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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神权民主”与“新国家主义”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

更新时间:2018-11-30 00:38:09
作者: 李向平  
即强调“宗教是由‘儿子们’创立的,他们是某个民族或社会缔造者的继承人”。(27)以父子关系的神圣性呈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父子神圣的关系建构的排他性,很容易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之间解构最强大的链接。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主义群体,以及中国儒学复兴中的皇汉民族主义价值观念等等,它们大多超越了地域政治的限制,试图弥补“后威斯特划利亚建构”过程中的神圣性,同时也试图纠正威斯特划利亚体系中的世俗国家特征,还原国际政治中的神圣性。

   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研究,当代日益增多的“宗教暴力”产生于当时阿拉伯国家人民对“神权民主”要求的兴起,即在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土的威权世俗政府”和要求民主的过程中而产生的。而这里的所谓“神权民主”,正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承诺的。它们可以被理解为:伊斯兰信仰在人民中的力量、所提供的那种规范性团结和诚信,在那个时期让积极分子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用宗教动员人民来获取一个廉洁的制度并实现发展。比如,当代宗教暴力主要产生于神权民主的要求即由“我们,宗教人民”统治的政治统治。这就把19、20世纪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成一个宗教版的民粹宗教统治,一个“受神指引的民主政府”。(28)

   正是宗教信仰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以民粹宗教为核心的新民粹主义。就此而言,民粹主义一旦与宗教遭遇,几乎就如同人民和上帝的整合,在这个时候,“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29)这几乎可以被视为当下国际政治中神权民主、民粹宗教、新国家主义的宣言。

   民粹宗教的复兴及其对固有民族国家及其地缘界限的超越,虽然不一定能够象征着“整个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30)但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反精英主义、排外主义、底层反智主义,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贫富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成新型的宗教民粹主义浪潮,似能把传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甩在一边。

  

二、民众神圣与国家神圣的双重建构


   以神权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民粹宗教”,即能赋予民众的行动与诉求以最大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能够高于其他民族甚至是其他国家及其政治原则,它们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1)重拾不容置疑的承认;(2)坚定信仰真理的极权式直接性;(3)妖魔化信奉其他信仰的信仰者与无信仰者;(4)跨国网络与运作。”(31)

   (一)民众神圣的社会学定义方式

   从历史上看,这种民众神圣概念及其信仰传统的形成源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至上神的崇拜与崇拜方式,历史地构成了这种国家神圣、民众神圣“超社会”的神圣类型,此后,这种概念与信仰方式几乎就成了民粹宗教的核心信仰。民粹主义通常表现出的人民崇拜或平民崇拜特征,主张平民利益至上、平民权力无限;反代议制、反等级秩序、反精英、反智主义的立场;依附于政治强人或皈依卡理斯玛型权威,简单化地解决问题方式,具有“乌合之众”心理和遵循“群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的行为方式,(32)多与此民众神圣的概念与宗教实践方式紧密相关。这种神圣信奉方式,促使民粹主义中那种简单遵循平民数量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呈正比的思维惯性,公意和众意的混淆,虽然反精英,但离不开宗教精英、强人政治的领导与崇拜等等。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体系中的神圣、神圣关系、神圣信仰对象,是如何定义、如何建构为文明制度的价值源头的?众所周知的各个宗教信仰体系中有关神圣构成的概念结构,即是理解基督宗教文明、儒教佛道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等问题的重要线索。依据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讨论,各文明体系中民众所崇拜的“神祇”或“神圣”对象,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深层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众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神圣问题不仅是宗教社会学理论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文明体系中神圣关系与国家权力、社会秩序的源头。

   (二)超社会神圣与新民粹主义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有关“社会即神圣”的观念,曾受到学界的一些批评。但涂尔干有关宗教与社会的学术贡献恰恰在于,他并不是从固有宗教中推导出神圣者,而是相反,将宗教设想为神圣者制度化的尝试。“至上者”这个概念也不是从宗教概念中推导出来,而是被视作宗教的根本性的概念。(33)涂尔干在宗教定义中淡化了对超自然、神或神灵的强调,他对宗教的著名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34)涂尔干强调宗教与社会双重建构,很显然地弱化超自然在宗教信仰结构中的重要性,但却强调超社会神圣的重要性。这就为民众神圣与国家神圣如何双重建构提供了一个经典社会学的讨论路径。

   与涂尔干不一样,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将宗教定义为“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换一种说法,宗教是用神圣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其“神圣”概念来源于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和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将“神圣”置于其对立面“世俗”与“混沌”之中。所谓世俗即缺乏神圣性,混沌则是与神圣相对立的更深层次,意味着混乱和失序。所以,“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力量之性质,神圣者被认为是从日常生活的规范习惯中‘突出来的’,是某种超常的、有潜在危险的东西”;(35)同时,宗教所建构的神圣的宇宙秩序,则为人们提供了抵御极度混乱之恐怖的终极保护物。(36)因此,在伯格关于宗教定义中,关于宗教本质的判断,就集中在“神圣”与“超自然”两个核心概念中。

