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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

——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1-28 01:16:15
作者: 李里峰  
相反,这场运动应该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目标。(33)

   事实上,从此时开始直到两年后停刊,几乎每一期《向导》都有关于“五卅”事件直接或间接的评论,“五卅”已成为贯彻国民革命始终的一个象征符号。1926年“五卅”周年、1927年“五卅”两周年之际,《向导》都推出纪念特刊,回顾事件经过并号召国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抗争。(34)

   “五卅”惨案本是在纪念“五七”国耻的背景下发生的,两大国耻交叠累积,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国主义热潮。中国共产党利用“五卅”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帝运动,又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形象。所以不难想象,中共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促使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迅速扩大、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迅速巩固,造成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普遍全国,而且是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运动”,(35)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国民革命——的开端。(36)

   “九七”“五七”/“五九”“五卅”纪念之外,《向导》周刊还不定期开设“外患日志”专栏,介绍近期列强侵凌、侮辱中国之事件。(37)每有列强屠杀中国民众等情形发生,周刊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并以“国耻”之名号召民众奋起抗争。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在四川万县江岸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炮轰县城人口稠密地区,致使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38)惨案发生后,中共迅速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组织大规模的抗英示威游行。同时在《向导》发表《告民众书》,严厉谴责北伐以来英军的多次暴力挑衅,号召民众动员起来“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英的五卅运动”,这样“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39)

   1926年,瞿秋白撰文回顾过去十年间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发现五月是国耻和革命纪念日最集中的月份,称之为“革命的五月”:“五一”是“国际总同盟罢工以检阅世界无产阶级军力而(向)世界资产阶级示威”的纪念日,“五四”是“中国革命的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五五”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五七”和“五九”是日本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的国耻纪念日,“五卅”则是列强暴行促成“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纪念日。(40)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耻话语对于革命动员的重要意义。

  

三、国耻之根源:“敌”与“友”的谱系


   甲午战争和“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朝野的国耻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逐渐高涨。不过中共建党之初,并未提出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共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称,“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而没有提及收回主权、民族独立之类的主张。(41)但是没过多久,党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对于民众动员的重要性。1922年6月,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把国内“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作为主要讨伐对象,但论述的出发点已经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42)随后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明确将“打倒军阀”以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民族独立,列为最重要的两项奋斗目标。(43)一年后召开中共三大,再次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口号。(44)自此,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形象被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甚至逐渐超过了反对军阀。1923年11月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以“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为依据指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压倒军阀。”(45)

   《向导》创刊于1922年9月,时距中共二大召开不过两月。创刊号“本报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乃是“统一与和平”,然而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压迫,致使“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唯有“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方有望实现统一与和平。(46)在每周一期的世界大势之观察、时政要闻之评论中,《向导》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敌人与朋友的谱系,揭示出国耻的根源之所在,进而为洗雪国耻指明了方向。

   从“九七”“五七”到“五卅”,历次国耻无不来源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屠杀,这些国家无疑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和国民革命的敌人。敌国的名单和等级,既与它们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程度直接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在阶级框架中对国际秩序的想象。

   考察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一般都把英、日、美、法等国视为中国革命主要的外部敌人,尤其把英国和日本当作“头号敌人”,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主权破坏尤甚,对国人情感的刺激也最为强烈。据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辞典》,在被国人纪念的26个“国耻日”中,有15个与英国有关,7个与日本有关。(47)对中国人“国耻”意识之形成和传播至关重要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二十一条”事件和“五卅”惨案,也正是由日、英两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和法国也是欺压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还因压迫国内的工人罢工而被称作“反革命的国家”,(48)但美、法两国很少直接制造屠杀事件而激起国人义愤,所以通常被视为次要的敌对国家。

