个蓝本。

鲁迅传播与经典化的另一个汉学途径是引介。引介常常是翻译的延伸与补充。例如附在译本前后的《序言》和《后记》,通过介绍作家的生命历程、创作背景和文本内涵,为读者提供一个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路径。以顾彬早年的阅读体验而言(21),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这些延伸表述和补充阅读,德语读者才得以走进那原本就有些曲折难懂、译成德文后更显诘屈聱牙的鲁迅作品。这些《序言》和《后记》同时也成为某种时代见证。例如50年代初的鲁迅选集《来自中国的小说》所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撰写的《论鲁迅》,1954年东德出版的《阿Q正传》所附中国作家冯雪峰的《论〈阿Q正传〉》,均呈现了五六十年代德国视野所侧重的鲁迅与革命的亲密关系。而到了1973年出版的鲁迅杂文集,其《后记》则直接质疑了之前流行甚广的“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提出鲁迅与莱辛、布莱希特等人有更多共通处;1982年西德出版的《阿Q正传》译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则在后记中提出阿Q不仅象征着一个阶级,更是一种普遍性格,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顾彬则认为“其他文化里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具有他(阿Q)的‘精神胜利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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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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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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