   伯格曾经把“神圣”等同于“超自然”。正是“超自然”的神圣崇拜表明了宗教的基本范畴,“……超越了我们日常体验所揭示的实在”。(37)在超自然与神圣的关系层面,伯格主张“超自然”对“神圣”的优先性。它意味着不可思议、神秘,以及完全不同于所知经验的东西。而“神圣”是在对“超自然”体验的特殊情况内遇到的,但并非所有超自然的实在都具有神圣性。神圣性具有“救赎”维度,从而将自身从“超自然”中分离出来。所以,伯格反对涂尔干的功能性宗教定义。他批评涂尔干把宗教简化为另一种社会体制,在定义中剥去了对“他者”(otherness)的感知。因此,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定义创造了一种网罗太多对象的“定义之网”(definitional net),有可能把诸如民族主义、革命信仰或贵族气质等意义复合体也包含进宗教中来;宗教的彼岸神秘性被功能主义严重破坏了。(38)另外,现代社会变迁与科学技术发展,使“取代上帝的现代科学消除了障碍(对自由的限制),它也带来空白”。(39)作为时代变迁的结果,民粹宗教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超自然的信仰历来就主宰了人们对神圣的理解,通过教会统治与国家神权能够提供其强大的制度支持。这意味着超自然的体验对宗教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神圣是超自然实在中的现象。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是“超自然”的“神圣性”领域的扩张,如科学、国家、革命运动等世俗性实体神圣性的扩张,可说是宗教“世俗化”的特征。(40)由此观之,“现代国家所有重要的概念,无一例外的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41)在神圣社会学的研究看来,此所谓“世俗”的特征或神学概念就是世俗中的神圣、宗教之外的神圣,比如,国家、民族、道德成为神圣的崇拜对象。恰好就是这种世俗化特征或神学概念,它启发着在人类文明体系之中,除超自然的宗教崇拜外,还有一种如涂尔干揭示的社会即神圣的崇拜与信仰方式,这就是超自然的宗教神圣与超社会的国家、民族神圣、民众神圣等具体体现。

   民粹宗教便是这样一种超社会的神圣信仰方式。它们总是会倾向于一种总体神圣的设想或制度控制,以至于能够形成政治生活中一种特殊的宗教特征。一方面,在当代社会中,人们深受科学的影响,大多已经脱离了超自然的宗教。而此时,政治上的半神们正以新形式展现自己,去集合他们周围的跟从者并动员人民大众。……民众不可能生存在无神的空旷天际下;(42)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半神”的概念,其意义就是集中于以国家政治的形式、超社会的神圣实践,如同当今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政治现象,试图以动员大众的方式进行权力统治那样,始终还存在着一种民粹宗教的冲动,试图把政治半神建构为像超自然的神圣那样,不但神圣,而且成为信仰对象,以充分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及其目的。民粹宗教恰好就在这个层面上,以其超自然的神圣激活民族国家中政治半神的活力,并且予以制度层面的基本整合。这就是民粹宗教中“半神式”的政治权力与大众社会中民粹主义宗教得以整合的基础所在。

   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在思想上萌芽于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民主政治”,实践发展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想”,(43)其实质是在推翻固有制度性宗教神圣的同时,另外建构出来的一种超社会的神圣崇拜系统,能够把国家、民族、民众打造为一种神圣崇拜对象。

   对此民粹宗教,“罗伯斯比尔第一个认识到它们是重建一个民族的有效方法”。因为它们据说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实体上,如自然、历史、祖国、工业,等等,认为这些实体在客观上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我们认为,这些实体凭借其与价值(如自由、公正、革命等等)或区域(如法国、工人等等)的联系,基本上能够鼓动人类,(44)给民众划定范围,为国家政治提供意志与价值的一致性,能够团结一致。

   (三)国家、民众皆可为神

   这种民粹宗教的“神圣也可以围绕着非超越的事物,例如国家和宗族”,(45)能够把民族国家视为超验宗教那样的信仰对象,为其信仰者与实践者提供一种物质世界的概念,解释宇宙的起源并预测未来,同时,也以社会世界为核心,解释社会(民族、种族、阶级等)的起源,仔细地描述它实现其完美的,可能也是永恒的境界之前将经历的各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民粹宗教”能够“……提出一种社会世界的概念,并且把个人和集体视为一体”。(46)由此就能理解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说的,国际政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群氓时代;“政治乃是被复兴的宗教”,(47)国家政治及其半神式的政治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成了这种民粹宗教的基本载体。在此基础上,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民粹宗教信仰体系,也就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动员模式。比如,美国底层社会的民粹主义便是作为代议制政治、两党政治的反应物,装饰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48)而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中,也是因为“中国”曾经是一种神性存在,(49)这种国家特征也很容易促成民众神圣的建构。

   在宗教世俗化倾向日益膨胀的当代国际社会,这种具有超社会神圣崇拜特征的民粹宗教,对以往国家提倡的世俗主义尤其具有抵抗作用。在此基础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50)至于拥有“天房情结”的伊斯兰教深受“乌玛”同质型社会的影响,促使伊斯兰教传统得以获得最大保护。国家仅是其中的乌玛之一;其族群界限对内可以强化穆斯林对乌玛的认同,对外可以区隔异教徒与所有违反主道的“哈拉姆”观念与行为。(51)

如同基辛格所言,上述这些民粹宗教现象,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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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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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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