   日本是中国近邻,对中国侵略之深、危害之巨在其他各国之上,也是“二十一条”事件的始作俑者。《向导》刊文指出,作为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着凶暴的形态而以军阀主义为后盾”,因为它刚刚发生便遇到了欧美列强经济势力的竞争,加之国土很小,资源匮乏,便不得不向外侵略,其矛头所指首先就是中国。(49)中国是“日本货物的惟一销场,煤铁的来源地,战时的后路粮台”,停止侵略中国无异于“宣告日本资本主义的死刑”,所以它对中国“非继续侵略不可”。(50)英国是资历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隐然为列强之首,侵略中国的历史最久,也是“五卅”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被陈独秀称为“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51)美国在欧战后渐成世界经济的霸主,要寻找商品销售场所和资本经营地,但是殖民地早已被英、日、法等国瓜分,只剩下中国是“可以供他们自由发展和自由争夺的地盘”,所以美国“非出全力争得中国市场不可”。(52)法国曾多次和英国一道侵略中国,20年代又在金佛朗案(要求中国以金佛朗偿付对法庚子赔款)、拒绝如期归还胶州湾、拒绝召开关税会议和提高关税、干涉中俄交涉等问题上损害了中国权益。(53)

   这些国家屡屡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是中国国耻的直接根源,也是民族解放必须要打倒的外部敌人。1924年“五七”国耻九周年之际,《向导》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所声讨的对象首推日本,其次为英、美、法三国。文中称,自华盛顿会议以来,已由日本“单独压迫我们”变成了四国“公同压迫我们的新局面”。(54)“五卅”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称英国为“帝国主义之王”,日本追随英国以“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是中国国民运动“眼前的死敌”。美国虽不完全赞成英国的政策,但为了维持帝国主义在华的整体利益及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也“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55)

   相比之下,德国、奥地利、俄国等虽也曾是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对“九七”国耻负有直接责任,但它们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打败,变成了“非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之策略也已变为“和平通商”,跟“剥削践踏”中国人的英美法日等国完全不同。因此,中国不应该再视它们为敌人。(56)

   《向导》创办不久,蔡和森对国际局势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和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长期“陷于帝国主义四面掠夺宰割的重围中”,但是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国际情形发生了“绝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为根本取消掠夺制度的工农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变成为协约国的被征服者”,使被压迫民族有了“超脱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大民族以图独立自决之可能”。对中国来说,就是要“一致拥护中德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57)在这里,昔日的敌人德意志和俄罗斯,已被归入“非帝国主义”甚至“反帝国主义”的阵营,成了中国革命可能的朋友。《向导》上的国际时事评论,往往对一战中的战败国持同情态度,认为它们和中国一样遭到英、美、法等国的蹂躏,(58)甚至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分裂德意志的阴谋”加以谴责。(59)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苏俄是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付诸实践的成功先驱,是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十月革命爆发不久,苏维埃政府即宣布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特权,并在一系列秘密磋商之后,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及相关外交文书。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旧俄在华特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与列强顽固维持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60)不难想见,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情感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把苏俄视为中国革命最真实、最强大的朋友。中共二大称,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并号召中国工人和被压迫群众“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61)《向导》刊载的评论文章,总是把苏俄与昔日侵略中国的旧俄区别开来,强调苏俄对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扶持、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62)陈独秀写道:“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正是国内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解放良性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革命必须效法的榜样。(63)

   至于土耳其、印度、朝鲜等“东方弱小民族”,和中国一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理当与之同仇敌忾,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共同战斗。一篇文章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时,便列举“业已发生激急的革命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包括爱尔兰、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宾、朝鲜、安南等。(64)

值得注意的是,最为中共领导人津津乐道并引为同道的国家,是在一战失败和帝国瓦解后取得革命成功而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在1922年击败英国和希腊军队,恢复了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也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苏丹制,成立了共和国。《向导》高度称赞这一成就,称土耳其的胜利“不是回教徒打败基督教徒的胜利,也不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胜利,更不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胜利”,而是“被压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的胜利”。(65)在分析国内政局时,也时常以土耳其为参照和榜样,期待中国国民党能像土耳其国民党一样真正代表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中国革命家能像基玛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一样率领国人取得革命的胜利。(66)在号召国人反抗外国侵略、打倒北洋军阀时,仍以土耳其为例证:“土耳其国民党若不先反抗英国与希腊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如中国北京政府),怎能管理土耳其?”(67)《向导》也时常关注印度、蒙古、朝鲜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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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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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版)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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